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父性话语”解构的深层原因：冷战价值体系的清算

“父性话语”指的即是父亲形象所指向的旧有秩序和父权制度。“人类社会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文明的演化。与父权文明的历史演化轨迹具有互文互喻性相通的是文学创作中对‘父亲’形象和父性话语的重构与解构。”②“父性话语”遭遇解构的极端情况即是“弑父”叙事的出现。在文学中，十九世纪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展示了最经典的“弑父”叙事，而在间谍电影中，后冷战间谍片上司与下属的冲突，无一不是以下属（主角们）结束掉上司的生命并摧毁其暗黑计划为终结。这无疑是“弑父”叙事在间谍电影中的呈现方式。“弑父”本质是对“对某种父权式专断和僵化的秩序法则产生出感情上离合性(与亲合性相对)、心理上的本能抗拒以及由内在恐惧所衍发的文化防卫机制，从而以逼视的姿态表现出对其的决绝意识和审丑化处置”。③后冷战间谍片的“弑父”的实质是对“父亲”所代表的秩序的否决与摈弃，这种摈弃的结果是身份危机。在后冷战间谍电影中，伴随着“弑父”叙事结构的是“我是谁”这一问题的显现。1996年上映的《碟中谍1》中，伊森被自己上司迫害，被自己所在的特工组织追杀，一夜之间，他由战友变成了敌人，而追寻背后的真相即与其对自我身份的追寻息息相关。与《碟中谍1》尚处于迷雾中的“自我身份”的追寻更直接的是《谍影重重》，这部影片第一部开始，主角伯恩便是一个失忆了的人，追问“我是谁”被直接了当地提到台面，成为了电影展开情节的重要动因。“我是谁”背后隐含着的身份危机成为了后冷战间谍片重要的标签。为何出现身份危机？对此，有着众多解释。戴锦华在《风声谍起——间谍片流行之初衷》一文中提到《谍影重重》系列关于“我是谁的追问”是“‘纯正’的消费快感间或得自一份暗晦、重浊的社会潜意识的触碰、发露与想象性抚慰”。④她认为，“我是谁”的追问符合悬疑类型的特质，而其之所以得到流行，与社会潜意识的契合不无关系。在范志忠和顾晓燕所著的《多元文化语境中身份的危机与认同——J·J·艾布拉姆斯的电影世界》一文中，他们分析了《碟中谍3》蕴含着的身份危机，认为这个身份危机背后的社会潜意识其实质是“在现代社会中，商品社会的全球性流通，解构了传统社会封闭结构，来自不同阶层、不同种族、不同社会体制的人们都被强行带入了全球化的语境之中，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中，人们的社会文化关系因此处于分化重组、再构造、再确认的状态，个体不得不在阶层、种族和社会体制的文化之间进行各自身份的选择”。⑤所谓身份危机其实质是多元语境下的自我认同危机。

这些见解固然有其精到之处，不过回到电影文本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在引发主角们身份危机的“弑父”行为中，其所弑的“父亲”形象有着惊人的相似。《碟中谍1》的“父亲”吉姆由于害怕冷战结束自己的价值被消解，而发起了阴谋，意图引发再一次的世界战争；《谍影重重》中的“父亲”建立了“绊脚石”计划，该计划的内容便是把活生生的特工们训练成没有情感的超级杀手，并且无条件地履行暗杀任务；《特工绍特》中的“父亲”是对《谍影重重》的“父亲”形象的再创造，他将小孩从父母身边诱拐，将他们训练为超级杀手为国家服务。这些“父亲”有着一样的狂热情感，他们都把自我价值捆绑在“特工”的国家身份上，认为一旦特工作为为国家利益无条件付出的设定不复存在，那么特工的价值也就消失了，这是典型的个人国家机器化的价值呈现。弑父的实质是推翻这种把个人国家机器化的价值体系，所以在电影中我们看到《谍影重重》中伯恩展开“弑父”之旅，其动因是妻子的死亡触发了他对自我身份的追问。《碟中谍1》中，面对爱情的背叛痛苦无比的伊森最后狠下心实施了“弑父”。这些电影都把“父亲”所代表的价值体系与爱人所代表的爱情伦理或家庭伦理置于两极，伯恩在弑父之后，再次祭奠起自己的妻子，也再次暗示了他抛开父亲的价值体系而回归了家庭伦理。家庭伦理是个人的，人道的，符合人之本能，而个人国家机器化的思维，则是冷战的典型思维方式。在007系列冷战时期的影片中，我们看到邦德对于“父亲”M义无反顾的忠诚，而M如上文说过，其通过隐秘身份及与首相和女王的神秘关联，正是国家意志的象征性符号，007对M的忠诚，正是《碟中谍1》中“父亲”吉姆所追求的价值体现。此外，在007系列电影中，与伯恩或者伊森相反，邦德从来没有家庭伦理带来的责任负担，他永远风流倜傥，在前一秒钟可以在某女郎的床上谈情说爱，后一秒就在海边跟另一个女人暧昧起来，对M所代表的“父性话语”的维护，将自己国家机器化，必然导致其爱情伦理的缺失。因此，后冷战间谍片对“父性话语”的解构而建立起家庭伦理价值体系，实质是对个人国家机器化的冷战思维的清算，而后冷战间谍片所呈现出来的身份危机，其实在于脱胎于冷战思维的以服从国家意志为借口而游离法外的秘密特工组织的合法性，在冷战结束后受到了致命性的质疑。

