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对新闻传播学教育带来了怎样的挑战？未来的新闻传播学教育应该是怎样的？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如何谋划？带着这些疑问，研究部的张天培特地采访了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知名学者喻国明，从他自今年3月15日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以来，他在这片新闻教育和研究的新土壤已耕耘四个月，他有哪些新想法？有哪些新招数？请和事儿姐一道，和喻国明院长聊聊新闻传播学教育的“新事儿”。

访谈文章全文刊登在2016年7月号（上）《新闻战线》杂志，文章精华如下。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喻国明。

互联网，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基本逻辑

——喻国明访谈录 

张天培 

新闻传播学需要重新认识互联网

记者：随着新技术的不断产生和应用，社会迈入了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您觉得现在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有没有存在新的挑战？造成这一挑战的因素是什么？ 

喻国明：这要回到互联网对于我们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新闻传播研究和教育的影响。 

首先，互联网不是单纯的一个传播渠道和传播手段，是一种重新构造市场、构造现实的结构性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使我们现实的环境和规则，都有了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次，从新闻传播这个理论的学术逻辑角度来说，其实也同样存在着这种困顿和危机，也要求我们的教学和实践以及研究要做出相应的解决方案，采取相应的行动逻辑。从传播学、国际传播学发展角度来说，上世纪80年代提出第三人效应之后，基本上在整个国际传播学界都没有那种有带动性的、主流的传播理论和学术成果的出现，只有一些局部的、零散的进展。学科的总体发展，其实是处在一种困顿状态当中。而这种困顿的状态，其实到现在为止,已经有30多年了。这实际上也引起我们这些做传播学研究的人的思虑。而造成这种情况，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原因。 

第一，传播实践的主流媒介，或者叫做带头性媒介，已经历史性地开始由过去的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转移到了互联网。谁能抓住互联网研究，谁就能够引领传播学。今天在传媒领域的主导性媒介已经历史性地从报纸电视转向互联网。而我们现在对于互联网的认识、解读和把握，还存在着巨大的问题和缺陷，不少认识是肤浅甚至错误的，缺少应有的理论把握力。 

第二，传统的研究方法遭遇到瓶颈期。传统方法有自身的价值和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对于当下传播学科的突破、发展，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所以需要在方法论以及研究范式、理论范式方面，有一个大的突破，才能够使传播学的学术发展有一个比较明晰的进展。 

因此，从互联网本身对社会和传播领域的重构角度和传播学自身发展角度来说，双重的困扰和困境，导致新闻传播学教学、新闻传播学研究面临着一个深刻的革命性改变。这种革命性改变，其实就是它的基本逻辑和基本规则，与传统的发展逻辑、运动逻辑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它是一种根本性改变。 

记者：在新闻学教育和学科建设上，国外是否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和问题呢？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吗？

喻国明：其实这种困扰和挑战，在十几年以前就已经出现。比如说在美国，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密苏里新闻学院等15个新闻传播院系组成的一个联盟，进行了长达10年的关于新闻教育体系和方法创新改变的尝试。

比如说，他们对于介质的研究和教学，有比较大的变化。在数字化革命的背景之下，我们过去传统地认为稀缺的传播介质，现在已经大众化、普遍化，也就是说万物皆为媒介。无论是手机、客户端，它只是表达信息千千万万的、丰富的形式中的一种。如果我们把教学研究仅仅集中在介质形态，那么我们就会失去在互联网新格局下，对一些更加关键问题的把握。

所以我们会发现在这一点上，其实是走过了一段弯路和误区的。比如说，在网络刚刚兴起的时候，全国的新闻院系当中，有一些学校就开始做基于介质的媒介研究。例如网络传播学、网络采访学、网络编辑学、网络经营学等等，一系列大概八本、十本教材。但你把这个网络都去掉的话，其实和编辑学、采访学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只是增加了一些跟网络技术相关的新章节而已。而那些跟互联网深层逻辑相关的东西，才值得我们更加去注意。 

新闻传播学自身的深层逻辑

2011年，喻国明在人民网演播室接受专访。

记者：在您看来，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或者说未来的新闻传播学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它的要素有哪些？

喻国明:我想应该是两个方面。一方面，任何学科发展、社会发展、人文发展，其实都有一脉相承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比较稳定的。只要新闻传播的社会价值存在，对它的某些深层要求就应该是不变的。 

另一方面，就是创新的部分，需要抓住三个重点。第一，就是理解互联网这个重点。换句话说，互联网不仅是一个传播的工具、手段和渠道，它更是一种精神逻辑、一种改变社会的结构性力量，是一种赋权的新范式。对互联网这种深层理解、把握和认识，其实会成为未来新闻传播教育能不能上一个台阶，能不能突破传统格局的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口。 

