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脱域社会中的共同体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人为的想象，而非基于同一价值观形成的自然社会关系。基于此，在新闻业数字化转型和中国社会变迁双重力量夹击之下，从未整合而成的中国新闻专业共同体仍主要表现为一种话语建构。

在访谈全国79家新闻机构（组织和个体）的146名新闻人之后，我们发现：新闻人的共同体话语只在国家发生重大灾难，或是新闻实践受到非法律层面规制的“热点时刻”得到阐释。它能够促成新闻人的共同体想象，偶尔激发“协作新闻”和集体行动。阐释的建构与消解与“定界”和“维界”的专业“边界工作”紧密相连。因此，我们认为，如果把自媒体时代的中国新闻从业者视为阐释共同体，那么，它建构了专业自主的话语权威。这种话语权威包裹着特定历史情境的鲜明特征，我们称它为“焦虑的自主”。

关键词：焦虑的自主 自媒体时代 新闻从业者 共同体 边界工作

一、导言：规范与现实中的共同体

2010年10月，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新闻研究所主编的《南方传媒研究》第26辑出版。在这期以“想象的共同体”为主题的出版物中，时任《南方周末》编辑的傅剑锋做出如下判断（傅剑锋，2010: 20）：

“在新闻从业者这个职业群体里，已经有了一大批这样的人，他们因为对于真相、责任、正义的共同的神圣体认，而有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默契。这实际上意味着，转型中国的一个特别的专业共同体已在开始形成。”

严格说来，正如文章标题那样，这只是傅剑锋“对新闻职业共同体的愿景”而已。正如他随后所述，当代中国新闻从业者在价值观、专业技能等方面存在很大不同，无法形成一个覆盖全体成员的共同体。一言以蔽之，就像时任《南都周刊》主笔石扉客表达的那样直白：当代中国新闻从业者并没有真正的专业共同体（石扉客，2010）。然而傅剑锋选择乐天派（傅剑锋，2010: 21）：

“这并不能遮蔽一种趋势，即这个时代正在形成的新闻职业共同体的一种萌芽。”

尽管石扉客对专业共同体建构的问题一阵见血，但他也不免大声疾呼：新闻人需要专业共同体，这是“当务之急”（石扉客，2010）。

为什么新闻人需要这样一个共同体？为什么共同体的建构越是艰难，新闻人越需要它？它何以成为“愿景”，一种规范的期望？对当代中国新闻从业者来说，共同体意味着什么？

对于这些问题，研究人员曾做出回答。上述《南方传媒研究》（第26辑）当中，有学者对专业共同体的功能及其在媒介体制中的作用进行分析，或以某个群体、某种社会活动、某个公共事件为例探讨专业共同体的发展现状及趋势（展江，2010；童希、张志安，2010）。这场集中探讨后，以新闻人的共同体为对象的学术争鸣逐渐热络起来（陈楚洁、袁梦倩，2014；丁方舟、韦路，2014；王天定，2012；肖燕雄、肖苇杭，2013；余泠蓉，2012；张志安，2012；张志安、甘晨，2014）。

然而，这些讨论忽略了当代中国新闻从业者之间的专业理念差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今天，这种差异非但没能消弭，反而更加凸显。当这种忽视与共同体的规范期望相遇，便呈现以某种专业理念为主体的共同体现实建构，难以从经验上勾勒这种规范期望的全貌。因此，我们仍然要问：作为概念，共同体如何在历史的流变和文化、社会情境的差异中呈现？共同体是否为当代中国新闻人的规范期望？它如何可能，又如何与新闻人的实践活动相联系？

我们试图解答这些困惑，并尝试理论建构。在报告研究发现之前，我们将廓清一些关键概念及其所处的历史情境，明确研究问题。

二、理论建构：共同体与边界工作

共同体：从自然存在到人为想象

对共同体的理论探讨一向绕不开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正是他区分了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在滕尼斯（2010）看来，这两个概念都反映了相互作用的关系，体现了人的结合，但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别在于，共同体是原始的、天然的，而社会则是人为的、机械的。通过这样的区分，滕尼斯旨在说明：社会体现个人意志，却为实现特定目的而存在；只有共同体才是持久的、真正的共同生活。滕尼斯把共同体划为三类：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其中，心灵、生活相互关系的精神共同体“可以被理解为真正的人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不过他也指出，凡是人的意志以有机的方式相互结合和肯定的地方，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共同体出现。

