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界”：共同体的消解

给出否定答案的受访者原因各异。诚如我们在访谈开展期间为达至理论饱和而采用的划分方式那样，交谈中，受访者想象的群体界分大体上体现为两类：一是中国新闻业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党报-都市报”二分，按照党和政府直属新闻机构的市场化程度划界；二是数字化转型导致的“传统媒体-新媒体”二分，按照新闻是否以互联网终端为主要呈现平台划界。这种界分是动态的过程，不仅因为受访者可按照互联网终端的可移动程度再次划分，从而建构话语差异，而且在于这个动态过程改变着新闻机构、新闻从业者在既有二分话语体系中的位置；三是城市在政治-经济结构中的位置以及城市文化，共同形塑了地区差异。

按照受访者的说法，上述界分方式共同形塑了如下差异：一是专业理念的差异。新闻业应当发挥的社会作用，新闻人应当扮演的社会角色，新闻实践应当恪守的伦理与准则，等等，反映了受访者对新闻从业者与党和政府、市场、受众的关系认识的不同。二是社会名望的差异。受访者凭借其所依附的新闻机构（或其个人）保有社会名望，并通过新闻机构（个体）的日常新闻实践不断建构社会名望。三是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党和政府对新闻机构的制度及指令式规制，使得新闻业的公共性建构日益收缩。在这种情况下，从业者退变为普通劳动者（即“新闻民工”）。单位社会体制下，看似为从业者带来丰厚收入的薪酬考核及专业晋升等制度，实际仍是一种“权力的游戏”（周睿鸣，2014），它与部分从业者借助与权力天然接近的新闻机构所获得的社会经济地位大相径庭。这些差异相互交织，共同成为受访者给出否定答案的感知依据。这是难以实现共同体想象的过程，确是中国新闻人多元专业理念不断交织、冲撞的过程。用边界工作来审视，这是新闻人试图确立专业话语权威的扩张过程。

“维界”的两种形式：共同体、专业自主与话语权威

有相当一部分受访者给出了并不那么确定的答案。进一步说，这些人认为，他们既没有完全自行其是，又没有毫无疑问地凝结在某种共同体中——或许，以“圈子”形容这种松散的群体更为合适。在这个“圈子”当中，从业者之间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依靠机构、交叠的条线（beats）、社会活动、饭局维系个人的社交网络，以此接近信源、交流实践经验。诚如一位受访者所说的那样，圈子，暂时上升不到专业共同体的高度：

“这个圈子有一点像松散的朋友圈，一个行业圈……大家经常碰到，互相留电话，留联系方式，变成了熟人圈，这样的状态。”

但是，“圈子”的存在可能带来热点时刻中新闻人值得观察的样貌。我们注意到的首要一点，是关键公共事件中新闻人的表现。这一情况下，他们相互协作，甚至分享各自的信源，共同完成采写。这被国外学者称为“协作新闻”（pack journalism）。理论上说，“协作新闻”因其群体心理（groupthink）而发端，生产同质化的新闻，本不值得提倡，但根据受访者的说法，在一些关键公共事件的采访过程中，新闻人会遇到外部力量的干扰，可能导致他们无法接近信源。通过协作新闻这种形式，从业者反倒可以团结起来，消解外部力量对自主实践活动的干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发生在2011年的甬温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一位受访者表示，采访过程中，难免遭遇一些“敏感的”部分，它可能正是监管部门力图遮蔽的。这种情况下，从业者会团结起来形成共同的力量，破除这些对采访不利的利益冲突（S16）。另一位受访者附议了上述观点（G13）。

这种关键公共事件还包括“重大事件”。所谓“重大事件”，按照受访者的阐述，主要指发生在国内、具有全国乃至国际影响力的灾难（包括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甘肃舟曲泥石流、2013年雅安地震）。一位在上海工作的网站编辑（S33）说，这些事件体现着“大是大非”——尽管大部分情况下，从业者中肯定有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国内的同行“肯定是抱团的”。另一位来自武汉的报业记者（W22）持有相同的观点。她形容，“大灾大难”的时候，“同赴现场的记者就觉得大家是一个共同体”。至于何为“大是大非”，一位武汉的电视编辑（W18）提供了较有启发性的阐述：

“比如地震、抗震救灾，以及需要对外的事情上面，大家会分清内外矛盾，团结一致的站在一起应对灾难和危机，并一致对外。”

上述探讨显示：在关键公共事件发生的热点时刻，当代中国新闻人通过阐释专业自主的话语权威而凝聚。这些关键公共事件因其牵涉相当庞大的公众利益而为从业者所关注。面对外部力量的干预，从业者或以“协作新闻”的方式接近信源。这是一种形式上破坏专业自主，实际上旨在破除外部力量的干预而建构专业自主的过程。这说明，新闻人在宣誓话语权威的同时，也在尝试建立以专业自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这正是吉尔因所说的“维界”过程——阻止非专业人士的话语阐释，宣誓专业自主。

在另一种热点时刻，新闻从业者这个群体本身成为关键公共事件的主角。

石扉客曾说，反暴力是新闻从业者建立专业共同体的首要目标。与他的论断相呼应，当我们与受访者谈及那些感受新闻人团结凝聚的时刻，他们的首选答案即是：遭受暴力袭击的时刻。

这种共同体的想象首先反映了一种朴素的意志：包括新闻从业者在内的任何公民，都不能被暴力对待。无论从人类文明还是从法治社会的视角来看，暴力都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新闻人对共同体的首要想象，旨在依法维护他们作为人及公民的生命健康不受侵害。进一步说，施加暴力的主体往往与权力相勾连，暴力行为本身意在干扰，甚至中断从业者的自主实践。在我们的访谈中，有不少新闻人明确提到，当同行在新闻实践中遭受暴力袭击时，他们相当感同身受，会认为他们与当事人处在共同体中（G18、W04、W06、W08、W16等）。

