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叙事理念和观众审美期待两者于认知需求、情感体验的匹配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影片命运。国产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在视听制作技术和报恩与爱的主题受到广泛肯定的同时，叙事层面却出现世界观表述缺口、传统文化价值体认碎片化、生命历程缺乏心灵内省、主人公道德偏差四种与受众审美期待相抵牾的现象，而通过增删相关叙事细节、拓展叙事符号意蕴等叙事策略的调整，则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化解影片中这种失衡状况。

关键词：大鱼海棠；叙事理念；审美期待；失衡；化解方式

电影是大众艺术，电影的叙述过程是预设了隐含读者的目的性传播，需要“把观众拉入到文本叙述的网络之中，并以观众的内在情趣、心理需求、期冀与希望为主旨而做出张弛有序、既熟悉又陌生的策略安排。”①毫无疑问，叙事理念要在与观众互动中实现其传播价值，当故事本身抑或电影中其它叙事符号无法有效承载叙事理念时，电影的精神空间及其携带的价值便会因之萎缩，叙事理念偏离受众的审美期待便是诸多限制精神表达的因素之一。

2016年7月8日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在赢得可观票房成绩，感动了大量观众的同时，也面临着对影片故事讲述、价值呈现的质疑。在《大鱼海棠》唯美恢弘的视听效果背后，对电影技术的娴熟掌握与运用毋庸置疑，无论是人物造型、场景，还是剪辑、配音、特效等动画技艺水平都堪称精湛，中国画式的诗意演绎更有“国产动画良心作”之称，然而故事构筑过程产生的缺憾也令人叹惋不已。这些缺憾主要体现为世界观的表述缺口、碎片化的传统文化价值体认、哲理化生命历程中缺席的心灵内省、主人公和隐含作者的道德审美偏差，其中原因则在于电影叙事理念和观众审美期待之间的失衡。本文从电影叙事理念和受众审美期待之间的理论关联入手，解析电影《大鱼海棠》中二者失衡现象，并尝试从裁接叙事线索的角度提出化解其间龃龉的方式。

一、电影叙事理念和观众审美期待的关系

电影的叙事理念有两个层次，其一是基于主体意识指导影视创作的观念，其二是体现在电影作品中，保障故事情节推进的事实。电影叙事理念的边界取决于主创的构思空间，同时也决定了影片的价值生成方向。正如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所说，作为多维艺术形式综合体的电影本身便具备文化文本的性质②，电影的叙事理念要在文化文本的表现空间之内展露，而已有研究者指出，电影叙事空间的文化范式主要通过地理、历史、精神、虚拟四个维度展开③。其中思想活动类属的精神空间（Spiritual space）是电影创作者和观众在理性、情感、欲望、意志等精神活动层面互动交流的主要场所，创作者要通过叙事来表达自我的价值认知、情感意志；接受者则会通过来自情感和理智的对接完成对影片的审美接受。观众通过观影活动与电影叙事的精神空间对接程度，往往会被观众的“前理解”——以审美经验或生活体验为基础形成的定向性期待所左右，这里的”前理解”，也就是接受美学中所称“审美世界的期待视野”。

较早将源于德国的期待视野理论引入艺术领域的贡布里希曾将期待视野解释为思维定向④，而在整个接受过程中会遇到“顺向相应和逆向受挫”⑤两种情况，观众既会在电影叙事和期待视野的一致中获得成就感，亦会在电影叙事有悖于期待视野时产生挫败感，只要逆向受挫保持在适度范围内，便能够激发观众的好奇心，强化审美延宕效果，保持叙事理念和审美期待的平衡。相反，当顺向相应的程度不及审美预期或逆向受挫超过审美预期的情况下，影片的叙事理念会产生偏差，叙事理念无法有效传达，电影的价值也会随之大打折扣，对于商业电影来说，作为审美主体的观众参与度甚至决定着电影的命运。当然，个体差异使得观众对电影的审美期待会出现不同的水平、方向，但观众在认知、情感两个基本层面的审美需求上是共通的。影片在叙事过程中要满足观众的认知需求，首先要保证故事的清晰和逻辑连贯；要满足观众的情感体验需求，亦必须确保电影符合人的情感本性，符合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审美标准。