滕尼斯不是探讨共同体的第一人。事实上，自古以来，类似的讨论不绝于耳，议题可谓五花八门，堆叠的文献有如汗牛充栋。但是，这不妨碍滕尼斯的学说构成共同体再思考的主要理论基调，以至于精神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等滕尼斯式的分类好像自然而然的存在。当历史跨越百年，滕尼斯的论述虽仍在耳畔回响，教人念念不忘，但却不足对经历巨变的现代社会做出合理阐释。

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表现出强烈的“脱域”（disembeding）特征：社会主体的地域性关联被打破，这种关联因对共时、共地的穿越而重构（吉登斯，2000）。基于此，鲍曼（Zygmunt Bauman）认为，当今的现代性是一种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鲍曼，2003），人们拥有更加个体化的生活方式，但也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insecurity）。我们认为，共同体就是在不确定性普遍存在的个体化社会中人为整合而成的社会关系。通过对这种想象共同体的建构，个体从中寻找归属感。

滕尼斯的上述论说以英语译介到美国后，“community”这个词对地域意涵的倾斜使得共同体的地域性得到强调和确立（王小章，2002），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帕克的文章就是一例（Park, 1915）。吉登斯打破了业已确立的共同体地域意涵。鲍曼则把共同体从意志的天然、持久结合推演到人为、短暂的凝聚。

专业的形成：从结构次序到话语争夺

专业社会学（sociology of profession）发端于上世纪中叶，以专业（profession）这一概念为中心，聚焦特定职业（occupation）的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专业自主（professional autonomy）、专业地位（professional status），等等。古德是专业社会学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此之前，研究者们试图透过列举专业特征来进行分类学定义（刘思达，2006），但不同学者对不同专业的特征列举迥然相异（Millerson, 1964）。功能学派倡导了专业与外部社会的关系，并主张专业要发挥特定的社会功能，使得对专业的认定逐渐达成共识。

功能学派之后，专业社会学结构学派兴盛起来。不夸张地说，培训体系、专业团体、规章制度、道德准则等明确的结构化制度和次序，使得这一学派的观点更为后人所知。与功能学派一道，结构学派的上述主张一度成为人们对专业观念的主流认知（Wilensky, 1964）。但是，结构-功能视角并不具有永恒的合理性。上世纪八十年代，阿伯特（Andrew Abbott, 1988）提出，稳定的专业结构与次序其实并不存在。事实上，处于同一工作领域的各个专业构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系统（interdependent system），每个专业都对某些工作拥有“管辖权”（jurisdiction），专业正是在这种管辖权边界的冲突中得到发展。尽管这种说法没有彻底颠覆结构-功能论的垄断性解释，但它使得学者开始关注专业工作场所，专业自主性和专业地位的研究亦逐渐丰富。

吉尔因（Thomas Gieryn）的文章（Gieryn, 1983）将阿伯特的论述由社会实践推向话语层面。他说，科学（science）之所以成为一种专业意识形态，与科学家持续建构科学与非科学（non-science）的话语边界是分不开的。吉尔因将其描述为“边界工作”（boundary-work）：一种意识形态的话语。为了它的建构，科学家尝试创造科学的公共形象，并在科学与非科学的智识、技术活动对比中完成。文中，吉尔因举了三个例子，旨在说明意识形态话语权威的扩张（expansion）、垄断（monopolization）和维护（protection of autonomy）以变动、模棱两可甚至争议的方式确立，是动态的历史过程。他认为，这些专业化的特征具有普适性，无论是科学范畴内的学科、专门领域、理论方向，还是非科学范畴的艺术、技艺，“边界工作”可能都有阐释力。

