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越来越快的公益行动能力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伴随对抗的、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成，成为维护整体社会利益和公共福祉的集体力量。互联网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能够通过更多的社会聚合来矫正快速社会变迁带来的不良后果。在互联网公益众筹的过程中，具有行动力的群体可以简单快速形成，其公益行动能力越来越快。例如，再次以前文所述2014年的“ALS冰桶挑战赛”为例，“从七月底到八月中，ASL协会和全美的分会收到近400万美金的捐款，比2013年同期增长近4倍”。[5]互联网助力公益行动被社会大众快速响应，快速形成基于共同目标的行动群体、乃至快速行动、快速见效，越来越快的公益行动能力已经成为事实。

（四）民间探索引领国家行动

有影响力的公益众筹活动还会产生一种自下而上、从民间到国家层面的推动力，一改之前由国家先发起行动，继而呼吁公民参与的状态，民间探索引领国家行动是互联网公益众筹的另一特征。如前文所述的2011年邓飞等500多名记者联合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共同发起“免费午餐”公益行动，就产生了这种引领作用。同年10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计划中首要的一项措施是：中央财政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试点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试点范围包括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生。国家试点每年需资金约160多亿元，由中央财政负担。

三、互联网公益众筹对公民参与的促进作用

（一）降低公民参与成本，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便捷通道

公民身份“不仅仅是出门投票这种最低程度的政治参与义务，还有作为邻居、作为志愿者等等更加广泛的义务，以及对公共生活的品质承担更多责任的意愿。”[2]在中国，由于历史文化和现实等种种原因，社会化组织程度比较低。即便一些公民具有行动的意愿，也势单力薄，无法实现真正的行动。互联网公益众筹给那些相互隔离的公民提供了聚合平台。这种人际关系聚合，将本来均匀分散在不同地理空间的公民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虚拟的联合体，由此通过更多的社会聚合来矫正快速社会变迁带来的不良后果。互联网公益众筹较低的参与门槛特征和便捷的参与通道，更容易激发公民对他人、对社会的积极情感，启发的公民自愿精神，成为孕育公民美德的温床。

（二）社会自组织程度增强，推动公民自治

互联网公益众筹通过更多的社会聚合，把个体从社会隔绝和碎裂状态中聚合到一起形成简单快速的群体，并共同使用一个指导行动的框架，产生快速行动力。在这个过程中公民得到了锻炼参与集体事务的能力，社会自组织程度亦得到增强，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自发社交能力”在此有所体现，“在所有现代社会，组织的创立、破坏、修正都是频繁发生的事情，但最有价值的社会资本，一般说来并不是那种在传统社群或团体中工作的能力，而是结合成新社团、并在新的框架中合作的能力；而这类新的团体，通常都是由工业社会复杂的劳动分工所推动，并以共享的价值而非契约为基础，用埃米尔?涂尔干的话来说可以算是‘有机的团结’”。[6]

（三）由公共权力解决的问题回归由社会自身负责

互联网公益众筹由民间发起组织，同样公益需求的发现也是由民间提出，在这个过程中公民的公民身份得到强化，而不仅仅是“私人消费者身份”，[2]从互联网公益众筹所解决的问题范畴来看，之前由公共权力负责解决的问题开始回归由社会自身负责，这是公民参与的结果之一，“乔伊斯主张，社会政策要做的不是扩大社会服务提供者对社会的渗透，而是充分利用多种多样、生机勃勃的公民生活网络，使公民个人也可以发挥作用”。[2]

在参与的过程中，公民身份的概念也随之得到拓展，“公民身份所包含的义务，也不再是一切完全求助于宏观的国家慈善机构，而鼓励用更为直接，更为自愿的方式满足人们的需求。”[2]互联网在提供一个新的社会组织形态，其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方式在发生重大变化。

