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张季鸾先生是民国时期声名显赫的一位报人，他所主笔的《大公报》被公认为是我国民营报业成功的典范。本文以张季鸾办报活动中的自由主义思潮与报恩思想为研究对象，结合具体事例分析两者在不同时期对他编辑活动的影响，论述其中所包含的对当代新闻业的启示，力求以张季鸾为观照，督促当代新闻人躬身自省。

关键词：张季鸾；自由主义；文人论政；报恩思想

中图分类号：G2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7-0059-03

一、引 言

张季鸾生活在列强入侵，军阀混战的民国，这是中国近代的一段乱世，同时也是各种西方先进思潮在封闭了千年的古老中国蓬勃生长的时代。他因早年接受的私塾教育以及留日经历的影响，其编辑思想兼具来自传统关学的文人家国情怀和欧美自由主义思潮。这两者分别在不同时期，分离抑或交叉着伴随在他一生的办报活动中。自1911年日本留学归来参加《民立报》开始，至1941年在《大公报》的总编辑岗位上因病去世，三十年的报人生涯，他共撰文三千余篇。或直陈时弊或为民呐喊，敢言敢做的风格为他赢得了大批的读者。其中粗略来分，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族危机上升为主要矛盾为转折点，他的以自由为本的英美式报刊理念，逐步转变为以服从国家利益为本位的传统文士思想。但是他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传统主义者或西化的自由主义者，更多时候，在碰撞产生的矛盾中，他选择了中和。正是因为中和所形成的温润宏厚的力量，不仅使《大公报》一跃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民营报纸，也帮助他个人在民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将他编辑思想中最核心的两者总结为自由主义思潮和报恩思想，结合其形成的时代背景，以具体事例进行了论证。

二、自由主义思潮与报恩思想概述

（一）独立的自由主义职业报人

1.自由主义思想缘起

在张季鸾主持了《大公报》之后，《大公报》敢言的风格为人们所称道。其自由主义思想基础的形成，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原因。

首先，时代原因铸就。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打开。西方的自由主义理论进入中国，开始了其本土化的过程。1903年，年仅十八岁的邹容写出了《革命军》，同年身在日本的陈天华笔耕不辍，《猛回头》与《警世钟》两本著作接连面世，控诉将帝国主义列强与清廷的丑恶罪行，在青年学子中引起极大反响。其次，1905年张季鸾留学日本的五年时间里，接触的是日本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说，深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他在日本结识的留学生朋友也同盟会的成员为主，如同盟会陕西支会会长井勿幕，张群等人，在这样的环境下耳濡目染，更加坚定支持孙中山的主张。最后，张季鸾曾加入同盟会，担任陕西分会革命刊物《夏声》主编，积极鼓吹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不久他便退出了同盟会。缘自于孙中山规劝他，不要因为党派而影响了金融贸易的独立性，因为金融商务是一个国家民生的根本支柱，此后一生，他未曾加入任何党派。

2.因言获罪，两度入狱

1912年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登台执政。受军阀政治的高压影响，敢于仗义执言，揭露政府倒行逆施的报人，屈指可数。1913年，刚刚创办了北京《民立报》的张季鸾主要以英美报刊的自由主义思想为主导编辑思想，立志要在政党报纸林立的北京，开辟一条独立于袁世凯，国民党，立宪派之外，真正为人民发言呐喊的的办报道路。同年，袁世凯未经国会同意，秘密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出卖中国主权以换取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张季鸾从日本友人处偶然看得了借款合同。激愤之下，在上海《民立报》上披露了这桩交易，国内外舆论哗然。当晚，张季鸾即被投入监狱，虽然后来经过积极营救重获自由，但是被逐出了北京。牢狱之灾并没有让傲骨铮铮的张季鸾低头屈服，返回上海后，他担任了《大共和日报》国际版的主编，继续猛烈抨击袁世凯复辟恶行。两年之后的1918年秋，皖系军阀段祺瑞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怀着对新闻自由的最求，毫不畏惧的张季鸾继续在报纸上披露了这一丧权辱国的消息，直接导致报纸被查封，他本人再度入狱，半个月后恢复自由。

