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制度化利益抗争方式假设”的检验

表三报告的是“制度性利益抗争方式”对“政治效能感”和“媒介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的结果。1是基准模型，从统计分析的结果来看，在人口统计特征的变量中，教育水平和经济收入、户口类型对于“制度性利益抗争方式的选择”的影响十分微弱而且不显著。性别、年龄对“制度内利益抗争方式的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以女性为参照组，男性参与“体制内利益抗争方式”的可能性比女性高134%（），统计显著水平小于0.1；年龄每增加一岁，选择“体制内利益抗争方式”的可能性上升1%（）。模型1a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内在政治效能感”、“外在政治效能感”两个变量。在统计分析的结果中，“内部政治效能感”对居民“体制内利益抗争方式的选择”具有显著性效应，而“外在政治效能感”则没有。具体来说，内在政治效能感每增加一个单位，“制度内利益抗争方式”的选择可能性会提高5%（），而且显著性小于0.001。与模型1相比，它的方向大致一致。模型1b在模型1a的基础上增加了“媒介使用”这个变量，在前文中我们讨论了“媒介使用”的水平可能对个人“政治效能感”存在影响，因此我们在模型1b中加入它与“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这两个交互项。从统计的结果来看，“媒介使用”对“制度化利益抗争方式选择”影响不显著，假设H2a得到了拒绝。“媒介使用”以及“媒介使用*内在政治效能感”这个交互项对于“制度性利益抗争方式的选择”存在显著影响，“制度化利益抗争方式选择”的可能性会提高6%（）。而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媒介使用的交互项对“制度内利益抗争行为选择”的作用不显著。在加入这些变量以后，“年龄”和“内部政治效能感”对因变量的影响的到了提高，年龄每增加一个单位，选择“制度内利益抗争方式”的可能性提高到了1%（）。“内在政治效能感”每提高一个单位，选择“制度性利益抗争方式”的可能性提高5%（），假设H1a得到了支持。“外在政治效能感”对“制度性利益抗争方式”选择作用不显著，假设H1b没有得到支持。

此外，从统计分析的结果来看，模型1、1a和1b的P值为0.12、0.003、0.01，这说明在加入新的变量以后，模型的显著程度得到了提高。模型1的对数似然数-2Log Likihood为858.886，模型1a和模型1b的对数似然数-2Log Likihood分别是849.280、846.095,模型1和模型1a和1b的似然卡方差为9.6和12.7，模型1a和1b的卡方差为3.158，相较于对应的自由度2、5和8，还算比较显著，说明模型的拟合性得到了提高。

（2）.对“非制度化利益抗争方式假设”的检验

表三报告的是“政治效能感”、“媒介使用”预测“非制度化利益抗争方式选择”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的结果。在2、2a、2b三个模型中，模型2是基准模型。和模型1相比，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户口类型、政治身份、教育水平和收入对居民“非制度性利益抗争方式的选择”方向基本一致，只有性别和年龄对居民“非制度化利益抗争方式选择”有显著影响，但是和模型1相比，模型2中年龄的作用是相反的。在性别方面，男性的非“制度化利益抗争”选择可能性比女性高76%（），显著性水平小于0.11；在年龄方面，每增加一岁，居民选择“非制度化利益抗争”的可能性会降低1%（），其显著性小于0.1。同样，在模型2a中增加“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两个变量。加入的两个变量对居民“非制度化利益抗争方式的选择”影响效果都不显著，大于0.1。我们尝试再模型2a的基础上加入变量“媒介使用”和它与“内在政治效能感”、“外在政治效能感”的交互项：媒介使用×内在政治效能感、媒介使用×外在政治效能感。从统计结果来看，新增加的变量“媒介使用”的主效应比较明显，媒介使用每增加一个单位，居民“非制度化利益抗争方式的选择”提高6%（），假设H2b得到支持。此外，与模型2和2a相比，模型2b年龄变量对“非制度化抗争方式选择”影响很显著，p值低于0.05，年龄每增加一个单位，对居民“非制度化利益抗争方式选择”影响降低1%（），其显著性低于0.05；内部政治效能感对“非制度化利益抗争方式的选择”影响比较显著，低于0.1，假设H1c得到了支持。而外部政治效能感对“非制度化利益抗争方式的选择”影响不显著，假设H1d得到了拒绝。从统计分析的结果来看，模型2、2a、2b的p值分别是0.54、0.34、0.001，这说明在新的变量加入模型以后，其显著性也得到了提高，但是和模型2a相比，模型2b的p值低于0.05，显著性非常高。基准回归模型2的对数似然数-2Log Likihood为809.643，模型2a的对数似然数-2Log Likihood为803.352，模型2b的对数似然数-2Log Likihood为801.808，模型2和模型2a的似然卡方差为6.2，模型2a和2b的似然卡方差为11.5，相比2和3个自由度，似然卡方比较显著，而且这个模型也比较显著，说明新的变量加入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

四、结论与讨论

“利益抗争”属于“抗争政治”的范畴，在我国“维护社会稳定”的大环境下，对其进行研究十分必要，这属于一个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领域。协调利益关系的机制包括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博弈机制和制度化解决利益冲突的机制等。（陈应星，2007）其中,首要的问题是利益表达,没有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其他的利益协调机制都无从谈起(孙立平，2006)。本文主要讨论“政治效能感”和“媒介使用”对居民“利益抗争方式的选择”的影响，具体地讲，就是考察“媒介使用量”和“内部政治效能感”、“外部政治效能感”对于居民选择“体制内利益抗争方式选择”和“体制外利益抗争方式选择”之间的关系。统计研究发现：

