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肥皂剧受众：不同文化认知基模影响下的混乱理解

因为“文类逼真”里一些狂想是可以被允许的，但是“文化逼真”则会调动人们在现实世界累积下来的认知，并以此为基础解读象征，然后产生认同。但是当“文类逼真”与“文化逼真”同时放在受众面前，并且不按照他们各自的逻辑去呈现的时候，受众就无法顺利判断应该用何种认知基模去理解当前的“真实”。

比如曲筱绡在故事中和复旦博士毕业的年轻才俊赵医生展开恋爱关系。在类型片中，女主人公的恋情通常会遭遇挫折，这属于“类型逼真”。但是赵医生和曲筱绡的“恋爱挫折”并不是类型片中常见的 “产生误会-误会爆发-误会消除”套路，而是源于不同教育背景和文化涵养之间的碰撞。赵医生在牌桌上发现曲筱绡不学无术后，第一次提出分手。这意味着，阶层和教育背景、内涵素养的巨大鸿沟是造成他们无法继续亲密关系的原因。这种“矛盾”的产生，不再属于“类型逼真”，而属于“文化逼真”。

但是如果观众在“文化逼真”的认知基模下理解赵医生和曲筱晓的情感，那么，他们过于戏剧化的相识与相爱就无法用“文化逼真”的解码逻辑来解释。观众只用从“类型真实”的基模来理解，赵医生和曲筱绡之间跨越阶级、文化背景的浪漫爱情才能成立。这样毫无预兆的置换将让受众感到无所适从——既不能用日常“浪漫爱情”的故事逻辑判断剧情的走向，也无法遵循日常生活中现实文化的逻辑看待剧情的发展。

又比如，女性角色之间的关系也是肥皂剧“类型逼真”重要的组成部分，五个差别如此巨大的人物聚在一起的背后逻辑就只能是“类型逼真”，也就是所谓“剧情需要”。但是他们相处在一起的细节，却常常遵循“文化逼真”的编码规则。比如，爱慕虚荣、家境普通的樊胜美和富二代海归曲筱绡，在第一次见面就暗自比拼身上的名牌服饰；曲筱绡背地用“富二代”的口吻轻蔑地称想钓金龟婿的樊胜美为“捞女”；大企业高管的安迪，纵使维护樊胜美的“虚荣心”，但是内心也鄙视樊胜美是“办公室油子”……当这些“文化逼真”的细节展示给观众之后，五位女主角还要重新遵循“类型逼真”的规则，依旧亲密无间地维护彼此，观众就无法自如判断自己是应当用哪种“逼真”的逻辑来解读当前的剧情。

四、思考：肥皂剧在大众文化建构中作用的再认识

“类型逼真”在肥皂剧中较易被辨别，但是其中混杂的“文化逼真”则更为隐秘也更具有说服力。“文化逼真”也被用来加强“类型逼真”的说服力，这让观众在不自觉中就被并不反映现实的肥皂剧所暗示和劝服。

实证研究发现，如果观众长时间接受肥皂剧中不幸角色的不幸命运，他们对个人生活的满意度、对现实生活的评价以及对世界的认知以及什么是合理化的目标成就的判断都会受损[8]。作为一种潜藏的“说服”方式，肥皂剧对观众的“暗示影响”并不能忽视。

甚至有研究者认为，这样的肥皂剧具有非常强的“培养性”（Clutivation Effect），这种强培养性不但会促使他们认知的改变，还会改变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行动，比如促使他们去异地旅行、甚至改变他们的婚姻观念[9]。该研究发现，越南女性在收看韩国肥皂剧的时候，虽然并不认为其中的主人公就一定真有其人，但是会认为电视剧中的社会环境更和平宁静、更适合浪漫化的生活，从而促使喜欢看韩剧的越南女性在生活中较其他越南女性更为青睐通过婚姻而去韩国[9]。也有研究者认为，在面对两种“逼真”产生的混乱时，受众会通过内化的主动理解，并且积极设想肥皂剧中的场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自己应该如何应对。这种行为之普遍，甚至超越了种族之间巨大的阶级与文化鸿沟[10]。格布纳（S.G.Gerbner）认为电视中的故事是对现实的“表征”，虽然人们认为故事的情节是虚构的，但是依旧会认为故事中的社会“背景”、“教训”和“道德”是真实的。然而事实上，即便社会“背景”是尊崇了文化真实的，“教训”和“道德”也有可能选择性遵从“类型真实”。

而且，因为“文化逼真”经常出现在以“拟态真实”的大众媒介中，而大众媒介曾被赋予“社会守望”、“价值评价”等责任，这也培养了受众在接受日常“文化逼真”型文本时，会将这些文本中所隐藏的价值和文化认为是主流文化。

肥皂剧中的“文化逼真”在被受众用“类型逼真”的循化解读中，受众在两重真实中不能完成同一个象征物在意义地图的耦合，反而引起怪异的错位，最终造成了“矛盾”的读者：一面被人物的命运和逼真的细节所吸引，但是看完之后又内心深处并不认同这一系列叙事的“真实”，并且担忧“扭曲了的重现会变成对某种价值观的推崇。”

这也就能解释，为何明知是虚构，观众依旧会对肥皂剧中角色的言行举止进行强烈的“三观指责”。《蜗居》之后，批评者认为对“贪官”宋思明和“小三”海藻的塑造会影响观众现实中对贪腐与婚外情的价值判断；《奋斗》播出后，即便是为其中青年人奋斗的青春热血叫好者，也诟病他们的“成功”太过容易，并不能作为现实“北漂”青年的学习榜样；《欢乐颂》也被认为太过美化夸张富有阶级和特权阶级，对阶层固化进行粉饰。

在肥皂剧的创作、传播、影响力日益广泛、编码解码更为隐秘精巧的今天，肥皂剧构建的真实、这种真实所带来的影响值得研究者重新思考。我们不能再单纯将肥皂剧视为提供“纯娱乐”的消费品，而应该重视它作为大众文化中的重要部分的价值，并重审视其背后所连接的受众与生产者、文本象征与社会意指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英)斯图亚特·?霍尔编.周宪,许钧主编.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3.

[2] Jelle Mast.New directions in hybrid popular television: a reassessment of television mock-documentary[J].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09 SAGE Publications (Los Angeles, London, New Delhi and Singapore), Vol. 31(2).

[3] 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4] REN? WEBER. Soap Opera Exposure and Enjoyment:?A Longitudinal Test of Disposition Theory[A]. Media Psychology. 2008.

[5] Michael Morgan and James Shanahan. The State of Cultivation [A]. 2010 Broadcast Education Associatio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4(2), 2010.

[6] 刘新慧.解读肥皂剧消费的“快感机制”[J].当代传播,2010(2).

[7] 刘涛、蒋欣、王子文、杨紫、乔欣加盟《欢乐颂》/侯鸿亮、孔笙、简川訸联袂打造都市女性成长大戏[EB/OL].http://weibo. com/p/1001603877581588939775?from=page_100606_profile&wvr=6&mod=wenzhangmod

[8] Barbara B. Stern, Cristel Antonia Russell, Dale W. Russell . Hidden persuasions in soap operas: damaged heroines and negative consumer effec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6(1), [C]pp. 9–36. 2007 Advertising Association?

[9] Hong Tien Vu, Tien-Tsung Lee. Soap Operas as a Matchmaker: A Cultivation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South Korean TV Dramas on Vietnamese Women’s Marital Intentions. [C]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terly 90(2).

[10] Joost de Bruin. Dutch Television Soap Opera, Ethnicity and Girls’ Interpretation[C]. Gazette Vol.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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