上述研究表明，专业、专业化和专业主义的研究范式不断变换。但是，长期以来，专业和共同体的勾连并没有随着历史情境变换。1957年，长于专业社会学研究的古德（William J. Goode）论述了专业共同体（professional community）与社会的关系——何种特征得以使专业形成共同体，以及这个共同体面临着怎样的社会控制。这是研究者在“专业”和“共同体”两个概念之间做出的勾连尝试（Goode, 1957）。不过，古德的上述文章并没有阐述何为共同体，它看起来更像是不言自明的词语，带着规范的意味；它在哪里出现，哪里就有特定群体的团结与整合。

我们认为，“脱域”社会中的专业共同体应当重构：首先，它建立在“脱域”社会的共同体之上；其次，专业的社会实践或话语实践是它整合的基础。如果说早期的专业共同体是透过同一的专业理念自然整合的稳定社会关系，那么今天，专业共同体则是“脱域”社会中高度自主的个体为摆脱不稳定和焦虑、宣誓专业自主权威，人为想象而成的一种临时社会关系。

新闻人的边界工作：共同体的建构与消解

社会学者启动对专业共同体的明确探讨，迄今已过去半个多世纪。探讨遍及许多行业，但新闻业始终入不得他们的法眼。尽管对行业如何专业化的争吵久未达成共识，不过在对待新闻业的态度上倒是取得了一致：与律师、医生等相比，新闻业实难算得上专业。

以结构-功能视角切入这个问题便可发现端倪：新闻从业者并不拥有如律师、医生一般的专业理念。在美国，这种理念一度可称为同一：上世纪80年代，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分析了专业主义在美国新闻业的历史形成过程，直指客观性不仅成为美国新闻业的实践和伦理准则，更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但是，专业主义既能在历史中形成，便可持续流变。韦弗（David H. Weaver）等学者持续数十年的调查表明，美国新闻业的社会作用、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角色等指标从未停止变动。

另一边厢，新闻研究者认为，专业社会学视角本身亦有局限性。翟莉泽（Barbie Zelizer, 1993）说，专业理念不足以为检视新闻从业者的共同体提供最为丰富的路径。从业者间的非正式联系，以及叙事过程中体现的向心性（centrality），均显示出话语的力量——从业者的团结还可以依靠话语达成。借助阐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Fish, 1980）的概念，翟莉泽拟将新闻从业者看成它的成员，在这里，从业者因共享的话语以及对热点公共事件（key public events）的阐释而凝聚在一起。通过两种阐释模式——目击“热点事件”（hot moments）（列维-斯特劳斯，1966；德赛图，1978）的“在场模式”（local mode）和不断书写长久延展关键事件的“持续模式”（duration mode），新闻从业者得以赋予特定事件以话语权威（discursive authority），或是书写新闻业的历史。

翟莉泽认为，以阐释共同体切入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话语（professional discourse），得以为复杂多面新闻业的概念化提供替代框架。不少新闻研究者以实际行动支持她的论断，将上述概念运用到不同的案例中去，展现出阐释共同体的整合力量。

近年来，中国新闻研究者亦有这样的尝试。与翟莉泽等人对美国新闻从业者的研究最大的不同是，尽管大量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新闻从业者为对象的案例研究表明，“南方人”的专业话语在推动以新闻专业主义（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为核心理念的共同体建构上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但现状是，包括“南方系”在内，全体中国新闻人依然无法以同一的专业理念仍无法整合形成同一的共同体。

我们认为，在西方语境之下以阐释共同体切入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话语，确实提供了有别于专业社会实践的替代框架。但是，在中国语境下以阐释共同体观照新闻从业者及其实践活动，其首要意义并非在上述替代框架之下生产，原因是中国新闻从业者从未享有同一的专业理念。新闻实践活动从未沿着同一的专业理念开展。这样，既往研究反倒展现了中国新闻人专业理念的多元、复杂、交织和杂芜，显示话语整合仍是一条漫漫长路。

