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部学刊

摘要：本文选取《新闻爱好者》为研究对象，统计了2013年至2015年三年间发表在《新闻爱好者》上的800篇论文，并将每年的研究领域、研究主题、主要研究成果进行统计和分析，研究目的是通过对比分析，展示该刊三年来在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

关键词：新闻与传播学；研究领域；研究主题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新闻爱好者》是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河南省一级期刊，也是全国新闻核心期刊。本刊物是新闻界人士研讨新闻、交流经验的园地，是业余通讯员开阔眼界、自学成才的助手。本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2013年到2015年间发表在《新闻爱好者》上面的800篇论文进行归类分析，以期从中窥探近几年新闻传播界的发展及研究方向。

本文对研究领域与研究主题的二级编码主要参考刘自雄在《2012年度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综述》中所采用的类目编码[1] ,结合《新闻爱好者》自身刊物的特点，将研究领域划分为 15个类型，分别为中外新闻传播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媒介经营管理和产业化、传播学、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舆论学、广播电视、网络传播、新媒体(不包括微博、微信)、微博微信、广告学、新闻传播教育、名人名家名著和其他。 由于新闻传播学本身是一种交叉性、跨学科性学科，加之当前媒体发展的融合化发展趋势，因此在编码过程中难免存在编码误差。但这样编码能够比较清晰地勾勒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整体研究情况，呈现当年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透过三年的统计数据的变化可以看到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趋势。

由于2013年至2015年三年间，《新闻爱好者》都开设了专栏对一些新闻传播学界的专家、学者以及名著进行介绍。具有深邃思考和独特人格魅力的名人、名家是时代的骄傲，也是后辈学习的楷模。新闻作品的欣赏有利于提高新闻业务水平。因此，在研究中将“名人名家名作”单列一项。

二、2013年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分析

2013年，发表在《新闻爱好者》上的论文总共313篇，经过统计分析，这些文章涉及中外新闻传播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媒介经营管理与产业化、传播学、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舆论学、广播电视、网络传播、新媒体(不包括微博、微信)、微博微信、广告学、新闻传播教育、名人名家名作和其他15个方面或领域。子类目之间的数量存在一定差异，各子类目论文数量（详见图一）以及各子类目的论文数占本刊当年论文总数的比例（详见图二）如下：

图一 2013年《新闻爱好者》各子类目论文数量分布

图二 2013年各子类目论文数量占总类目论文数量的比例分布图

2013年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论文共13篇，均为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其中《埃德加·斯诺的红色中国理想》是介绍外国人在中国的新闻传播活动。文章“抛开斯诺研究中的革命化视角”,“从新闻活动自身规律的路径梳理”[2]斯诺对中共产生兴趣的原因，指出斯诺冒险进入苏区采访的最直接的动力“便是来自书商的鼓励以及自己在华更好的生活的谋划”。[2]其他12篇文章，研究跨度比较大，研究主题比较分散，既有早期新闻活动的研究，也有明清时期、辛亥革命、民国时期的新闻研究。这一年，新闻传播史的研究集中在个案研究，研究论文高达8篇。

新闻理论的研究本年度共16篇，分别涉及到新闻的本质、新闻专业主义、党性原则、职业道德、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几个方面，其中对于媒体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的研究最为突出，共有8篇。郑保章、胡静静对胡锦涛新闻宣传思想进行研究，指出胡锦涛强调“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一定要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努力营造昂扬向上、团结奋进、开拓创新的良好氛围。”[3]

新闻业务方面的研究本年度共59篇，数量最多。从业务流程来看，主要涉及到标题的拟定、新闻语言的使用、会议消息的写作等方面。陈春艳指出，社会语境的变化促使新闻标题变为“言语平实与灵动——务实、求俗、趋利的社会文化心态下的新闻标题”，呈现“日常口语登上大雅之堂——务实性的价值取向”“方言词、俚俗词登上大雅之堂——娱乐性的价值取向”“流行词语登上大雅之堂 ——时尚化的审美取向”。[4]新闻业务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具体实践案例的探讨。从获奖作品中总结经验的文章共9篇。对个案报道进行研究，提出对策和建议的文章共27篇。

媒介经营管理和媒体产业研究的文章共32篇，研究的焦点集中在传统媒体的突围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探讨纸媒和传统出版社经营管理的文章有 17篇。可运领提出地市报业求强的四个路径：“贴中心、接地气、求创新、促发展”。[5]陈学桦提出党报突围的基本路径是“实现两个突破 发挥三大优势”“要突破旧的体制机制给发展带来的巨大障碍”“要树立以读者为中心的办报理念”“公信力是党报最具竞争性的力量”“人才是党报突围成功的基本保证”“对独家新闻的占有是党报决胜新媒体的关键”。[6]

33篇传播学研究文章主要涉及文化传播、政治传播、危机传播、传播效果分析。其中文化传播最多，高达12篇。陈力丹提出“禁果效应”，并指出“信息的自由流通是消除信息传播中‘禁果效应’的方法。 单靠‘禁止’查禁和封锁消息只能使问题激化，产生对立情绪。”[7]杨奕“从‘人内传播’的角度分析‘皮格马利翁效应’。”[8]严瑜对伯克新修辞理论中的核心概念“认同”进行研究，提出认同构建的“具体方式包括重复形式、三段论式推进、隐喻和移情等” 。[9]

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研究方面，出境信息的传播主要研究了我国华夏文化对外传播、新疆对外传播和深圳卫视国际频道“走出去”策略。这一时期，对国外新闻传播活动的研究是一个重要内容。日本的新媒体、印度农村新媒体、西方言论自由、戈尔巴乔夫新闻改革、英国电视数字化、新加坡新闻传播媒体管理、美国的新闻媒体及其教育都有涉猎。张举玺在研究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时谈到“新闻公开性改革的走形而非新闻公开性本身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10]朱继东指出“言论自由已经成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手中的一根任其随意挥舞的大棒”“阿桑奇和维基解密所憧憬的理想化的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是希望能够对政府行为实施监控 ，但殊不知一旦触犯美国利益就遭遇到‘围剿’和迫害”。[11]

