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新闻界有一句俗语：最好的新闻在现场。《第一现场》是一档以直播形态为主的新闻栏目，其中很多事件都是突发的，这就要求主持人必须有很高的现场应变能力，请问您是如何把握现场主持技巧的？

董超：这个培养的过程很难一两句话说清楚，有时候人是需要被刺激的，以我的经历来说，记得1996年第一次出去采访，带我的记者老师在纸上写了三个问题，等到了现场，除了这三个被安排的问题，我居然问不出第四个问题，这份尴尬像一面镜子，无情地照出了我的不足，它又像一块磨刀石，磨砺着我去“知耻而后勇”。所以接着的多年工作实践，我都在有意培养加强自己“在现场”的能力。包括金话筒获奖作品，主要内容都是现场出镜报道，就主持技巧而言，几个基本原则可以遵循：

1.以鲜活的现场信息作为报道的切入内容，争取引领受众的关注点快速进入，少用铺垫性信息。报道的开场阶段要追求一种“舍我”的状态，不要把自己抛头露脸的成分比看得太重，让现场报道真正回归现场。

2.以简洁的新闻语言作为报道的表述方式，以平实平视的风格和视角使受众感受到报道的贴近性，“正在亲临现场”。报道的叙述阶段要追求一种“无我”的状态，尽量多的将镜头对准现场的独特的鲜活的叙述载体，而不是死盯着报道者的面孔，要对着现场的“真凭实据”说故事。

3.以实用的评述理念作为报道的收尾评论，现场报道的评论切忌空泛虚幻越扯越远，要力图立足基本事实，把握现场节奏，表述短小精干，道理耐人寻味。报道的评论阶段要追求一种“真我”的状态，报道者以身边人讲述新闻事后，摆事实讲道理，情真意切，耐人寻味，可信度高，感染力强。

特别说明，以上只是现场报道技巧上的几点原则，充其量是个“术科”内容，而要真正把现场报道做到位，功夫在平时，功夫在积累，功夫在现场之外。总结起来，主持人要做好现场报道之类的工作，在职业生涯过程中需要着力培养几方“力”：一是记录生活的热情和观察力。把工作当作谋生手段和把工作当作一份理想去实现，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境界，怎样进入一个较高的境界，主动的态度至关重要；二是评述事件的思维和语言组织能力。这一点上我只有笨技巧，读书看报和做笔记，而如今网络和新媒体自媒体上会有各种维度的评论出现，只要是一个阅读和思考的有心人，所有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培养和健全思维的头脑和语言的整合；三是接受受众质疑的忍耐力。在职业生涯初创期，被受众接受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这个时候需要和团队一道培养起职业化的自信，用艰苦付出和点滴积累来面对受众的质疑和自己的心理负荷。

也想和在校的同学们多说几句：客观地说，大学里的一些课程可能和实际工作的岗位要求有些脱节，但这不应该影响到大学生活的质量。因为理想的大学生活状态应该是这样的：不仅学死知识，还要培养活思维。在大学校园里，一个人能够尽量作为一个社会现实的旁观者来理性思考现状，这样的优势是得天独厚的。所以，“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处事态度恐怕已经不合适信息爆炸时代的生活，更需要的应该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因为人迟早要进入这个现实社会。

记者：您认为，一档节目如何体现它的新闻价值？您可否结合您主持的栏目和读者分享一下。

董超：这个问题比较宽，具体结合我们的栏目谈一谈。有人说长期以来民生新闻都是“家长里短 鸡零狗碎”的内容，看起来远不是那么“高大上”，这么“矮穷矬”的节目谈何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这样的认识未免狭隘和绝对了，放眼全国，如果说哪档民生节目能把进入节目视线的所有家长里短和邻里纠纷都有效积极地帮助解决了，那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是多大的贡献，而且从近几年的新闻实践工作来看，各地的民生节目都在探索升级版，早已不满足于早年的传统套路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公共热点话题，主流公民参与和公共政策解读。2008年以后，这就是我本人工作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和着力点：比如在深圳两会期间，大量基层热点问题通过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集中反应，而怎样让落在纸面上的问题反映的更具体？怎样让这些问题的反应力度更大？我们积极探索突破常规报道方式，“董超两会观察”专栏适时推出，立足会场内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问题，放眼会场外的具体情况展开全方位深入调查，就体育场馆市场化，自行车绿道设置，二级公路收费等问题探寻解决途径，有效发挥媒体的监督职能。2010年和2012年我当选为深圳市和广东省党代表，作为宣传文化战线上唯一一名省市“双料”党代表，身兼“参会代表”和“新闻记者”的双重重任，我主导策划推出具有鲜明符号特色的专栏：《董超代表博客》《我是党代表》。让深圳市民及时全面了解党代会的新精神和新时期“厚于德 诚于信 敏于行”的广东精神。

通过栏目13年发展脉络不难看出，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我们所发挥的社会功用、体现的新闻价值也是不尽相同的，而是随着平台的不同，阶段的不同，不断提升和改良，在全面建设“美丽中国”的新时期，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的特区媒体，我想我们的未来价值体现，应该是再接再厉，为中国社会早日实现高素质的民主与法治而发挥积极作用。