3.创办《大公报》，继续独立自由的编辑思想

因发行不畅，资金拮据等问题，张季鸾初期屡次办报失败。同时他也对当时报界的各种乱象深感不满，“且中国报界之沦落苦矣。自怀党见，而拥护其党者，品犹为上；其次，依资本为转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卖，并无言论，遑论独立，并无主张，遑论是非。”[1]为了做出理想的报纸，他从两方面着手努力，创办了《大公报》。

第一，在他看来，当时的报纸在财阀和政客的重压之下，苦苦支撑。而要想破除这一弊病，必须首先达到资本独立。因此，在《大公报》创立之初，他与胡政之，吴鼎昌便约定资本必须独立，不受政治投资，不纳外人资本。报社的启动资金由吴鼎昌独自出资5万，聘请张季鸾和胡政之为总编辑和总经理，每人月薪三百元，此二人专心办报，不再兼任其他职位。第二，在解决了资本独立的问题之后，他觉得报纸还缺乏像欧美大报那样积极发表自己的言论主张，从而引导公众舆论的精神，中国的报纸应该具有英国的《泰晤士报》那样大的影响力。1926年9月1日，张季鸾发文《本社同人之志趣》提出了独立办报的“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其中的“不党”，便是专门为支持言论独立而提出。就是“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2]而这其中的“不党”便是希冀《大公报》能够摆脱多年来国内报纸为政治斗争工具的传统，纯粹以独立的身份来维护国家利益。

在《大公报》创办了13年之后，张季鸾曾对他办报初期的这些想法做过较为系统地阐释，他认为民国以来诞生的诸多大报，虽然商业的定位为它们加上的先天性的桎梏，但是经济上的充裕同时也保证了“报人”这一职业的独立性。

（二）“文章报国”的爱国志士

1.“报恩主义”思想根源

张季鸾的“报恩主义”思想是致使其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重新定位自己的编辑思想的重要原因。国难之下，他转而认为报纸是舆论宣传工具，应该服从国家利益而存在的重要根源。要研究他后期编辑思想的转变，必须先从他的“报恩主义”思想的根源说起。

幼时，张季鸾因为天资聪颖，受到当地贵人相助，得以跟随关中学派的大儒刘古愚学习传统国学，他后来在报纸上的评论撰写因此受益匪浅。刘古愚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情节对他影响颇深，曾教导他们重外患而轻政体，这也埋下了张季鸾后期以国家利益为重，对于国共两党没有明显爱好偏憎的种子。1905年，张季鸾又依靠陕西学台沈卫推荐赴日留学，从而提供了他开眼看世界的条件。可以说，张季鸾在求学经历中受贵人提携的经历，奠定了他后来编辑思想中的“报恩主义”思想。1934年张季鸾曾重返故土，归来后曾在《国闻周报》发文《归乡记》，其中提到自己的人生观，它是这样总结的。“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3]

2.“文人论政”思想

近代中国所办的报刊，并不是本土化报业发展演变的结果，而是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情况下，中国士大夫传统及现代知识分子言论救国的产物。也正因为如此，自其自诞生之日起，就背负了更加沉重的责任，孕育出了鲜明的“文人论政”风格。深受关学和西学影响的张季鸾是兼具传统爱国情怀与追求民族富强独立的知识分子，躬逢其盛，受其所感。《大公报》在1940年5月10日的社评曾写道：“今日中国知识文化中心之一的上层知识分子，必须脱去沉默旁观态度，坚握当前的政治责任，发为声音，造成独立健全的舆论，方能与政治相辅相成，并轨前进”。[4]在他的带领下，由《循环日报》王韬所开创的“文人论政”的传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言论独立自由与恩主义思想的融合，使得“文人论政”成为了贯彻《大公报》编辑思想的一条主线。表现优异的《大公报》获得了由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颁发的“密苏里新闻事业杰出贡献荣誉奖章”，张季鸾在其后撰文表示，中国的报纸并不仅仅是作为实业机关而从在的，更多时候文人论政的传统才是它的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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