三、“父性话语”重建的深层原因：成功反恐后的文化自信

如果此前的后冷战间谍片的“弑父”叙事意味着对冷战思维的清算，那么《王牌特工》《碟中谍5》对“父性话语”的重建，是否意味着对冷战价值体系的重拾？尽管这两部影片摒弃了“父子冲突”的戏剧冲突模式，但并不简单意味着其回归冷战叙事。这两部影片在间谍电影的类型谱系中，出现了一个重要创新——“苏联”的符号形象终于不再出现。在此前的间谍电影中，冷战时期反派形象直接是苏俄间谍，而后冷战间谍片虽然反派不再是苏俄间谍，戏剧冲突也不再围绕苏俄与西方国家意志，但其也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让“苏联”这个冷战符号参与到叙事中。《谍影重重》被伯恩无辜杀害的人是苏联人，而对其穷追不舍的特工也伪装成俄国特工身份，从而让故事表面上在伯恩与俄国人之间展开。这种伎俩在《碟中谍》中反复被运用，从第一部起，俄国就成为伊森表面上的对手，直到故事结局真正幕后真凶落网，一场误会才最终解除。这些影片之所以屡试不爽的运用“苏联”符号，与其清算冷战价值体系不谋而合。而《王牌特工》《碟中谍5》两部影片，“苏联”符号从头至尾没有出现过。而对“苏联”符号的摒弃，不仅说明其并未回归冷战叙事，而且也标志着间谍片的新历史即将展开。

既然并非回归冷战叙事，那么，为何这两部影片呈现出不同于后冷战间谍片此前的图谱？这与后冷战西方世界所面临的危机由苏俄阵营转为恐怖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两部作品抛弃了父子冲突叙事之后，都将戏剧冲突的双方设定为特工与恐怖分子，而且饶有趣味的是，这两部作品中特工与恐怖分子的冲突，都被同时镶嵌在美国与英国的国别背景之下。《王牌特工》一方面表现世界政治局势中恐怖分子成为最大敌手，另一方面也隐秘地传达着以英国和美国为象征符号的前工业价值观与消费时代价值观的冲突。在这部影片中，英国人所面对的敌人是美国人，电影屡次通过细节的设置强调美国对手作为消费文化能指的身份——他热衷于智能产品的开发，在宴请友人的时候端上台的是消费文化的代表麦当劳快餐，热爱聒噪的流行音乐等等。与此相对的是主角英国特工崇尚复古的审美——雨伞、西装、牛津鞋、复古武器，无一不彰显着前工业时代的审美取向。与《王牌特工》文化冲突相匹配的是这部影片特工组织第一次不再依附于国家政府机构，甚至为了表明这个极端态度，这部影片甚至将英国首相也设置为陷入美国人陷阱中的愚笨人物，在一个巧合瞬间被痛快除掉。《碟中谍5》文化指向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其饶有意味的英美国别叙事，也并不应该轻易被忽略。不过，无论如何，这两部立场不同的影片都表现出了十分自信的底气，主角们都再次回归了自己的组织，《碟中谍5》伊森甚至不用再担心其任务失败就不被部长承认的尴尬处境，影片结尾部长成为了他们最坚实的支持者。而这样的自信，与2011年恐怖组织头目本·拉登的被歼灭有着直接的联系。歼灭恐怖组织头目是不被外所知的国家秘密组织获得认同的重要契机，于是，歼灭之后，秘密组织的特工们也纷纷各回其位各司其职，《碟中谍5》伊森通过摧毁恐怖组织而最终获得上司认可，便是这种现实的投射。而正因为其不再纠结于身份的合法性，“父性话语”得以重建，才让国族文化的维护成为可能。

注释：

①戴锦华.谍影重重——间谍片的文化初析[J].电影艺术,2010(1).

②③杨经建.以“父亲”的名义——论西方文学中的审父母题[J].外国文学研究,2006(1).

④戴锦华.风声谍起——间谍片流行的初衷[J].文艺争鸣,2010(18).

⑤范志忠,顾晓燕.多元文化语境中身份的危机与认同——J·J·艾布拉姆斯的电影世界[J].当代电影,2014(2).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