三、突发危机事件噪音的行动者网络协同治理

虽然突发危机事件噪音在大数据环境下能够发挥强大的正功能，但全球一体化使得熵值越来越大。随着自然与社会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雾霾、重金属等环境污染事件及社会转型中的各种矛盾冲突升级，而大数据信息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及传播自由度的不断提高，突发事件爆发后的噪音越来越多，越来越混乱，讯噪比越来越小并呈非线性加速，使得危机的破坏性越来越大。突发事件大数据的生成，意味着风险应对是一种基于动态情势而非静态状况的研判，意味着从杂乱繁多的噪音里挖掘出危机真相越来越难。因此，突发事件噪音不仅需要治理，而且亟需转变传统的“监管”方式，寻找大数据时代的治理方式。

大数据时代，每个群体、每个人，都能通过自媒体表达利益诉求获得一定话语权，在网络传播中都可以作为一个节点与其他节点平等地互动、共享；企业通过大数据时代的开放性、渗透性、公共性获得数据资源和各种市场资源；国家也可在各类媒体平台上直接与群众互动、协商讨论国家大事。社会、市场、国家三者的力量发生微妙变化。运用“大数据”技术、调动各类行动者的能动性、发挥市场无形的手，形成多元共治、多个中心的宏观治理结构或者形成碎片化的微空间微主体的自组织结构，成为大数据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向。

对于突发危机事件的事实态噪音治理，关键在于预警。“大数据”的一个核心功能就是“预测”，运用相关关系通过识别有用的关联物也就是通过两个数据值之间的数理关系找到关联物，来分析一个现象，而不是通过揭示其内部的运作机制。一个群体或者个体、一种现象或者事物，不是突然就爆发危机而是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积累过程，尽早识别异常情况，预测未来。这时的噪音可能是干扰事实主要矛盾掩盖异常的征兆。要感知这些征兆信息进行预警，前提是建构完善的社会感知网络，通过各种传感器实时觉察熵增现象。

如果危机不能在预警期化解，那么突发事件系统的熵还会增加。通过“大数据”自身数据分析找出真相，消除不确定性，是当前突发危机事件噪音治理的一个挑战。在不同格式的、不同基础设施的、不同数据库的、不同架构的需要快速整合与探索的数据集进行共享的时候瓶颈产生，即一个公司对于数据及其域的理解怎样有效转化为另一个公司所要求的数据[[xxi]]。因此，突发事件的数据态噪音治理，包括数据收集、数据整理、数据分析、数据挖掘、数据控制、数据传播等环节，主要是指从大量噪音里挖掘出危机走势寻找决策方案。由于危机的突发性如果不能及时研判事件的发展，信息态噪音会急剧扩散，熵值趋于最大化。

所谓信息态噪音，是大众传媒、社会化媒体及其它渠道整合传播突发危机事件未经证实的流言、谣言、虚假信息等，甚至包括煽动性、攻击性噪音。如果是单一信源，那信息熵也单一，发布权威信息即可制止噪音。然而大数据时代的突发危机事件信源往往呈现多元多面，而且基于人工智能的各种终端会生产更多的信源，导致突发事件噪音信息持续发酵，自然系统的物理熵和社会系统的信息熵达到最大值。这个时期的噪音治理既需要“大数据”对于意见领袖的精准定位又需要“大数据”对于噪音导向的预测把握。重大突发危机事件在噪音扩散期，管理组织往往陷入“危机迷情”。因此，通过物联网、智联网等建构的人工智能管理系统，会发挥较好的效果。

各种促使熵增的噪音最终会由于认知闭合原理而在观念态沉淀下来。以往噪音治理重在信息态，而大数据时代即使突发事件已经结束或者危机早已化解，网络用户也会参与论坛、微信、微博等圈层的讨论。话语的充分表达、参与和互动、共识达成或生产以及规则整合，使得协商治理成为一种可能[[xxii]]。

