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突发危机事件噪音，在大数据时代作为一种促使不确定性增强的网络化存在，在形态上表现为事实态、数据态、信息态和观念态。这几种形态的转化体现了噪音的正负功能，尤其负功能亟需大数据治理方式——行动者网络协同治理，也就是主张“人的去中心化”与“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在“因果性”解释模式基础上强调“相关性”原则、坚持行动者实践建构以图协同创新。突发危机事件噪音的行动者网络协同治理原则，在突发危机事件噪音各种形态的转化环节体现得尤为明显。现实中可以通过“关联问题、赋予利益、联盟成员、动员代言”来建构行动者网络，实现协同治理。从“‘东方之星’沉船事故”案例中看出行动者要积极践性行动者网络协同治理原则以建构公平正义的话语治理秩序。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突发危机事件；行动者网络协同治理；噪音；‘东方之星’沉船事故

以规模化、高速性、多样性、真实性为特征的“大数据”，在云计算技术、地理位置搜索技术、生物技术等聚合科技的综合作用下，源源不断地在物联网、车联网、国际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智联网等网络中生产和传播，把人类网络化社会带入一个以“PB”为单位的结构数据与非结构数据急剧增长的大数据新时代，也即大规模生产、分享和应用数据的时代。根据IDC数字宇宙报告，到2020年，全球数据将超40ZB,全球的数据量以每年58%的速度增长，未来这个速度会更快。当下社会领域、商业领域及政治管理领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获得巨大的产品、服务或深刻的洞见。在分析信息方面，大数据理论宣称不再依赖于随机采样，不再热衷于追求精确，不再热衷于寻找因果关系[[i]]，而是主张运用全数据进行相关性关系的概率预测。“大数据”带给我们预测世界的美好未来的同时，也给我们更多的不确定性。大数据用概率说话允许不精确，混乱应该是一种标准途径[[ii]]。对个人社交而言，数据化直接触摸到我们的生活、关系、经历和情感，这些私人领域的个性化信息精确地淹没于混乱的数据海洋中。现在我们每天生成的数据达到250兆亿，超过过去两年里生成数据总量的90%。由于相关理论、挖掘技术、统计分析工具的局限性，大部分急剧增长的非结构化数据无法转换为现实世界需要的信息或知识而成为噪音，但客观事实的数量却是个相对恒量[[iii]]，讯息或真相湮没于噪音。另一方面，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各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影响力广的公共危机事件，与物联网、地理信息网、互联网等形成的数据信息系统不断互动，致使噪音裂变式传播加剧危机的风险。况且，当前世界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国际权力体系逐渐向亚太地区转移，跨国公司的贸易摩擦、经济矛盾及全球有效制度的缺失，使经济中的不确定风险增加，多元文化和话语之间的张力、冲突更加尖锐。这不可避免地频发全球性突发事件，处于高度互联互动状态的国家不经意做出的一个决定可能会引发严重后果，全球社会治理进入一个新常态。由此，分析“大数据时代突发危机事件噪音治理”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针对上述选题从传播学角度进行研究的相关文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微博或自媒体噪音传播研究；网络突发事件谣言传播及其治理研究；大数据与突发事件舆情研究。

