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一个缺乏理论研究的议题
来源:《西部学刊》2016年9月刊
摘要:多年来,国内业界和学界把新闻同新闻报道混为一谈,新闻报道成为无人问津的理论领地,新闻报道的内涵、特征、价值、标准,报道方式与法则等一直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本文试图对这些议题进行粗浅的探索,认为,新闻报道是媒体把某种意图注入新闻文本,通过把关、修改、编排和制作介质等环节,向受众表达媒体对新闻事件的判断。
关键词:新闻报道;报道内涵;报道价值;报道范畴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尽管“新闻报道”这一概念在业界和学界使用率很高,同“新闻”一样被人们所熟知,但国内对它几乎没有研究。翻阅所能找到的新闻学教科书、研究文章和“网络百科”,对新闻报道的系统阐释竟然毫无踪影,使用这一概念的人都没有触及它的涵义和范畴。本文认为,新闻报道是媒体把某种意图注入新闻文本,通过把关、修改、编排和制作介质等环节,向受众表达媒体对新闻事件的判断。正如日本新闻学者新井直之所言:“所谓报道,是认识、判断和表现事实。” [1]所有新闻报道,都包含媒体对报道价值的认定,以一定方式再塑记者的新闻稿,用致效法则向受众推销媒体意识。
一、报道与新闻是两个不同范畴
新闻报道的最高目的不是陈述事实,而是对新闻事实作出该不该报道的判断,告诉受众新闻有什么意义。新闻仅是记者对事件的陈述,而新闻事实被如何陈述,以何种方式陈述,都渗透媒体的意图,是报道的主要涵义。
把“新闻”和报道混为一谈,历来是我国新闻界的俗见,从新闻定义到新闻的特征与价值,研究文章洋洋洒洒、无计其数,而对报道的研究不仅凤毛麟角,即使有也十分肤浅,没有将“报道”当作一个独立的新闻学范畴。把新闻与报道捆绑在一起,视为一个铜币的两面,最常见的弊病是把“新近发生的事实报道”作为标准的新闻定义。 ①
以这个定义的逻辑推断,没有报道的新闻事实就不是新闻,这无疑是违反实践和科学的。在编辑部里,由记者写出或制作的新闻文本大家都认为是新闻,但由于它过于敏感而被扣押,没有付诸报道,是常有的现象;有的新闻,这个媒体没有报道,其他媒体则大加报道,又如何承认或否定它是新闻呢?新闻发布会上刚刚发布的新闻,媒体还没有报道,能说它不是新闻吗?这些实例都推翻了上述新闻定义的逻辑。显而易见,新闻并不是报道,不以是否报道而成立。只要基于新鲜而有知悉意义的事实并制作成文本,新闻就成立了,并非以报道为前提。何况许多媒体有时报道的并不是新闻!
新闻能否被报道,需要媒体把关人对它的报道价值做出判断和评估,符合报道方针的新闻才能报道,不符合报道方针的新闻,不是被抛弃,就是要求对其修改和加工,达到报道标准才能进入报道程序。所以,写作新闻文本和报道尽管二者紧密相连,但完全是两个不同范畴,是两个新闻生产的不同阶段,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
二、新闻报道的起点:报道价值的判断
新闻与报道的不同,还在于它们有不同的价值指向。新闻价值是指新闻满足受众需要的功效,而报道价值则偏重于新闻事实对媒体的效用,主要体现为媒体对事实价值的认定。新闻文本只有能够表达媒体的立场,诉诸媒体的社会抱负,才能被列入报道对象,纳入报道程序。当记者把新闻稿件提交给编辑部,编辑首先审视新闻事实是否真实,对社会是否有价值,有哪些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这一系列追问的背后贯穿强烈的报道意图,充满编辑的思考与判断,在新闻报道的最后文本中,合盘托出媒体对新闻事件的看法。整个过程,需要报道价值观的指导。
在现实的政治观、经济观、社会观和文化观的制约下,媒体都有特定的报道价值观,面对一条新闻,从报道价值出发对其做出是否应该报道的决定。报道价值观支配各个时代的媒体和编辑的报道活动,体现为媒体的报道方针。但它常常泥沙俱下,鱼目混珠,为媒体的高尚与污浊划出一道界限。19世纪50年代兴起的猎奇新闻观,认为离奇、古怪、异常的事件才有报道价值,因为贩卖天下奇闻能为媒体吸引大量受众;19世纪末的一些报业寡头则把凶杀、灾祸、色情、犯罪等刺激性内容视为报道价值,借助兜售黄色新闻在报刊竞争中击垮对手;德国法西斯曾把政治需要作为新闻的报道价值,服务于其独裁统治和战争政策,酿成血腥、暴力和战争新闻的肆虐。
报道价值伴随新闻观的更迭不断改变,吸纳一切优秀的社会价值观发生自我变革。在当代中国,媒体依据满足受众和社会的有益需要,把有助于建设和谐和小康社会作为报道价值,形成引领潮流、创新生活的报道价值观。我国人民的顽强奋斗和火热生活,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既能表现今天的时代精神,又能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成为我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价值。
对于报道而言,记者完成的新闻文本只是个半成品,编辑部还需对它进行报道加工。此时大小编辑(包括编辑部主任、主编、总编辑)以报道价值观对其把关,经过“头脑风暴”的切磋,决定如何再度建构新闻文本。编辑部每天对记者提交的新闻稿进行鉴别和精度化,进一步把握事实同受众的关系,确定新闻的实践和精神价值。在进入新闻包装环节——修葺新闻的面孔与神采,拿捏报道方式和媒体意图的表达,进行版面与节目安排——全方位提高新闻的品味。经过相继紧张的谋划,一条新闻被装上报道的各种配件和饰物,最后便进入制造介质阶段。
