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化媒体重塑舆论格局

（一）传统媒体的舆论调控优势被消解

社会舆论是一种系统的社会影响力，就其发挥影响的过程而言，舆论的作用至少表现在发起舆论、反映舆论、组织舆论、引导舆论和舆论监督等五个方面。作为强大社会力量的舆论，并非仅来自媒体。事实上，大量舆论来自整个社会——从民间到上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自从大众传播兴起后，媒体在舆论领域就发挥着无可比拟的调控优势，国家政府引导舆论的主要方法也是依靠媒体。但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社会化媒体的迅速普及，传统媒体的这种优势逐渐被消解，其舆论引导力受到了挑战。

一方面，社会化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信息准入特权，把关机制逐渐弱化。以往，传统媒体的舆论调控优势主要来源于对信息生产和信息传播渠道的垄断，通过“把关”行为控制信息的流量和流向，以此向人们设置社会议题，引导以及形成主流观点。但是，社会化媒体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的特点打破了这种垄断，它所营造的网络化传播，让每一个处在传播网络节点的用户都成为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和扩散者，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呈几何形增长，传统媒体的把关机制和议程设置能力被弱化。

另一方面，社会化媒体成为制约和监督传统媒体权力的有效途径。传统媒体一直都是作为实施舆论监督的主要力量存在，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在不断探讨应该如何监督媒体，当然，途径不外乎法律约束、行业自律和公众监督。事实上，如果说媒体在实践中的确拥有一定权力，那正是得益于其在信息生产和传播中的特殊地位，而以往公众监督的难点也正源于此。社会化媒体之所以能够承担起监督的角色，正是因为它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地位，打破了传统媒体和受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受众的各种观点，尤其是那些被传统媒体把关过滤掉的信息都可以在社会化媒体上找到生存的空间，也就是说，受众可以通过社会化媒体实现对传统媒体的监督和制约。

（二）移动舆论场成为网络舆论传播新常态

2014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首次超过PC，此后几年，手机网民规模持续扩大，截至2016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56亿，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到92.5%，仅通过手机上网的网民占比达到24.5%[2]，网民上网设备进一步向移动端集中。移动网民基数的变化是舆论力量发展的重要转折。回顾近年来的网络舆论格局，门户网站影响持续下降，社会化媒体迅速崛起，随之而来的是受众持续的、大规模的向移动互联网舆论场的迁移。目前，网民获取信息最主要的途径是新闻类APP和社交平台，微信、微博、（微）视频、客户端为代表的“三微一端”已经成为突发事件和公众议题的重要信息源，成为网络舆论场的新重心。

一方面，社会化媒体成为公众议题的策源地。社会化媒体的本质特征就是用户生成内容，所以它对信息传播格局的首要影响就是信息生产者的范围由专业向非专业扩张，相对于传统媒体，社情民意可以更快、更多、更广的通过社会化媒体平台展现。近年来，大量的突发舆情，比如东莞扫黄、马航失联、雷洋案、高考减招风波等都是最先在“两微一端”曝光，网络舆论从官媒发布向个人自主发布扩展。

另一方面，社会化媒体成为公众议题的扬声器。社会化媒体不仅打破了传受双方的身份界限，还延伸和扩展了信息传播渠道，成为信息分发和二次扩散的重要阵地。在这些平台上，媒体内容的再分发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激活用户的人际传播网络的规模，更深层地取决于这些内容与用户的共鸣程度，或者对于社交、社群的意义[3]。比如微信的强关系属性使得朋友圈转发内容的传播效果呈现放大的作用，很多公共议题通过社会化媒体的扩散与放大迅速呈现爆发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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