关于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噪音传播研究，有学者分析了政务微博的噪音干扰，认为基于传播者的、传播渠道的、和受传者的传播噪音消解了政务微博的影响力，可以从信源、信道、信宿这三方面进行控制[[iv]]，而包括自噪音源、他噪音源和环境噪音源的噪音源是消解噪音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有学者对于“两高”公布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后的网络谣言传播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表明惩罚施行变量与传谣意愿变量并不存在显著关联[[v]]，认为比惩罚更为有效的治谣策略:降低来源相信度；降低知晓热度；降低价值涉人感；降低民生相关性。突发公共事件与民生利益密切相关，影响力又大，新闻价值较强。显然，噪源的信度降低成为突发公共事件噪音治理的一个关键策略。有学者通过多智能体建模方法对谣言传播过程与网络组织的互动行为模式进行了仿真分析,认为在谣言传播的过程中，下级对上级的影响力对最终接受谣言规模更加敏感；谣言源特征对最终接受谣言规模有影响，且谣言源的身份越高，对谣言传播效果的影响越大；指挥跨度越大，越有利于谣言的传播[[vi]]。这印证了“信宿、信源、信道”对于噪音治理的作用。对于近年来中国公共事件中网络谣言传播的现象特征、规律等实证研究表明，事件是否重要与其是否出现谣言并不一定相关，而信源的模糊性已不再是决定谣言是否被传播的绝对因素，传播文本中具有明确信源证据信息的谣言同样容易获取网民信任，但证据的暧昧性仍对谣言持续时间长短有所影响[[vii]]。而有学者通过对于推特危机谣言的实证分析得出信源的模糊度加重了突发事件在社交媒体的谣言化过程，但没有足够信息支持信源的话也会引起争议[[viii]]。这意味着大数据时代突发事件及其噪音传播系统各要素的关系变化会影响噪音治理的效果。互联网特别是微博、微信、社交网站等新媒体的即时性、交互性、去中心化、主体间性等传播特点，使突发事件信源主体从传统的大众媒介及其控制机构逐步扩张到公众个体层面，有学者认为这种信源扩张给突发公共事件应对带来挑战——网络匿名信源增多，信息证实危机不断出现；网络监督更为频繁，对政府执政能力提出挑战；网络推手盛行，舆论存在被利用和操纵的可能[[ix]]。还有众多研究聚焦于从信宿方面治理噪音，比如控制网络中关键传播节点，规范网络大V的言行,从“谣言核实行动”角度提出有必要从分散的公民个体行为转向常态化的集体行动，通过建立社会组织力量、大众媒体与政府机构三者的联动机制实现谣言核实的社会化监督模式[[x]]。

上述对于大数据时代突发危机事件噪音治理研究仍脱离不了申农-韦弗提出的包含有噪音的传播流程框架。具体来看，包含有噪音源、新闻源的信源，被界定为信息来源，属于认识论范畴，即使深度研究突发危机事件的信源管理，也是聚焦于社会传播系统，割裂了突发危机事实与噪音传播关联。大数据时代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通过传感器、可穿戴设备、手机等智能终端实现互联，这种网络社会环境下治理突发危机噪音不能简单追溯信息来源诉诸各类主体协同，应该从本体论上即信息本源上来理解信源和噪音源。再从信道来看，微媒体无处不在，虽然大数据在缺乏是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正确标准下会误导传播者和受众[[xi]]，但不可否认有的突发危机事件大数据已是客观存在。这种动态开放的不断演化的传播系统用静态视角来分析显得不合时宜。其中信宿变得多元、主动，信息的众创、众筹、众包的力量增强，人类的认知方式、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革，传统意义上的信源与信宿趋于融合。可以说，用申农-韦弗的功能主义框架分析大数据时代突发危机事件的噪音治理，不能从根本上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传播功能主义研究是以既存社会体制的维护与稳定为预设前提，解决的是局部与社会体系的关系。这种知识论把信息、知识的科学性理解为“普遍性”、“必然性”和“确定性”。莫顿就认为，社会科学是传承自然科学可以验证的或逻辑关联的规律性陈述。其本质是用自然科学逻辑研究社会，预设科学知识的自然实在性。与之相对的是社会建构论，坚持科学知识来源于社会，从社会一极出发解释科学知识的形成。比如英国爱定堡学派以强纲领的形式提出科学研究的四项主张“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和反身性”[[xii]]，来论证科学知识社会学解释的有效性。不可否认，这四项原则特别是科学知识形成的因果性原则依然是目前社会知识形成的主导力量。然而，大数据驱动的网络化社会，“人、物、社会、自然”的关系正在发生根本变化。如何构建大数据的主题知识，成为大数据科学研究第四范式的关键[[xiii]]。不论依靠人工智能进行数据挖掘，还是社交媒体用户自己讨论共创，都是基于相关性原则。这种相关性不仅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关联，而且更属于本体论上的关联。主张自然与社会对立、主体与客体对立的传统科学研究的合法性基础正在坍塌。