由此，我们需要追问：当代中国新闻从业者的共同体如何可能？

我们认为，对中国新闻从业者共同体的再思考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情境。今天，新传播技术不仅迫使全球社会加速个体化进程，而且令新闻机构卷入艰难的数字化转型之中。这场转型和中国社会变迁一起，为中国新闻业带来迥异于从前的显著变化：非党和政府控制的市场主体、组织乃至个人日益成为新闻生产中的多元主体。他们是当代中国新闻从业者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此情形下，我们不仅要拷问共同体何以可能，还要进一步打破各种界分，探寻当代中国新闻从业者所共享的观念，以及这种观念的历史意义。

我们尝试勾连阐释共同体和边界工作，仍视当代中国新闻从业者为阐释共同体，并以他们的专业话语为研究对象。与前述研究有所不同的是，我们通过质性问卷调查中的深度访谈获得从业者对共同体问题的谈论。“热点时刻”也将从访谈文本中梳理而来。我们认为，这样做可以更好地反映从业者作为谈论主体的声音，避免其在研究中彻底地客体化。这种对从业者日常谈论的关注，亦可避免研究者对特定时刻生产文本的过度诠释。

三、新闻人之声：稀薄的专业自主与话语权威

本研究是“当代中国新闻从业者质性问卷调查”项目的组成部分。这项调查于2014年3月至2015年2月间进行。

我们认为，当代中国新闻从业者是指目前在中国境内（不含香港、澳门、台湾）从事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等业务的工作人员。这个群体可操作化为以下几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新闻记者证》的；出于各种原因暂不持有上述证件，但在党的各级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主管、主办的传媒机构中从事新闻业务的；不持有上述证件，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许可的互联网新闻信息登载服务机构中从事新闻业务的；不持有上述证件，依托未获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开展新闻业务的组织，或以个人名义在社交媒体平台生产新闻的。

我们关注通讯社、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网站和社交网络等不同媒介形态之间的差异，包括市场化程度的不同、互联网新闻业务权限的不同带来的差异。与此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不同的地域与城市文化，与其特定的政治、经济地位一起形塑了不同的大众传媒及社交网络发展状况。为了达到理论抽样的饱和，三位访员借助个人的社交网络，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四地寻访了79家新闻机构的146名新闻从业者（包括12位以个人名义从事新闻业务的从业者）。原则上，每家新闻机构寻访2名从业者，并兼顾了人口学变量（诸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等）的均衡。

访问中，我们有意维持了“传统媒体-新媒体”界分间的受访者人数平衡。根据我们的统计，在146名受访者中，81人来自通讯社、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不以互联网终端为主要内容输出平台的“传统媒体”，其余65人来自新媒体，既包括组织化运营的网站，也包括社交媒体平台上以个人为主体的公众服务账号。我们还照顾了报纸、网站等媒介的进一步界分，如按市场化程度的强弱划分的“党报-都市报”界分，以及按运营主体界分的“国营网站-商业网站”，等等。

鉴于生产新闻的机构和个人有相当一部分集聚在北京和上海，我们拟定在上述两城抽选双倍于广州和武汉的从业者和新闻生产主体。最终，京、沪、穗、汉完成访谈的受访者人数分别为50人、48人、24人和24人。

依托半结构化问卷，访员向受访者询问四方面问题：教育背景和从业经历；对新传播技术的看法；工作评估；专业理念与伦理观念。关于共同体，我们这样提问：“您认为当代中国新闻从业者是否形成共同体，原因为何？”

所有访谈均在受访者知情同意且匿名的前提下进行，并全程录音。访谈结束后，我们请专门的服务提供商对访谈录音进行文字转录，并在RQDA（R-base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计算机软件的辅助下分析了全部质性数据 。

初步统计结果显示，这是一支年轻的从业者队伍。146人当中有102人年龄介于18-29岁之间，男女性别比例保持平衡。除去两名持有专科学历的受访者，他们的最高学历均在本科以上。受访者中有86人从新闻学（类）专业毕业。仅7人在2001年以前开始新闻工作，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的从业经历不超过14年。仅有29人拥有所谓事业编制；其余117人中，除个别人士担任新闻机构负责人或以个人名义从事新闻实践，大多数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有107人报告他们对薪酬状况感到满意，25人额外从事不限于新闻实践的兼职工作。受访者中，党员比例刚刚过半，达8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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