记者：您一直比较热心公益事业，可否谈谈您对公益事业的认识，以及您是如何参与公益事业的？

董超：公共媒体一个重要的基本属性就是社会公益性，反映公众生活，体现公共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天的工作都体现了一份“公益”，当然这是就广泛意义而言的，作为一名“抛头露脸”的主持人，更有机会和条件，利用自身优势为社会公益事业奉献力量。

我是从2007年开始认真思考我的工作和深圳的社会公益事业如何有机融合，那年我们在思考策划一系列活动，围绕“绿色 健康”主题积极引导市民，机会来自于年初的一次无偿献血，我是无偿献血的参与者，深圳市血液中心联系我，商量是否可以出任无偿献血的形象大使，这是一个纯公益的代言，当时我认真研究了深圳无偿献血事业的发展情况后作出了一些思考：如果单纯作为平面或者动态宣传的形象代言出现，简便易操作，但是社会效果可能比较一般，如何形成点面结合，立体深入地把无偿献血这项爱心光彩事业宣传到位，接着我带领团队依托《第一现场》，面向全体市民推出主题策划《爱心家庭体验无偿献血》及一些相关流程，连续推出一周系列专题报道，深圳市民踊跃参与，取得理想的社会效果，我也成为深圳市第一位无偿献血爱心形象大使。

借着这次活动的先进经验，2007年可以说是我的践行公益年，推出了“绿色环保生活年度策划”公益主题活动，这一年的工作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媒体的社会功用和公益性作为，感受到能够利用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为社会公益事业出力，对于我个人而言是非常幸运和难得的。

同时关于公益事业，目前中国的公益事业发展只是起步阶段，在很多领域还没有成熟的规矩和约束监管机制可言，这也是为什么一个郭美美能把红十字会搅的七零八落的重要原因，一说起公益，看上去一定很美，但是做起来其实很难，它绝不仅需要一腔热忱，更需要法理规则和一份理性，理想的公益状态不该是一座座火山，因为如果全凭火力壮总有熄灭的时候，应该是一条条涓涓细流，有连绵不断的源头活水，途径之地还要保证不受有毒有害因素的污染，要做到这样的理想境地，光靠政府部门很难，真正返权于民，民间组织自治要发挥重要的主导作用，政府是把关基本环节，法律来把住执行底线，全体公众才是自己公益事业的主导者和参与者。

记者：“心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主持人的舞台可以说是观众给的，请问您是如果用“心”留住观众的？

董超：这么多年，作为这档栏目的主持人，我始终牢记一个关键词——人性。把人性引入主持人的话语体系和具体行为，因为所有新闻都应该与人有关系。北京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徐滔的一句话始终激励着我——“民生新闻不是技巧，而是记者的一颗心”。任何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都应该具备一颗变革时代的人文内心。为着这个中心词，这十多年我做了太多具体而细微的努力。

当作为一个有心的新闻工作者，用心去记录甚至介入了这些“身边事 世间情”之后，我有一个特别鲜明的感受：在新闻这个触角无限延伸的行当里，“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已经那么的不现实，当世界被形容成‘地球村’的时候，千里之遥早已不是距离。而深圳这样的城市，包容着无数来自千里之外的人，他们进入这个城市的心理感受、情感落差会直接决定着他们下一步所做的选择，是善意的回报还是恶意的爆发？所有这一切，无形之中让城市人完成了一次对生活的自我审视：感恩生活，善待旁人。尽管彼此很陌生，尽管对方不起眼，但是这份善意不是为着旁人，也是为着自己。这也是我所理解的用心留住人的概念。

记者：主持带给您最大的感受和收获是什么？从事主持工作以后，对您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什么影响或改变？

董超：作为一名职业主持人，特别是民生类节目的主持人，要对自己应该起到的作用有准确的理解——信息爆炸时代，电视已经由信息内容竞争变成加工方式的竞争，即每个主持人的话语方式语态表达和内在情感，信息是共享的，主持人是独家的，主持人的发展从职业化越来越走向个性化。

还是把主持这个岗位放在新闻的大行业里做点说明，首先我非常珍惜并感恩这个职业，否则也不会在这个岗位坚持将近20年，它给予了我出发时想都不敢想的职业荣耀，让我很有信心的面对着这个纷繁社会，很有感觉地掂量着自己的存在价值。而近20年的新闻工作，对我的性格和人格重塑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新闻行业的接触面上下贯通无边无界，更有助于培养我们大视野的历史观生活观，以及理性平实的处世风格，新闻工作带给我的一大收获还在于教会了我如何多维度立体的面对和思考问题：多元判断的时代已经出现，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在新闻思维中少有“非黑即白”的判断，新闻业是一份严肃的职业，因为它在记录社会，这就更需要从业人员有一份职业敬畏感，树立职业崇高的心态，怀着敬仰‘慎独’的心态去做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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