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放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从更广义的对称性看待自然与社会，提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该理论强调关系本体、相关主义以及实践建构主义[[xiv]]。主客体之间、实在与虚拟之间、人类与其他行动者之间，都没有绝对的先验的划分。拉图尔用“行动者”、“非还原”、“联结”、“共同结果”等概念描述了科学知识网络的建构与传播，强调科学的进行性、实践性及去人类中心化特性，使科学、技术、文化都处于一个开放的空间[[xv]]。这种融合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于一体的整体主义哲学对于大数据时代网络传播研究具有适用性。那么，在行动者网络理论重构的世界图景下，该怎样理解突发危机事件噪音呢？

二、大数据时代的突发危机事件噪音

行动者网络,在拉图尔看来，是各类行动者共同结构的一种动态之网。它不是文本描述的网络形状符号，也不是实体状的技术性网络，而是时时处于转化、演变和流动的行动者痕迹。依靠复杂的连接，行动者把社会和物质结成无缝之网，这个建构过程就是塑造社会新的时空过程。可以说，行动者网络作为无形的异质性网络，属于一种本体性存在。其中，行动者被界定为“任何通过制造差别而改变了事物状态的东西都可以被称为行动者”[[xvi]]，包括人与非人。两者具有平等地位的能动性，也即在网络中都有驱动其他行动者行动的力量。由此，行动者具有不同的行为方式，总是处于关联之中，也就是通过转译，各类异质行动者才能发挥角色作用，建起行动者网络。突发危机事件噪音在大数据环境下爆发，并不是单纯由某个事实、技术或社会元素引起，而是由危机事件、相关利益者、各类媒体、传感器等构成的行动者网络产生。即使在突发事件爆发前各类行动者处于“沉默的螺旋”状态，但事件的各类事实的结构已经变化，噪音的危机因子生成。由于突发性强、危害性大、影响力广，各类异质行动者来不及追溯原因，而是在危机和能动的驱使下相互关联不断演化事态，致使噪源泛化。由此，噪音是促使不确定性增强的一种网络化存在，在形态上表现为事实态、数据态、信息态和观念态。不确定性即是熵。“熵”最早由物理学家鲁道夫·克劳修斯提出，指的是分子的混乱程度或无序程度。正熵表示无序，负熵则为有序。对于单一封闭系统而言，能量与物质总是沿着单一方向不可逆地转化，熵趋向最大值；对于复杂开放系统而言，系统可能从无序向有序转化形成一个新的动态平衡[[xvii]]。熵决定了噪音，噪音反之会促使熵增，讯息则为负熵。

1948年香农将“熵”作为一个表征系统紊乱程度的函数引入信息论领域，并首次提出噪音概念——任何非属信息来源原义而加之于其信号的附加物。这个概念很明显地把噪音理解为了信息态，割裂了事实本源。之后危机传播管理部门及研究人员往往把干扰突发危机预警识别、妨碍危机风险化解的虚假新闻、不实信息、网络谣言流言等现象性噪音认定为控制对象。这些现象性噪音实际上都属于信息态噪音。当下物联网的各类传感器无处不在，移动互联网使每个人变成超级智能传感器，技术、人、非人、科学、文化等正在结成无缝之网，不断建构行动者网络。大数据时代突发事件噪音，已经成为一种本体性存在，其传播系统属于一种复杂动态的开放系统。通常所说的现象性噪音不仅无法彻底删除而且还呈非线性增长。这主要在于具有异质性、能动性和不确定性的行动者通过转译吸引越来越多的行动者，网络本身获得了延伸和拓展，以致产生巨大的解释力。任何对这种网络提出的质疑很快就会招致更为稠密质疑难度更大的转译网络。也就是网络外部性原理。因此，针对大数据时代的这种话语变迁我们应该转变对待噪音的态度。

