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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视域下的《纽约太阳报》

——《美国新闻史》与《探索新闻》叙述差异分析

畅祎扬
2016年12月06日13:59 | 来源:今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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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史往往因为叙述主体的不同、研究方法的不同而面貌各异。一部美国新闻史在不同的叙述主体的阐述中出现多个版本。如何拨开历史的迷雾,近乎客观地还原本体并认识造成差异的原因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分析《美国新闻史》《探索新闻》两部叙述风格迥异的著作对《纽约太阳报》的不同叙述,剖析诸多差异产生的原因,试图更加立体多元地理解一段逝去的历史。

关键词:解释性研究;社会学角度;自由民主思想

一、引 言

埃默里的《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传播媒介解释史》是美国新闻史解释性研究的代表著作。从他开始,解释性研究一下子遍及各国新闻史。该书用解释的方式,按美国历史发展的线索来研究新闻事业的发展。舒德森的《探索新闻——美国报业社会史》则为我们提供了社会学视角的新闻变迁史,其理论架构与研究方法突破了传统的研究,把报业融入社会体系之中,又以新闻专业主义为中心,紧紧抓住与“客观性”相关联的新闻表现手段及其源起、目的来研究新闻事业的发展[1]。

这两本美国新闻史书研究对象皆为美国新闻史,然无论是框架结构、论述重点都大相径庭但一直以来并行不悖,还被奉为“圭臬”。笔者选择二者对《纽约太阳报》的不同解读来分析两种研究方法的差异。讨论的是不同立场方法在理论研究中的可能性,他们各自达到的境地和限度,从而更好地理解历史。

美国新闻史上的便士报是在1830年代兴起的,在那段时期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社会经历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农业经济向商品化阶段迈进的历史性变化[2]。这一时期诞生了第一份便士报《纽约太阳报》。

二、埃默里和舒德森对《纽约太阳报》的不同解读

1. 叙述方式的不同

埃默里在讲述完便士报出现之前政党报的样态之后,本杰明·戴创办的《纽约太阳报》紧接其后。书中介绍了本杰明·戴创办这份报纸的详细经过以及《纽约太阳报》获得成功的原因,报道风格等。在此书中它与《纽约论坛报》《纽约前锋报》一样是处于同等地位的。他们都是美国新闻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作为历史的主体在美国新闻业的发展、演进过程中的环节出现的。

舒德森则没有对《纽约太阳报》的描写可谓惜墨如金。在介绍便士报革命时,他按照逻辑的顺序首先介绍便士报革命,然后介绍其原因以及当时的时代特征,并用班乃特的《纽约前锋报》作为例证,介绍了便士报的社会定位,最后得出结论。他不是按时间顺序把历史事件罗列、解释,所以《纽约太阳报》在他笔下只是作为论证他提出的一些观点的例证材料。也就是说《纽约太阳报》不是舒德森《探索新闻——美国报业社会史》的叙述主体,只是证明观点的史料。

2.运用史料的不同

埃默里对《纽约太阳报》首先是介绍创办人本杰明·戴本人的经历和他创办《纽约太阳报》的原因。“穷途末路之际,戴决定办一张报纸来挽救自己每况愈下的零星印刷生意。[3]”然后详细介绍《纽约太阳报》的内容、版面特色。“该报有四版。每版大小相当于现代小报的2/3,头版分3栏,没有任何花哨的编排。”“报道内容主要是当地发生的事情及暴力新闻,取材大多是无足轻重的琐事,但读起来饶有趣味。[3]”关于《纽约太阳报》的特色,又引用了当时刊登的“人情味”新闻作品来佐证。所有这些都是力图把1830年代的《纽约太阳报》的全貌展示在读者面前,通过对它各个方面的描述让读者对它有一个清晰的、具体的认识。

舒德森则不是对《纽约太阳报》做全景式的概述,而是将其分割,逐渐呈现它的面貌。比如在说到便士报的经营之道是以大发行量吸引广告时,举了“拜荣在1834年至1835年冬天迁居纽约,便是在《纽约太阳报》的求才专栏里找到商业征信所的工作”。这无疑也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信息:当时的《纽约太阳报》设有求才专栏,而且有很强的社会实际意义。又如在书中便士报革命原因的科技论点时说“是便士报将蒸汽印刷机引进美国报界,而不是因为有了蒸汽印刷机才有了便士报”。“《纽约太阳报》以手工操作的平台印刷印制它的创刊号,一小时才印两百份……到了1835年,当《太阳报》成为全美第一家买进蒸汽印刷机的报纸后,它的报份已增至近两万份”。这又从技术方面按暗示了当时《太阳报》的进步。我们从“平等主义时代的美国新闻革命:便士报”这一章中可以找到不少对《纽约太阳报》从各个不同角度描述的只言片语,我们只有把他们拼起来时才会得出对它一个立体的认识。不仅有办报理念、经营形式还有技术方面的情况。虽然他们在文中是零散的,但是又不是毫无关联的。

这种叙述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对《纽约太阳报》的解读更加深刻,无形中会受到它例证所论述的观点的影响,不再满足于粗浅地了解这份报纸的创办年月、创办人、内容特色等细节,而力图在此基础上思考为什么它会成为这样,是什么使他成为这个样子,还有他在以后的历史中会以什么方式呈现呢?我们还可能会触类旁通的想到其他的便士报,这样我们把握的就不仅仅是单独的一份《纽约太阳报》而是诸如此类的许多便士报。

从对微观的《纽约太阳报》论述的差异中,可以想象对于美国新闻史宏观上的把握两者会有多大的差异。找到这些差异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差异产生的原因更具意义。

(责编:石思嘉(实习)、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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