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的标签化研究

以“五道杠少年”的网络传播为例

王勇 刘娜

2016年09月29日09:59  
 

来源:《西部学刊》2016年9月刊

摘要:近年来网络已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但由于网络传播的低门槛和随意性等特点,肆意标签化甚至丑化与恶搞事件当事人的现象愈演愈烈。本文将以最近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的“五道杠少年”事件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不同的网络传播平台对该事件的传播内容来探讨网络传播标签化的特点和成因,并对未来网络传播的规范性秩序提出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网络传播的标签化;“五道杠少年 ”;社交媒体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随着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发展,广大网友成为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活跃者。然而网络这把双刃剑在带给人们众多便捷的同时,其负面效用也不容忽视。

一、“五道杠少年”事件回顾

这一事件时隔五年后再次进入人们视野。早在 2011年5月,一组“武汉市少先队总队长”黄艺博的照片在网络上走红,据媒体报道,黄艺博两三岁开始看新闻联播,7岁起每天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且在全国重要报刊上发表过100多篇文章。黄艺博身上笼罩着“全国五星雏鹰奖章”“全国十佳少年提名奖”和湖北省“十佳少先队员”、湖北“首届美德少年”等诸多光环。①与此同时因为其所佩戴少先队臂章为五道杠而被广大网友标签化为 “五道杠少年”。从此以后围绕“五道杠少年”为中心的话题在网络上不断发酵:曾有网友爆料黄同学并没有考上武汉的示范学校水果湖高中,是经所在初中学校大力推荐后,被水果湖高中破格录取的;也曾有网友调侃黄艺博长得有点“官相”、文字有点“官腔”;甚至还有网友用儿歌《读书郎》曲谱重新作词的恶搞歌曲《五道杠少年之歌》也在网上热传。这则《五道杠少年考进武大》的文章近日再次刷爆了微博、微信以及各大网站的头版,文章中提到“‘五道杠少年’黄艺博已经通过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自主招生面试,只要高考成绩超过湖北一本分数线38分,即可录取。”于是正在高考的黄艺博再次成为网络舆论的焦点,网络媒体乐此不疲地炒作与消费着这个少年:“‘五道杠少年’考进武大 引发国人关注”、“‘五道杠少年’黄艺博高考多少分”、“‘五道杠少年’重出江湖考上武大”、“‘五道杠少年’黄艺博高考成绩距离本省一本线相差80多分,未能顺利进入武大”……

二、网络传播的标签化特点与成因

所谓标签化是指一种自发的认识归类方式,将某一个事件或者某个人物自发地归为一类事件或一类人物,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1]标签化本身是一个中性词,但如果将其作为定语而置于特殊的人或特定的事之前,其具体语境便会发生了变化从而带有主观色彩。这里要说明的是,标签化是符号学里一个复杂概念,而本文所谓的标签化,相异于著名学者莱默特标签理论所指的那种同“社会的正常人”区分开来的越轨行为,而是仅指我国传统意义上的习惯性理解。在我国传统认知中,除了商品标签、事件标签等等之外,仅人物标签而言,有正面的,如明君贤相,抗敌英雄,文学大师等等;也有负面的,如奸臣、汉奸、卖国贼等等。但在当前,尤其网络媒体发达的今天,标签的正面性质急剧萎缩,其负面性质被无限地放大。其负面性的标签概念与标签传播符号在新闻报道中屡见不鲜,“钉子户”“官二代”“富二代”等标签标号相继产生。一旦一个人或某类人被贴上标签,即使其本身并无过错甚至无一丝“越轨行为”,而在人们的理解的中,往往蒙上被矮化的甚至耻辱性的社会烙印。

标签化源于认知中的刻板印象以及未加探明事件真相的简单化归因,产生于认识的偏差而又使其认识更加偏差化。而当前网络媒体对于标签的娱乐化与污名化,使受众或用户在无形中与无意中对被标签者进行负面化的理解,从而将传播者的刻板印象进一步地“刻板化”。

本文的标签化,是专门就其负面性质进行分析的。负面化的标签行为,在当前也已达到恶意人身攻击的极致化状态甚至踩上法律底线,不能不引发社会的严重关注。而将这种应以为耻的恶搞匪夷所思地当作时尚,更是不可小觑的一种文化悲哀。