然而，突发危机事件噪音以上各种形态的大数据治理有时不是以单一状态存在，往往处于不同形态的转化或多种形态混沌共存。从突发危机事件的本体入手，也即行动者相互关联的网络层面进行治理更能彰显突发危机事件及其噪音演化的动态性和历时性。突发危机事件的内在驱动力，包括人的能动性、危机的诱发力、事物的感染力、媒体的展示力、事件的影响力等，这些力量使人与物、技术等非人因素都作为行动者促使危机事件不断演化、熵增。协同治理强调的是系统诸要素或子系统间非线性的相互协调、共同作用,产生局部或子系统所没有的新能量,实现力量增值,从而使整个系统在维持高级序参量的基础上共同治理社会公共事务[[xxiii]]。那么，突发危机事件噪音的行动者网络协同治理，指的就是突发危机事件中各类行动者通过转译共同构建无缝之网，不断开放系统获得力量增值，从而化解危机使噪音消解。其内涵如下：

首先，主张“人的去中心化”与“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

人类中心主义坚持以人类利益为根本前提，强调自然与社会的分离。“行动者网络协同治理”则意味人类力量和物质力量相互交织相互博弈共同形塑了行动者网络空间。人不是治理的唯一中心，非人也可作为行动者角色，而且非人元素被赋予了能动性。比如机器人、虚拟偶像、智能终端等非人实体获得了人的灵性与能动性后就应该被尊重，而不是作为人的附属物加以控制或者掠夺。同样，自然界的万物都是与人类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只有协同参与治理，才有可能使突发事件的危机化解。由此，行动者可以是程序装置，也可以是仪器物品。只要作为突发事件演化的驱动力量，每个行动者都具有异质性而得到平等对待。当然，这只是说在突发危机事件噪音网络中行动者在位置和身份上是平等的，实际上每个网络节点的力量是不同的，整个行动者网络的治理能力也表现不同，在力量的考验中各种因素相互嵌入、共同建构或演进，织成一张无缝之网。

其次，在“因果性”解释模式基础上强调“相关性”原则。

行动者网络协同治理，淡化或取消二元对立与差别，试图从中建立一种动态的瞬时联系。在具体治理实践中，所有行动者通过联系、关系、联盟交织成一条复杂链条，其中每一个元素在通过链条中相毗邻的其他元素获得意义。相关性原则成为行动者网络治理的首要原则。然而这并不是说否定了“因果性”原则。大数据时代突发危机事件的化解必然是一种O2O模式，行动者线上关联、传播只是行动者网络治理的一个前期步骤，噪音的意义阐释、危机的管理权限、突发事件的利益责任划分，都归因到权力。大数据传播是个技术问题，一个生产与传输的强大机制问题，但它也是一个象征形式的问题，是依靠各种媒体产生部署的技术来产生、传输和接收各种意义表述的问题[[xxiv]]。也就是说，突发事件危机话语被社会领域构建、流通和接收的方式以及它们对于接受者具有的意义和价值，都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于生产、传递和支持它们的背景和体制。只有通过参与讲话者发表、传输与接受的背景、体制和过程，只有通过分析这些背景的权力关系、权威形式、资源种类及其他特点才能看出噪音与真相的距离。噪音泛化的一个原因是行动者的转译——相信噪音、创造加工、转发传播——这一系列行为起源于权威的信源或信息，而权威就代表一种权力，受众作为较弱的行动者往往摄于统治权力的淫威而屈服，相信并传播噪音。可以说，因果性原则依然主导大数据时代社会深层的逻辑秩序。

再次，主张“实践建构论”而非“社会建构论”

社会建构论认为，事实、知识（噪音）、理论、现象、科学、技术甚至社会本身，都是被建构起来的。这种单纯诉诸社会因素的模式对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来说不具有科学性。行动者网络理论坚持一种动态过程中的实践建构，强调各类行动者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认为科学活动应被看作参与实践的异质性行动者在真实时间中经过瞬间突现而实现的一种耦合[[xxv]]，在这个过程中行动者网络得以建立。在此理论基础上的“行动者网络协同治理”是指把突发危机事件的噪音治理作为一种实践活动的科学认知而非单纯的理性认知。这种治理之所以是一种动态的实践建构，是因为各种行动者的转译。转译不是行动者中介化的在场而是因其能动性的作用而生产出了知识或真相。行动者网络治理，强调每个行动者不再作为旁观者，也不再是社会建构论中社会利益中的臣服者，而赋予噪音治理实践中的人与非人以真实行动者应该具有的能动性实现协同创新。