（四）培育社区意识，增加人们对集体的责任感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兴趣

互联网公益众筹以虚拟社团的形式将散落在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社会大众重新聚集在一起，以人人参与的形式带动大众亲自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根据托克维尔的看法，社团生活可以帮助公民克服狭隘的私人利益，治愈各种社会病，地方社群中的面对面互动带来一个重要的社会副产品：同胞之情和社会责任感”。[2]在参与互联网公益众筹的过程中，也是在培育市民社会，因为“‘市民社会’指的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社会，它通过使用知识、技巧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进行管理”；[7]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伴随公民主动精神的爆发，自愿精神和责任公民观念得到复兴。那些与公民共同体发生联系的公民“乐于彼此相助、相互尊重、相互信任”。[2]

四、结语

根据世界银行《发展中国家众筹潜力发展报告》[8]内容显示，到2025年，全中国500亿众筹可能有100亿是公益性的。互联网公益众筹未来会持续发挥更大影响：一方面，互联网公益众筹继续能够为社会服务提供有益补充，对于政府资源暂时难以扶持到的领域，或者社会关注焦点之外的公共事务，互联网公益众筹能发现并带动改善解决相关社会问题，补充政府的社会服务范畴。另一方面，互联网公益众筹降低公民参与门槛、解决了时间和空间对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限制，有效推动公民参与并培育公民精神。尤其在中国，基于互联网的公益众筹未来势必会成为我国社会大众参与公益的有效途径之一。通过促进公民参与，互联网公益众筹势必会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益补充。

目前我国公益众筹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根据2015年1月25日瑞森德与众筹网联合发布的《2014中国公益众筹研究报告》[9]显示，2014全年众筹成功的公益项目总计为299个，筹资额为1272万元。大部分互联网公益众筹项目因为缺乏线下公益项目运营团队和公益推广策略的有效支持，而未能成功启动。如何搭建更有效的互联网公益众筹平台？如何帮助各类公益组织或个人提升相应的公益项目运营能力，协助其成功开展互联网公益众筹？这些问题是未来互联网公益众筹能否在我国获得良好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除此之外，为了保障互联网公益众筹的健康发展、维护公民参与的热情，还需要尽快从立法的角度确保互联网公益众筹的合法性；对于互联网公益众筹项目的运营流程、资金使用情况及最终结果需要通过特定的监督机构、借助相应的监督机制进行严格的监督约束。互联网公益众筹的合法性和监督机制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如何立法？谁来监督？如何监督？如何建立我国互联网公益众筹的良性发展机制？如何借助互联网众筹促进我国公益事业发展？公益广告与公益众筹应该如何有机结合……上述问题需要学界、业界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共同探讨解决。

（本文系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西老字号文化对外传播策略》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5L004；本文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我国公益广告运作创新机制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编号：NCET-13-1002）

参考文献：

[1]闻翔.社会学的公共关怀和道德担当——评介麦克?布洛维的《公共社会学》[J].社会学研究,2008(01).

[2]唐·E·艾博利.市民社会基础读本——美国市民社会讨论经典文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3]克莱·舍基.未来是湿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王秀丽.微行大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5]风靡国外社交媒体的冰桶挑战赛究竟挑战了谁[EB/OL].

http://tech.qq.com/a/20140816/032523.htm.2014-08-16.

[6]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7]约翰·基恩.市民社会——旧形象,新观察[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

[8]发展中国家众筹潜力发展报告[EB/OL].

http://tech.qq.com/a/20140816/032523.htm.2014-04-21.

[9]2014公益众筹报告出炉[EB/OL].

http://gongyi.ifeng.com/a/20150126/40958456_0.shtml.2015-01-26.

[10](美)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1](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

[12](美)克·布洛维.公共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3]Judie Lannon.How Public Service Advertising Works Hardcover[M].World Advertising Research Center,2008.

[14]Ronald E.Rice,Charles K.Atkin.Public Communication Campaigns Paperback[M].SAGE Publications,Inc.Fourth edition,2012.

（王佳炜系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博士生、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初广志系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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