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自由到服从的转变

有了“报恩主义”与“文人论政”的铺垫，就不难理解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季鸾的编辑思想的转变，即以自由为本的英美报刊式理念向服从为本位的传统文士的转变。对于报纸的定位，他的认识也由独立自由的言论机关变为以国家利益为重，引导舆论的宣传机构。从他自身来说，担负着在亡国灭种的危险面前挽救中华民族的重任。从外部条件来说，战争导致了《大公报》乃至整个中国报界的生存环境发生巨变，报纸的功能以及角色定位必将也随之发生了转移。他曾表示，自由主义本来自然应当是报业的根基，但是值此民族危亡的关头，应暂时收起自由主义的色彩，为抗战救过而奔走呼喊。认为作战本就需要宣传，人民需要报纸的动员，将士们需要报纸的激励，其目的都是为了唤起中国民众抗日的信念与热诚，这是一份有担当的报纸所义不容辞的责任。

1936年12月12，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杨虎城和张学良将军扣押了亲临西安督战的蒋介石，逼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一时之间，国内政坛波澜诡异，外患尚未解决，内战又现端倪。张季鸾接连撰文三篇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奔走呼号，对于扭转全局，消除内战危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张季鸾之所以愿意配合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其根本原因在于张季鸾将救国放在了第一位，这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恰恰是张季鸾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坚决维护国家统一的决绝。在与友人徐铸成的交谈中，他就曾表示过，自己之所以拥护国民党，是因为抗日战争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他的委曲求全就是为了有一个统一的抗战中心；其次，他并没有站在共产党的反对面上。最直接的例证就是《大公报》连载刊发了范长江所采写的陕北红色革命根据地报道，即后来集结出版的《中国的西北角》。这些报道，第一次以客观真实的笔法将共产党介绍给大众。

对于报人来说，言论的独立与自由是要争取的，但是在民族危难当前的时刻，需以国家为重，何况张季鸾在战时也并未完全放弃独立与自由的追求。它曾告诫同仁，虽然服从了通知，但是独立、公平的精神是无论如何不可以丢失的。同意国民党的战时新闻统制政策，是在特殊时期的不得以而为之，不是一种可以常态化的政策。

三、对当代新闻业的启示

张季鸾被称为“民国第一士”，他所主笔的《大公报》是民国时期最成功的商营报纸之一。本文回顾总结百年之前报人张季鸾的编辑思想，是希望为当前传媒业发展提供些许借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第一，做无我无私，关心公众利益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倡导记者当注意自身责任以及公意培养，这一点与西方的“社会责任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近年来，央视主持人芮成钢、21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沈灏、《新快报》记者陈永洲等媒体人因收受财物而落马的事件层出不穷。曝光之后，让公众哗然，令新闻传媒行业蒙羞。张季鸾的大公无私，是对媒体人员的警醒，也是对从事新闻金钱交易的伪记者的当头棒喝。报道过“繁峙矿难”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刘畅曾讲过，他做深度调查多年，真切地感觉到“记者是一份内心灾难深重”的职业。看过了太多的血腥和灾难，容易让新闻人失去希望。但是，每次一想到那些无辜的人民身上所遭受的巨大不公，他便生出一份责任感来，督促着他客观公正的报道事实真相。刘畅身上所秉承的正义与责任感，是对张季鸾关于记者所具有的无私精神的最好注释。

第二，在自由敢言与舆论引导为重之间游刃有余。近年来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传统媒体着力于向新媒体转型，民间各式各样的自媒体也层出不穷。不论是网易、澎湃、搜狐等布局于移动互联网的新闻类APP，还是如财经记者吴晓波、拿到两千万投资的papi酱、贩卖互联网生存理念的逻辑思维这一类的自媒体人。整个国家传媒业发展从未曾这般火热，而关于新闻管制与新闻自由的争论也从未曾激烈如此。然而，自由越大，责任也就越大。新闻人本就是要遵守新闻操作规范以及国家必要的新闻管制手段。太过自由的言论环境，可能会导致一家媒体新闻失实以及文风虚浮，为读者所不齿，如以“做有态度的新闻”而标榜的网易新闻手机客户端，态度往往来自于标新立异，致使其出现大量的伪新闻、假新闻。诚然，管制太过严厉，一味让媒体接受宣传任务，不分是非对错的引导舆情，则又可能令其丧失“报格”，在面临重大新闻事件的时候反倒难以发挥宣传作用。

张季鸾则在其中找到了平衡点，对于统制的遵从让他避免了极端自由主义所造成的个人主义，一以贯之的自由思潮又使他避免了绝对的集体主义。整个新媒体产业的野蛮生长造成互联网新闻规范条例方面的缺失，使得诸多媒体人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即因为难以摸清明确的“界限”而纠结于言论尺度的把握，以至于在思想上形成自我阉割。另一方面，以引导舆论、宣传国家大政方针政策为主的主流媒体，为了顺应新兴媒体传播特点，想尽快融入到新媒体当中，拥抱新媒体，致使某些媒体在媒介融合过程中出现了娱乐化、碎片化现象。如何在“党管媒体”的现实下，平衡这种非此即彼的极端路线，找准传媒业改革的方向？张季鸾的编辑思想也许就是答案，即对于新闻操作规范底线以及原则的坚守，在关乎国计民生等重大问题时候的坚守，更重要的是媒体不能为了绝对的独立自由，而放弃正面舆论的引导。

参考文献：

[1] 张萌,余芬芬.浅析张季鸾与邵飘萍之不同人生命运及其原因[J].新闻世界,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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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

[5] 郭若平.《大公报》编辑理念与“文人论政”[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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