从行动者网络协同治理的内涵分析可以得出：突发危机事件噪音的行动者网络协同治理本质上是有效聚合多种力量干预危机演化进程从而使得噪音消解。在治理过程中需要遵循三个原则：“人与物”、“社会与自然”的平等原则、“相关性”与“因果性”相结合的原则、行动者实践建构的原则。具体可体现在突发危机事件噪音各种形态的转化过程。

突发危机事件噪音从事实态向数据态转化环节，注意建构完善的社会感知系统和数据生成、传播的自由。物联网、车联网、地理信息网络等形成的大数据，只是笼统的泛指。具体到单位部门、某些乡镇或特殊区域没有安装实时传感设备，在智慧城市发展创新和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可能留下隐患。即使安装了各种智能终端，也要注意根据不同位置特点选择适合各种危机识别的传感器。在这个环节如果能够精准地识别出危机真相那噪音自然消解。然而难度在于数据生成与传播，往往受到操控。大数据技术主要试图利用机器的无限运算以及多

元回归能力完成数据的模式化分析[[xxvi]],倘若收集到的数据因人为控制而不具有有效性， 突发危机事件就会产生更大的熵值，噪音会更加泛滥。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坚持“人与技术”的平等原则。物联网、社交网等大数据的生成，录下人类无意识活动的痕迹，本来是一件具有革新意义的积极事件，可是权力控制无处不在，行动者非践行抗争不能解决。

突发危机事件噪音向信息态转化的环节，涉及“数据可视化”。由于数据自动更新和搜索运算动态变化，使得信息熵增大。有的突发危机事件的真相很简单，但埋没于越来越多的噪音中难以发现。数据可视化，越来越依赖机器智能，虽然信息处理模型的各种算法是由人类开发的，但机器具有一定独立性。人与机器在解读数据意义的过程中如果达不到平衡危机会更严重。解决办法就是在用软件分析数据的同时增加人力资源，并坚持编码解码过程中“相关性”与“因果性”相结合的原则。

突发危机事件噪音向观念态转化环节，各类行动者应积极实践，认知突发危机事件的发生过程及传播规律，注重信息的核实，即使没有找到真相也会在实践中达到一定程度的领悟。大数据时代网络用户角色变得多元，既是传播者、接受者，也是生产者、消费者，更应该随着技术演进、媒体融合提高自己的大数据素养成为知识者，使自己的观念系统处于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平衡状态。

那么，在现实中怎么建构行动者网络进行协同治理呢？

这其实就是行动者之间怎样实现成功转译的问题。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人具有差异性和能动性，在行动者实践过程中建构力量之网，而非人元素也具有使其他行动者发挥作用的力量。这种能动性使每个行动者成为网络中一个异质性的节点，并在去中心化、去组织化的信息、观念、情感、意义传递中作为一个“必经之点”。由此，异质性共同体是大数据时代协同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建构行动者网络需要架构四个主要环节：关联问题、赋予权利、联盟成员、动员代言。关联问题在于围绕突发事件的危机化解来寻找协同的行动者。该行动者具有干预事物结果使之可能改变进程的权力，比如智能手机、突发事件管理者、相关利益者等。赋予权利是行动者通过利益分成、共赢、给予等方式来稳定或激励其他行动者继续发挥角色的作用，并构建新的网络。还有行动者自我赋权。大数据时代新媒介越来越成为权力产生与实现的重要源泉和场域，个体、群体、组织等通过互联网社会交往连接获取信息、表达思想，从而为其采取行动带来改变提供可能[[xxvii]]，而机器、虚拟主体因自己的智能性也有自我赋权的能力。通过赋予权利或自我赋权，行动者网络的驱动力才成为可能。联盟成员，意味着扩大分布式的行动者网络，使这些行动者成为突发事件一方的关系性网络节点。突发危机事件关乎各方面厉害，在整个事件演化过程中处于关键位置的行动者要积极联盟，使外在行动者加入自己的行动者网络，即使对方不作为行动者发挥作用也不要使其成为另一方或第三方行动者网络的节点。最后一个步骤是动员代言，即选择特定的行动者代言整个网络，并能够对其他行动者行使权力，围绕意义共同体生成和实践正义性来结构力量。突发事件危机的持续使行动者网络富有张力。而行动者不断实践使网络演化为转译网络，改变突发事件背后的生产、传递和支撑噪音话语的权力关系或背景机制，从而达到熵增治理的目的。