清晰的故事和连贯的逻辑是影片是叙事有效性成立的前提，故事主题含混、逻辑漏洞频出，便会瓦解掉故事的可信度，稀释影片空间的代入感，动摇整个影片的效果。好莱坞著名制片人大卫·赛尔兹尼克曾谈到，“一部电影最坏的毛病是缺乏清晰性”，当然，叙事的清晰性并不是衡量所有电影类型的标杆，重情景而轻视情节的叙事方式也已经被《公民凯恩》、《暴雨将至》、《盗梦空间》等诸多非线性现代电影代表作证明有效。但对于《大鱼海棠》等商业片来说，将确定的叙事理念灌注在相匹配的故事情节中，并通过叙事符号有效传达给观众是实现电影生产目的基本要求。

影片中的情感体验需要人物、情节来促发，在叙事过程中，意志与理智的互相妥协是使情感体验立体化的力量所在，而意志和理智内化入情节的过程，也是受众期待的道德审美在影片中得到回应的过程。道德和审美的统一本身便具备超越文化差异而引发崇高情感体验的普泛效力，正如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中美与善的统一，也正如康德所说，“美是道德性的象征”⑥，美感、审美都与道德密切相关，只是与伦理学中概念化、逻辑化的特征相比，道德在审美判断中是直观的，对于观众的观赏体验来说同样如此，影片叙事出现与观众普遍道德审美失衡的状况时，其消解电影价值的效力丝毫不亚于主题含混和逻辑漏洞等认知期待的负面效用。

然而，艺术实践对精神空间的传达、转化往往具有非逻辑性、不确定性，加之在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不乏将讲究清晰叙事视为缺乏创意，将强调道德等同于教条的叛逆心理。但故事逻辑和道德审美已经内化入观众观影的审美期待，当影片的叙事理念和审美期待达到平衡状态时，电影的叙事符号众多，观众的目光不会太多聚焦于剧情抑或道德；可当影片的叙事一旦出现道德偏失或者情节漏洞，有关影片逻辑、道德的讨论往往便会成为影评争论的热点。国产动画电影《大鱼海棠》中叙事主题和情节之间的关系未能完整交代，女主人公在报恩和牺牲之间，在情感和理智之间的抉择与电影观众道德审美的失衡现象便是典型例证。

二、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叙事理念和受众审美期待的抵牾现象

《大鱼海棠》是奇幻题材，影片叙事主线是少女椿为了报答因己而死的人类少年鲲，与灵婆做交易，用自己的半条生命换回鲲的复活，而爱着椿的少年湫，为了让椿免于死亡，牺牲自己，送椿与鲲回到人间。影片总体是线性叙事，故事主线的精神是感恩、坚持，然而，影片受众期待的故事逻辑完整性、情怀的感染力与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叙事理念的表述过程产生了抵牾，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世界观的表述缺口；第二，传统文化价值体认过程碎片化；其三，哲理化生命历程中心灵内省缺席；其四，故事主人公和隐含作者的道德审美偏差。

奇幻题材区别于现实题材最特别之处是世界观，能够自圆其说的时空运行规则是赋予观众代入感、让观众进入相应叙述情景的首要条件。《大鱼海棠》虚构了另一个与人类世界平行的空间，然而影片在这个虚构时空的运行规则处留下许多矛盾或含混的细节。比如影片在轮回的世界观下设定灵魂的形态是鱼，但开篇旁白“所有活着的人类，灵魂都是海里一条巨大的鱼”和影片后续出现的好人死后灵魂变成鱼，坏人死后灵魂变成老鼠情节相互矛盾。同样令人费解的是，灵婆掌管善良的灵魂，但既知椿的交易会给族人带来灾祸，却以帮她为名引她前来；跟椿达成以命易命的交易时，并未告知椿会在鲲复活的时刻丧命，也并未告诉椿她的选择会引发什么灾难，如此交易成了骗局，椿牺牲生命的报恩变成了不完全知情的举动，椿牺牲族人安危的冒险也变得盲目。灵婆则成为规则的破坏者，有意识地引导椿去危害族人，同时，这个世界的规则也在不明边界的情况下可以随意更改，支撑起奇幻世界观的原理变得凋零斑驳，当观众的疑惑在剧情的前后关联中找不到答案，对故事情节的演进方式缺乏信任，无法走入影片预设情境时，影片叙事引发的情感体验皆会因之暗淡。