（1）从人口统计学特征来看，“性别”和“年龄”是影响居民“利益抗争方式选择”的一大重要因素。在男女性别方面，男性在遇到利益损害时，更容易采取“制度化利益抗争方式”和“非制度化的利益抗争方式”，也就是男性更容易采取“利益抗争行为”，这可能和中国传统的那女性别角色有关。而在年龄方面，由于调查中不存在18岁以下的个案，因此我们考察的都是成年人，在这个层面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居民在遇到利益损害时采取“利益抗争行为”的可能性是下降的，随着人年龄的增长，可能在对待“利益抗争行为”时会更为理性和隐忍。

（2）政治效能感中的“内在政治效能感”确实如研究发现那样，对于居民选择“制度性利益抗争方式”和“非制度性利益抗争方式“存在显著影响。个人在“内在政治效能感”方面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他在遇到政府和个人利益冲突时采用的方式，或是合法化的途径，也可能是暴力途径，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而在现实环境中，影响居民政治效能感的因素有：政治文化相对滞后，阻碍内在认知效能感的自主提升；政治制度刚性不足，限制内在政治影响力的充分发挥；政策重视与回应有效，是外在效能感较高的现实基础（郑永然，顾燕，2014）。从这三方面来看，我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政府体制的不完善，居民的政治效能感普遍比较低，影响了他们正常的利益诉求渠道的选择。在“维稳”的政治背景下，需要重视这个长远性的问题。
（3）从媒介使用和“利益抗争方式选择”来看，媒介使用量对“非制度化利益抗争方式”的选择存在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在“非制度化利益抗争”的层面，如果缺乏“制度化利益诉求的渠道”，媒介接触越多的人，越可能会参与“非制度化”利益抗争，由于在以往研究中发现，媒介的使用和政治效能感存在正相关的作用，而政治效能感对“政治效能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媒介使用量作为一个工具变量简介影响了“非制度化利益抗争方式”的选择。在目前中国，主要存在非正常上访、群体冲突和关系诉求、暴力行为等。

（4）在目前的中国，要维护社会稳定发展，避免“非制度化抗争性行为”以及群体性行为的出现，需要一个制度稳定的国家，具体来讲，需要采取一下的措施：（1）健全居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创新基层参与方式!变村民的动员参与行为为主动参与行为（2）大力支持和扶植社会组织，构建居民参与空间，培养居民参与的协商经验（3）重视农村教育来激发村民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塑造基层自治的参与文化!转变基层治理主体的治理理念来提升村民的外在政治效能感（郑永然，2014）（4）积极构建规范居民维权的制度环境、行政执法环境和社会组织环境，防止其持续爆发和扩大。（董玥玥，2011）。在居民权利的诉求过程中，让“依法抗争”和“依法抗争”成为社会的主要渠道。

注释：

1.董玥玥. (2011). 非制度化利益抗争：农民工维权的行动策略及其解释.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74-77.

2.姚望. (2011). 转型期中国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生发逻辑及矫正路径. 中州学刊, 26-29.

3.谢秋山, & 陈世香. (2014). 政治效能感与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基于cgss2010的定量研究.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88-95.

4.陈云松.(2013).互联网使用是否扩大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社会，118-143.

5.王金红, & 黄振辉. (2012). 社会抗争研究:西方理论与中国视角述评. 学术研究, 41-4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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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ing-Min, H. E. (2009). Analysis of weak resistance phenomena in right-defending action——new cognition of "weapons of the weak". Journal of Taiyuan University.

3.董玥玥. (2011). 非制度化利益抗争：农民工维权的行动策略及其解释.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74-77.

4.姚望. (2011). 转型期中国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生发逻辑及矫正路径. 中州学刊, 26-29.

5.谢秋山, & 陈世香. (2014). 政治效能感与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基于cgss2010的定量研究.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88-95.

6.陈云松.(2013).互联网使用是否扩大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社会，118-143.,

7.王金红, & 黄振辉. (2012). 社会抗争研究:西方理论与中国视角述评. 学术研究, 41-49.

8.黄徐强. (2013). 民族国家、抗争政治与民主化:蒂利理论的演进脉络.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15, 31-36.

9.Charles Tilly Social Movements, 1768—2004 Paradigm Publishers 2004

10.折晓叶. (2008). 合作与非对抗性抵制——弱者的“韧武器”. 社会学研究, 1-28.

11.刘勇. (2010). 有序治理与无序参与:转型时期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实挑战. 岭南学刊, 10-15.

12.Scott, J. C.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13(2), 5-35.

13.李蓉蓉. (2010). 海外政治效能感研究述评. 国外理论动态, 46-52.

14.Mckean, D. D. (1954). Campbell, angus, gerald gurin, and warren e. miller. the voter decides. pp. xiii, 242. evanston, illinois: row, peterson and company, 1954. $4.25.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 Social Science, 296(1), 171-172.

15.Braungart, R. G., & Braungart, M. M. (1983). Political attitudes in america: formation and change (book). Journal of Political & Military Sociology.

16. 石瑛, & 董丁戈. (2012). 论基于政治效能感的公民政治参与. 学术交流(9), 17-20.

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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