四、案例分析：‘东方之星’沉船事故噪音 

2015年6月1日深夜“东方之星”大型豪华游轮突遇龙卷风，在长江湖北监利县大马洲水道瞬间倾覆。6月2日凌晨，新媒体成为各大媒体发布新闻的主要渠道。2时52分，“@央视新闻”关于“东方之星”翻沉情况的第一条微博快讯发出。“@新华视点”“@人民网”“@楚天都市报”等媒体官微陆续发声。新华网、人民网及新浪、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站陆续推出专题，图文并茂地直击救援现场。笔者通过“数据挖掘”方法对于2015年6月1日至2015年6月7日“东方之星陨落”的媒体报道情况进行了分析。

如下图2所示，以“东方之星沉船事故”为关键词可知整体搜索指数为1550，移动搜索指数为692，媒体指数在6月4日达到最高点，搜索指数从6月2号开始变化不大。而以“东方之星沉船原因”为关键词得到整体搜索指数为4500，移动搜索指数为3824，搜索指数和媒体指数都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如下图3所示。两种关键词的媒体指数为什么反差这么大呢？

反思一下媒体报道情况就会发现6月2日七时左右就有媒体报道“国务院把这次事故认定为‘因大风大雨造成的‘东方之星’沉船事件’。接着围绕这种定性媒体纷纷质疑、讨论，一度使“事故原因——责任认定”成为媒体报道的中心议程。像关乎四百多人生命的重大突发事件最重要的是拯救生命减少灾难。“生命存亡”的不确定性（危机）使信息不断增加，而“事故原因——责任认定”的传言不但不能起到释疑解惑的作用反而干扰了突发事件主要矛盾的化解，也就生产了噪音源。6日上午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湖北省监利县召开会议，要求全面深入地调查取证，争取尽快对事件成因及性质作出经得起检验的结论。那么之前国务院有没有对于该事故进行定性呢？其实是《湖北日报》记者引自长江海事局某位领导的会议讲话，然后大量媒体进行传播转载，引发了国内外众多媒体和网民质疑。这种缺乏严谨核实导致噪音泛起的行为也许不是缺乏新闻职业理念而是在相关核心利益者暗示默许下的习惯应对。传统的话语合法性基础是权力、资本、资源等构成的市场逻辑和政治意识形态，尽快对事故定性摆脱责任是某些当权者看似无意识的正当行为，然而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体、草根阶层的崛起使得习惯于统一秩序化的互联网治理思维方式受到挑战。分散的、异质的、话语的、实践的个体协同力量正在解构“因果性”逻辑话语。‘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信息传播中，有许多公民围绕“大风大雨”的定性进行了质疑、批驳。像《长江沉船过早定性有碍问责？》、《媒体五问“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东方之星客轮倾覆之舆情分析》等文章彰显了一定的批判力量。随着突发事件生命解救黄金期的逝去，媒体报道、网民关注的核心议程的确要转移到“事故原因——责任认定”上来，如图3所示关注度会逐渐增加。期间需要注意的是噪音向观念态转化过程中的治理。在行动者遵循网络分布式建构的“相关性原则”的时候应当践行一种公平正义的方向。阿伦特说过，“最容易长久的权力，即最能使行动者保持人性的权力，是那种由非暴力行动产生的权力”[[xxviii]]。在大数据时代个体之间的互动更多的是意义的共享、价值的认同。在危机扩散的时候行动者更需要协同的力量来重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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