具体来看，突发危机事件噪音如下图1所示，突发危机事件发生前后主要事实、次要事实以及主要事实的各个事项的结构早已质变，可以说突发事件噪音在危机没有爆发前就以事实态存在，通过物联网自动实时产生的大数据进行预警，只是大量多源异构的非结构化数据

难以处理，从而沉淀为数据态噪音。突发事件噪音在社会空间爆发后被大众媒体、社交媒体等传播与放大，这是噪音的信息态，比如各种牢骚性噪音、抗议性噪音、攻击性噪音。突发事件信息态噪音在传播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相互讨论、转发转译，认知实践不断加深。这是突发危机事件行动者网络发挥能动性的结果，在这个混沌无序矛盾丛生的过程中行动者完成了认知真相过程，也即生产了知识形成了某个碎片化的社会。在受众或用户逐渐接受并参与分析表达的过程中，噪音逐渐观念化。在社会观念多元化的当下，噪音很容易向不同的观念形态集结。实证研究表明，围绕截然不同类型的内容极化社区形成，众创新闻的普通消费者更集中更沉溺于他们各自喜好的内容[[xviii]]。因此，作为行动者，应当积极地实践，破除权威，强化自组织意识去认知噪音中的真相。突发危机事件噪音的各种形态都表现出了促使熵增却又引发讯息的正负功能，而大数据时代这种矛盾的内在特征更体现在噪音各种形态的转化中。

噪音从事实态转化为数据态也就是突发事件大数据的形成过程①。突发事件大数据建构了与以往不同的社会感知系统，包括各种物体、人员、机器、技术等异质性行动者，不仅使公共危机及时预警成为可能，而且在危机爆发时能瞬时感知“社会空间”、“现实空间”与“心理空间”的共振效应，使突发事件情景应对型应急管理[[xix]]成为可能。而这共振之时恰恰是噪音爆发之刻，“主体与客体”、“社会与自然”、“意识与物质”真正实现融合。这种融合不单是由于大数据智能终端的中介化媒介作用，更是由于这些作为网络节点的行动者转译而致。行动者通过改变、转译、扭曲和修改其承担的意义，不断生产噪音，同时也在生产赛博空间。是这种抽象无形的行动者网络赛博空间，把社会空间、现实空间和心理空间连接了起来。

从事实态或数据态通过机器学习、新闻工作者采访、公民记者调查、网络用户转发等各种方式转化为信息态的过程，即上图环节②，是数据可视化或传播化的过程。许多跨域的庞大的复杂数据集，在转换为人类能够解读的文本或视觉语言时，各种数据关联、领域知识解码、人机协作等认知逻辑所遵循的是相关性原则，与人类传统认知逻辑所遵循的因果性原则相悖。由此，数据可视化，作为人类进入大数据系统的主要入口[[xx]]，是大数据社会意义生成的关键步骤。突发危机事件的数据可视化，是在大量数据噪音里寻找事件真相，以及通过大数据对于危机态势发展趋势的预测最快地提出决策方案。

然而突发公共事件危机如果不能及时化解，噪音就会向观念态转化③。在突发事件传播过程中，行动者通过互动、转译进行态势把握、价值判断和叙述表达，其实就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过程。期间主导思维逻辑仍是因果性原则，即各种社会因素不仅始终存在而且对知识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这涉及到社会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问题。然而，网络社交媒体形成的突发事件话语体系已是碎片化、个性化、互动多元化，对于未经证实的谣言、传闻等噪音，网络用户倾向于通过“共谋”来消除不确定性。“行动者网络理论”把知识的形成看作是多元行动者共同参与的实践活动，甚至反对知识与社会的因果关系解释，主张社会和自然是认知活动的结果。显然在这种视角下大数据时代突发事件噪音，是人类认知和发展自己的重要资源，在不同形态转化的过程中，新的信息、知识、观念，甚至新的交往时空、社会空间，不断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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