受访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2014年5月18日，《楚天都市报》记者满达根据读者提供的线索，到武汉市洪山区某村核实村主任违规开设宴席一事。采访过程中，满达遭到多名男子的殴打。有意思的是，首家公开报道这起记者遭受殴打的不是《楚天都市报》，也不是武汉市、湖北省的任何一家新闻机构，而是北京的《新京报》。

参与访谈的武汉某网站编辑（W24）说，在了解到5月19日晨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并未就满达的遭遇做出面向公众的发言后，一些在汉工作的新闻从业者透过各自的人际网络向在其它城市工作的同行发送消息，呼吁他们关注此事。《新京报》记者正在此列。这位编辑还说，他所在的某网站以推送的方式，向包括湖北省在内的全国互联网用户发送了弹窗新闻。他认为，这是新闻人基于共同体开展的跨地域、跨媒介的集体行动，正是这样的行动令相关部门感受到舆论压力，《楚天都市报》才于5月20日的头版头条刊发了事件的最新进展。他这样形容共同体的作用：

“我们可能无法改变事情的结果，但可以给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打打气，让大家觉得不是做好本职工作就要独自承受伤害。即便单位因为条条框框的约束，不可能第一时间站出来给你做点支撑，但是有我们这些共同的从业者在，可以给你帮助。”

我们注意到，这种观点为党报（W22、G18）、都市报（W04）、传统媒体（G06、S16）和新媒体（W16）的从业者所共享。日常工作中，从业者的自主性始终不是完整的，新闻实践始终面临多重力量的拉扯。这种专业自主的宣誓和寻求，在记者遭遇暴力却不能获得所在新闻机构的背书时，便以话语和行动的方式表现出来。

武汉一例是访谈中我们听闻最多的案例。除此之外，还有受访者提到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2013年《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因涉新闻寻租而被警方逮捕、2015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21世纪报系负责人沈颢因涉新闻寻租而被警方逮捕等三个例子。我们不再复述案例的来龙去脉，亦不再就其中尚存的争议，以及由法律程序裁定的结果展开讨论。我们引述它们旨在说明，当代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自主实践与外部力量之间一直存在张力，有着紧密的互动。通过“临场发挥”（Pan, 2000）的行为，新闻人逐渐摸索出一套既相对有效、又可与外部力量心照不宣的实践常规。然而，一旦这种常规以背离法律规定的方式打破，任何形式的介入（包括新闻机构的失语）都会被新闻人视为侵犯专业自主的体现。他们会以话语甚至行动，宣誓话语权威、维护专业边界。这与前述情况有相似之处，可谓殊途同归。

四、结论：焦虑的自主

本文旨在探寻自媒体时代中国新闻从业者的共同体如何可能。通过2014-2015年间开展的深度访谈，我们收集了北京、上海、广州、武汉4座城市79家新闻机构（组织和个体）共146名新闻人关于共同体的论述。基于此，我们认为：作为阐释共同体的当代中国新闻从业者，仅在关键公共事件发生的热点时刻而凝聚。此刻，他们依靠共同的专业话语建立专业自主的新闻权威，并借此维护专业边界。从业者在关键公共事件中的在场塑造了话语权威的两种不同样貌。但是，在其它大多数时间里，新闻人并不拥有共同体的想象，从而无所谓专业自主的话语权威。此时，多元专业理念的交织和冲撞是新闻人专业话语呈现的主流，即表现为专业意识形态中的“定界”。

我们认为，这种专业自主的话语和专业意识形态的边界工作具有典型性。从受访者的论述来看，报告共同体的受访者并不具有人数上的优势，但前述理论建构表明，所谓当代中国新闻人的专业共同体本不是日常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结构化组成部分，也不是依靠同一的专业理念自然整合的、坚固的社会关系。当中国社会变迁呈现高度个体化的特征，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的新闻业及其从业者必然呈现更为多元、更加难以调和的专业理念。因此，无从谈起的共同体和“定界”的边界工作具有合理性。

但是，我们同时认为，当稀薄的热点时刻到来时，新闻人的专业话语超越了“党报-都市报”（“党媒-市场化媒体”）和“传统媒体-新媒体”这些约定俗成的分界，为身处不同媒介形态新闻机构的新闻人所共享。话语权威的建立，使得我们终于看到中国新闻人呈现异中求同的图景；“维界”式的边界工作表明，自媒体时代的中国新闻人仍可视为独立于其它社会力量的群体，继续促进中国社会的解放和新闻业公共性的建构。因为新闻人的共同体话语建构脱胎于现代“脱域”社会，为了摆脱不确定与焦虑而宣誓专业自主，由此，我们以“焦虑的自主”这个概念，指代自媒体时代新闻从业者的共同体话语建构与边界工作。

“维界”式的边界工作所打破的“党报-都市报”、“传统媒体-新媒体”话语界分提醒我们，推动中国社会继续解放、建构新闻业的公共性，已不只是所谓市场化传统媒体中的新闻人独有的实践。相反，当代中国新闻从业者的结构显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受新闻业数字化转型以及中国社会变迁的双重冲击，新闻机构对新闻人的社会化已一定程度地消解，新闻人的专业流动亦逐渐加快。因此，我们必须反思“党报-都市报”、“传统媒体-新媒体”的话语分界，它不应当成为享有专业名望的新闻从业者保有话语权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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