(一)网络传播的匿名性助长了传播者肆意标签化他人的行为

相比于传统媒体而言,网络传播的匿名性是其传播的主要特点之一。这种匿名性使网络传播的群体的负面情绪被放大化,著名作家池莉曾说“网络的最大问题在于匿名,因为匿名,每个人都可以毫无顾忌的释放多重人格,使许多交流都带不上真实性。”由于网络传播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一种虚拟的集合行为,因此群体模仿在这种网络虚拟集合行为中依然存在,特别是当这种模仿处于匿名状态时,这种模仿的非理性行为则更加突出。

在“五道杠少年”事件的传播过程中,事件起因于黄艺博的博客被网友发现并围观,以“五道杠少年”标签化黄艺博传播现象时,网友起初多处于围观状态,之后有网友以跟帖的方式来对黄艺博开始进行娱乐消遣的标签化。因为网络传播的匿名性特点,这种恶意标签化当事人的行为愈加超越道德底线,进而形成一种偏见性的网络舆论暴力,于是“五道杠少年”这一仅仅带有刻板印象但仍显中性的符号,成为黄艺博身上撕不掉的明显污名化的标签,这种污名化标签化的背后是一种主观恶意的人身攻击。从此“五道杠少年”黄艺博成了教育失败的反面教材,成了少年老成、官腔十足的“官样小大人”,黄艺博照片甚至遭到网友PS恶搞被配发各种低俗文字,以至于“五道杠少年”一词已成为网友嘲笑和鄙夷黄艺博专属标签。同时因为匿名,通过标签化他人来发泄个人内心的不满情绪也在网络舆论场被不断放大化,众多网友 “处于一种没有社会约束力的‘匿名’状态中,这种状态使他失去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控制能力,”[2]86从而做出非理性的行为选择。

(二)网络传播的监管乏力性使得恶意标签化他人成为一种网络时尚

当“今天你被标签化了吗?”成为一种网络时尚语,似乎随意标签化他人已成为广大网民的一种“言论自由”,然而这种“言论自由”多是建立在践踏他人的人格尊严基础之上。我国宪法第38条明确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今天,通过网络恶意标签化他人的行为显然违背了宪法的有关规定。然而目前由于网络传播的监管乏力,加上在具体操作中的维权困难,网络传播中的不法行为很难得到相应惩罚,这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网络传播的不良习气。

最早给黄艺博贴上“五道杠少年”标签并赋予其贬义色彩之人是谁,我们已无从追问。因为网络传播的监管制度不够完善,少有网民因为标签化或恶搞他人而受到惩戒。没有约束就没有规矩,即使五年前的黄艺博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亦或是五年后今天他也享受所有青少年应有的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然而“五道杠少年”的贬义标签又将他推上的网络舆论风口,个别网友似乎不愿轻易放弃这样一个再次恶搞“五道杠少年”的机会,似乎消遣这个孩子已成为一种时尚,他(她)为逞一时口舌之快,肆意践踏和羞辱着这个少年:黄艺博在武大自主招生过程中成绩被晒到网上,甚至更有好事者预测其高考成绩不能达到武大录取线。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这种因为网络标签化给他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维权至少在当前还十分困难。

(三)网络传播中传统媒体的缺失是造成主观标签化他人的重要原因

网络时代的到来,特别是随着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发展,网络传播的世界里人人都是自媒体,网络平台已成为信息的集散地,这当中不乏谣言和各种主观偏见言论。相比于传统媒体客观中立的传播行为,社交媒体更倾向于先入为主的主观臆断传播行为;传统媒体极力避免涉及他人隐私的传播行为,而社交媒体则极力奉行挖掘他人隐私及肆意标签化他人的传播行为;传统媒体更重媒体的公信力,而社交媒体则注重轰动效应。传统媒体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其舆论主导地位虽然受到强烈的冲击,但其权威性、信誉度依然是网络媒体无法企及的。只有权威的传统媒体发声,一些无根无由的谣言、偏激看法也会最终被消解、被化释的,这也被现实中诸多事实所证明。但实际情况是,在此次“五道杠少年”的标签化网络传播中,社交媒体充当了网络舆论的主导者,一些网友甚至不惜以人肉搜索的方式挖掘涉及黄艺博种种个人隐私的内容,进而对其进行家长里短式的评判。社交媒体之所以能在网络平台上肆意传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传统媒体在此次网络舆论传播中缺失或是不给力,从而导致各种以“五道杠少年”为噱头的言论甚嚣尘上。传统媒体在该发声时未发声,不仅自己失职失责,而且给这一事件的发酵留下没有防火墙的巨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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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刘雨霏(实习)、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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