传统文化的价值体认是《大鱼海棠》叙事理念的重要意图，影片报恩的故事主线和舍生赴义的精神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故事模式，民族文化符号和古代哲学意象亦醒目地充斥于画面、声音、文字等动画电影的典型叙事符号中。这些意象与影片的关联方式有两种，其一是截取意象的主要文化特征以加深审美效果的古典韵味，但意象选择在影片的想象时空中呈现出随意性，于是出现上古诸神住在福建土楼里；女主人公的母亲凤是大古装造型，女儿椿却是民国少女装束；掌管善良人灵魂的灵婆的造型却参照中国民间传说中的阎君。传统意象的取用脱离了各自归属的完整意境，并且似乎只是为了营造奇幻的视觉效果，沾上中国风的气息而已。第二种关联方式则是在叙事符号中构建来自古代哲学的隐喻，但却并未将哲理化的诠释融入影片叙事以激起来自古代哲学精神的共鸣。影片在命名、人物个性上都使用了老庄哲学、儒家《易》学的隐喻，然而，虽然影片的创意出自庄子《逍遥游》，却只借取了篇中与大鱼吻合的鲲鹏的形象及奇幻诡谲的想象世界，《逍遥游》中庄子物我两忘而达到无己、无功、无名境界的主旨却并未参与影片的意义建构。

《大鱼海棠》的叙事理念包含着传达哲理韵味和生命思考的初衷，但哲理化的任务交给了故事发展进程，却缺乏主动的心灵内省。影片在全知视角和老年椿的回忆之间切换，老年椿审视生命历程的经过本可以充满反思意味以传达影片叙事理念，正如沃尔夫冈·凯瑟所说，“叙事人是一个由作者蜕变而成的虚构人物”，⑦主角的遭遇是观众的情感体验的入口。影片也确实用椿苍老的旁白声音作为视角变换的标识，但旁白却被设定了不悲不喜的立场和劫后余生的口吻，实际成为简单的补充陈述，负责向观众解释故事缘起、解说剧情推进，而在爷爷为救湫而死时、在意识到族人对鲲的排斥态度时、在鲲的生命和族人安全之间的选择时等重要生命节点这些本需反思、需要通过画面之外的语言来升华哲理化韵味的地方，影片的旁白却是缺席的，旁白其余所及之处，均表现出置身事外的淡然，这种淡然丢弃了向观众表露创作意图，深化爱与救赎主题的机会，也消解了影片众多感人之处本应有的深度。

相较之下，故事叙述中主人公和隐含作者的道德审美偏差是对观众审美期待冲击力最大之处。椿用自己一半生命报恩的选择固然值得钦佩，但在交易的同时明知会引发不仅属于自己的灾难，却依旧坚持救鲲；再有，影片中鲲的死是因为椿的失误，这样椿的报恩过程夹杂着抚平心中愧疚、弥补过失的动机——综合这两条线索，影片女主人公椿的营救行为便是不惜牺牲家园、牺牲族人来平复自己心中的愧疚，在整个过程中，椿对鲲引发的家园被毁、气候失常等系列灾难无丝毫动容，直到族人生命危在旦夕让她想起鲲的妹妹因哥哥的死痛哭失声那一幕，方才有所察觉，化作海棠去救助族人。最终，湫用牺牲换来椿、鲲两人在人间重生，这与其说这是湫的真爱，椿的幸运，不如说又为椿的自私更增一项证据。至此，影片感恩、坚持不懈的主题和故事呈现已经出现断裂，主人公全程坚持的理想并不具备崇高感，椿的爷爷后土临终还在鼓励她要坚持、不放弃的嘱托甚至变得荒诞，椿的人格也走向了相反的一面——自私、盲目，甚至等同于舍人为己；影片对主人公行为的道德失衡并无审视或反思，女主人公亦未受到惩戒，反而在侥幸存活的大团圆结局中圆梦重生。无可否认，文艺作品对受众的精神意义在于激发正义、爱、自由等具有普遍意义且充满温暖和希望的情怀，而这个责任往往会被安置在主人公的身上，观众亦习惯于以主人公的视角进入影片叙述理念。或许观众可以接受主角人物设定某种程度上的道德不安，可一旦道德偏差贯穿主角的主要行为，当电影中的主角以这样饱受道德争议的形象出现在观众眼前时，无异于影片崇高感的自我毁灭，当然，结合《大鱼海棠》影片进行总体观照后可以发现这并非影片叙述理念的本意，而是叙事理念与故事情节不相匹配时导致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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