第二，就是方法论的突破。由于互联网所带来的社会现实、实践模式、效果模式以及盈利模式等，都发生了复杂变化。所以，对复杂理论、认知神经科学、大数据方法等一些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理解和把握，变得非常重要。

第三，对传媒业未来发展的判断。传媒业今天的发展，表现为一种颠覆性的，或者叫断裂式的发展。很难用我们过去所习惯的，依照昨天、今天来推明天的这种趋势外推法进行预测。因此关于未来媒体的研究对于我们把握当下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一些传统院校更加侧重新闻传播理论的教学，而一些新兴传媒院校的建设更加强调新闻操作层面，在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层面有着明显的不同侧重点。通过您的介绍，可以看出您非常注重新闻实践和操作领域，您是否更加倾向这种教育理念，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纯粹的理论构建呢？

喻国明：理论有理论的价值，实践有实践的价值。但是今天的这种实践要求所有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都应该既具有理论的把握能力、洞察能力和分析能力，同时又要有大量的可以学以致用的具体技能和方法。所以我们其实是想透过这种理论创新，以及基础理论、基础研究的提升，培养我们的学生在把握现实操作的时候，能具有应对互联网时代专业工作要求的基本行动框架、基本专业技能、基本工作规范。所以这两项东西，我们是希望能够比较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 

从我们研究体会的角度来说，今天的实践前沿问题，也同时表现为重大的理论问题。而重大理论问题的解决，其实对于现实问题解决具有直接性的助力，两者结合在一起的程度是非常紧密的。不像过去住在象牙塔里边做一项研究，可以跟一些社会实践几乎不关联。今天，在我看来，现实问题跟理论问题的纠结，是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使两者变得如此浑然一体。所以我们也会在我们研究教学当中，体现这种浑然一体的要求。 

新的研究土壤中的努力与尝试

记者：自2014年11月正式成立，北师大新闻传播学院可以说是一所非常年轻的新闻传播学院，在您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后，这里也将是您进行新闻教育和研究的一片新土壤。那么，您觉得北师大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有哪些优势？

喻国明：新闻传播在北师大研究序列中，是一个新兴的学院。相对来说，底子比较薄，没有太多的学科积累。但是它也有两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在一个没有太多传统束缚的平台上起步，学科搭建的自由度相对大一些。第二，北师大是中国最好的学校之一，它的特点在于学科配置相对完整，而这些恰恰就是新闻传播教育、新闻传播研究在今天的发展中上一个台阶所需要的最重要的技术和方法支撑。 

像方法论角度的突破，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应该视为是现在对于整个传播学学科重建的一个基础性研究范式。北师大在这一点上，它的条件相对好一些。所以我们也准备在这方面，建立认知神经传播学实验室，以便在教学、科研两个方面都有所突破。 

记者：基于北师大的资源和学科优势，您希望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做哪些探索和尝试？

喻国明：第一，从教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想先从专业硕士角度来培养未来具有认知体验测定能力的专业技术人才。用用户体验来统合相应的服务资源和技术资源，是互联网产品构建的关键。同时，可以做大量的基础性传播学的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案例，也会对学术研究起到一种基础性的支撑作用。 

第二，我们要做社会舆情的大数据实验平台，建立价值挖掘和国家级宏观舆情形势的分析发布平台。我们希望基于这样一种大数据的舆情挖掘平台，建立社会舆情的宏观形势报告制度，为各级领导部门，或者相关研究室，提供最基础性的，关于社会舆情的重点问题、症结所在的宏观报告。 

第三，我们要做未来媒体的研究。比如，VR技术、机器人新闻写作、无人机技术、大数据可视化技术等方面，我们都会在研究和教学体系中体现出来。以便使我们培养的人和科研成果，能够跟当下发展的逻辑和现实更接近。 

记者：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人，新闻传播学教育也围绕的是人，那么对于人才培养，您有什么构想呢？

喻国明：在学生培养方面，我们更加注重的是如何发挥本科生、研究生的这种主动性、创造性，让他们更加自觉地去学习和把握。以教学案例为例，教师提供的案例难免有局限，我们就希望形成一个新闻传播的案例库。让学生通过更加广泛、丰富的案例，去做更多的观察和思考的话，那么实际上，这对于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和把握知识盲区更有好处。 

在教师和科研队伍的培养方面，北师大的整个教学队伍、研究队伍本身数量不大，到现在为止21个人，以后我们还会再进一步扩张到30多个人，甚至到40人左右。另外，我们会聘请一批博士后研究人员，用比较快速的方式提升我们的科研能力。还有，我们也会在国际上走出去和请进来，请一些一流的大师来给我们做更多的学术交流和学术合作。

2014年10月，喻国明参加第二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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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天培 统筹：王向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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