由此可见,新闻报道是对新闻文本的再造,从内容到集纳形式神塑新闻的品质;这一环节集结了编辑部的集体智慧,新闻慧眼时常巧施灵秀,使原本粗俗的新闻炉火纯青。不可否认,所有报道技巧的运用都基于新闻事实,不可穿凿附会、强词夺理,背离事实固有的趋向,这是坚持报道科学性的前提。新闻报道的这些特征不仅雕砌了新闻的最后形体,也将其灵魂顺其自然而输入受众的心里。
三、报道方式与新闻氛围的铸塑
报道方式用得适当,拿准新闻的信息矢量和思想定位,能赋予新闻特定的影响力。对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新闻事件采取不同的报道方式,铸塑其特殊的新闻氛围,能把媒体对事实的理解充分展现出来。一切重要报道都被媒介意识形态化,新闻被赋予某种气息,让受众感悟新闻的意念。在通常情况下,一次性报道、多次报道(连续报道、追踪报道)、组合报道与参与性报道,是媒体铸塑报道氛围的主要方式。
大量新闻仅报道一次就结束了,新闻生命短暂,仅展现事件的一幕。动态新闻时空有限,多采取一次报道,因为不用多大篇幅就能反映事件的过程和完结。2016年2月14日《楚天都市报》报道,秭归县一棵高30米枯死的千年油杉被群众拜祭的鞭炮引燃,最终烧得只剩一段残余的枯干。消息尽管被几百家传统媒体和网站转载,却始终没有后续报道,一次报道就给受众提供了足够的信息。闪现一幕的单一、偶发事件,记者偏重具象的再现,一次报道足可以使受众的信息欲得到餍足。
什么样的事件采取一次性报道,是媒体每天都遇到的问题。总括而言,适于一次性报道的大体有四类事件:事发当天就终结了事件的过程,不再延续;倘若一个事件虽延续几天、甚至十几天,但对发生地以外的空间没有太大意义;娱乐事件,仅仅给人们提供简短的快慰;一个事件尽管比较重大,也有后续性,像发生在天安门广场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的负面事件,大都进行一次性报道。1982年“天安门广场驾车撞人事件”、2016年1月9日“爷孙俩坠入冰窟双双身亡”等新闻,都用一次报道展现事件的一瞥。这类事实带有负面、不幸和消极的性质,报道价值不大,报道一次让公众周知即可。
与此相反,有后继动向及涉及国家命运和公众利益的事件,要以多次报道反映历史变动的连续性和深刻性。2016年2月18日“西班牙搜查中国工商银行马德里分行后带走5名银行主要负责人”、2015年12月1日“人民币纳入SDR篮子成世界货币”、2015年11月7日“习近平约见马英九,两岸交流获突破”、2015年10月29日“二胎全面放开大幕开启”、2015年10月27日“美军舰巡航我南海岛礁”等新闻,都采取多次报道,使新闻的气氛浓郁并步步达到高潮,产生了令人瞩目的效果。多次报道包括连续报道和追踪报道两种模式,以多频和强势信息再现重要事件的意义和气势,突出新闻的分量。对持续发展的重要事件和社会问题,在一段时间内进行三次以上披露,每次报道围绕一定情节或主题展开,使连续报道呈现出使命感。连续报道为了揭示事件的纠集性或宏大主题,注重集中典型和有深度的事实,多次新闻的内容带有递进性或推进感。追踪报道则以生动的描述或悬念设置披露同一个事件的下一步发展,每次报道多有曲折的情节和疑团莫释的结尾。正像中国古典章回小说一样,“章回味”甚浓,每次新闻都给人留下疑问,挑起受众的受阅期待。追踪报道和连续报道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新闻叙事波澜起伏、耐人寻味,多为社会新闻;后者则是对重要社会议题的解读和再现,视野较为宏大。
组合报道最能把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的规模和重要程度凸显出来,在同一版面或同一期新闻节目中通过一组稿件揭示某种现状、社会问题或最新观念,再现事物的最新动向和发展。2016年春节一过,中央电视台每天推出几篇街头专访,就“孝顺观念”报道中国老百姓的最新精神面貌和道德体验。在多次组合报道中,虽然多为一问一答的对话,但观众可以看到各类群体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恩之情,思想厚重,气势不凡。
参与式报道把公众引入新闻舞台,是媒体反映殚思如潮的社会动态的最佳方式。好的媒体要有民众基础,议题性新闻应成为民众的代言人,参与式报道作为实现这两个目标的重要途径,对媒体干预生活提供了无穷资源。其中,谈话新闻(包括新闻访谈、新闻对话、新闻论坛)作为表达民间真话和真情的重要形式,总能征服千千万万个受众。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就是名声斐然的参与式节目,边披露信息边推介被访人的观点,谈锋有时直指社会弊病,使新闻有不可抗拒的穿透力。对分歧较大的社会痼疾或民生问题,邀请数位观点对立的人士交流信息和看法,尽管各抒己见、交锋炽烈,但对受众辨别是非大有裨益。不可否认,披露社会趋势和人间不平,让受众看到正义的阳光,参与式报道具有独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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