舆论学研究方面，有对具体舆情案例的分析。顾明毅在对“表哥”事件的分析中指出网络时代“一旦出现‘光靶’事主，就会吸引‘丛林’的集中传播，形成舆论场结构化的一次对立情绪宣泄和表达”。[12]在舆情引导和应对方面的研究论文数量最多，共9篇。在谣言研究方面，杨虹认为“图像的话语权越来越突出，以至于那些没有直接图像可用的网络谣言，也要寻找一些资料性或花边性图像加以‘辅证’或‘修饰’”。[13]

这一年没有发现对广播的研究，对电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电视节目评估系统的建立和应用方面。互联网方面研究主题比较分散。田宇认为“网络传播极易产生偏差，而这种偏差是‘信息阶级’产生的一大原因”。[14]

新媒体（不含微博微信）的研究主要涉及微电影、IPTV、电子书、手机等社交媒体、传统媒体入“云”。李益在研究手机媒体中指出，“电脑之前的一切媒介把人都拴死了，或拘束在室内，或钉死在椅子上。唯独手机把人从机器跟前和禁闭的室内解放出来送到大自然中去”。[15]针对微博微信公众号的研究共有24篇文章，涉及的主题有传统媒体官微、政务微博、企业微博，对微博的传播特点、危机应对、社会影响力和侵权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广告学领域的研究数量较少，共9篇，分别涉及广告创意、广告摄影、广告语言艺术、广告案例分析、公益广告、广告传播和植入式广告研究。新闻传播教育共10篇，主要集中在教育改革方面。

三、2014年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分析

经统计，刊登在2014年《新闻爱好者》上面的学术论文共248篇，主要涉及中外新闻传播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媒介经营管理与媒体产业、传播学、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舆论学、广播电视、互联网、新媒体（不含微博微信）、微博微信、广告学、新闻传播教育、名人名家名作和其他等15个领域。每一类目的论文数量及每一类目论文数量占当年论文总数的比例如下图：

图三 2014年《新闻爱好者》各子类目论文数量分布

2014年各子类目论文数量占总类目论文数量的比例分布图

这一年，新闻传播史研究论文14篇，时间跨度主要涉及魏晋、元代、民国、东北沦陷和抗战时期。其中，对穆青的新闻实践和新闻精神进行研究的文章有6篇。涂鸣华在研究民国时期女性烫发的媒介呈现时讲到，“身体成为政治和时尚纠葛在一起控制的场域”，“政治和时尚终于在女人的头发上成功握手言和”。[16]

新闻理论研究文章共14篇，探讨了新闻侵权、新闻客观性、传媒公信力、人文精神、传媒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等内容。哈艳秋对邓小平新闻宣传思想中的群众观进行了研究，“在指导思想上，邓小平强调在坚持新闻工作党性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引导群众和扩大群众的监督。 在新闻宣传实践中，邓小平要求新闻工作者拿事实说话，注重调查研究；办报要关注‘群众的议论、群众的思想、群众的问题’，培养良好的文风和过硬的作风”。[17]

新闻业务研究文章共42篇，涉及采写心得、新闻标题的制作、获奖作品探讨、 “失独”家庭报道、突发事件报道、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和人物报道等。靖鸣认为，“只有客观、全面、平衡的报道，才能最大限度地挖掘负面新闻的正面价值，化解危机。”[18]赵志国指出，“就现实而言，媒体灾难报道的最大考验就是‘控负’的边界”。[19]

媒介经营管理与媒体产业研究文章共25篇，研究话题涉及影视产业、纸媒行业、媒体融合、文化创意产业、新闻敲诈治理等方面，其中关于媒介融合的文章数量最多。孟建认为，“在‘官方媒体舆论场’和‘民间媒体舆论场’ 的博弈中，‘民间媒体舆论场’中的负能量往往在各种‘抗争’运动（活动）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需要我们予以高度重视的极大问题”。[20]在产业集群研究方面，陆地指出“钻石体系是一个互动的体系，它内部的每个因素会强化或改变其他因素的表现。一个产业若想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必须善用四大关键要素，加上机会、政府角色，彼此互动。”[21]

传播学方面的文章共26篇，涉及危机传播、文化传播、体育传播、政治传播。王梅芳在探讨时尚文化时，指出“时尚不停变化的特性决定了它具有自我反思的能力”“时尚可以用作文明过程的指示器”。[22]张贞贞在对媒介决定论和发展传播学进行分析后指出，“传播技术变革与社会发展是双向互动的”，“传播技术变革对于社会转型的推动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间接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来实现的。”[23]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文章共13篇，除探讨我国对外传播之外，还研究了美国、苏联、德国、韩国和印度的传播思想和实践。柯泽指出“米德认为一切关系和互动的基础是人人借助于符号而发生的交往和交流，”[24]“米德实际上是从信息交换和交流的角度切入到了人的社会化过程的研究之中”。[24]

舆论学方面的研究文章共18篇，其中四篇是关于舆论引导的研究，其他文章分别涉及舆论的作用、舆论特点、舆情演变。刘建明指出，“诤言、褒扬与曝光执着地追求真理，坚定地捍卫公共利益与正义；浮言、假话、谬理和谣言则套话连篇、颠倒是非，贻害国家和人民”。[25]“从根本上看，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制造了热词，也成为社会舆论的诱因。”[26]他认为，“即使千万种媒体发出同一种声音，连篇累牍，势如燎原，公众不理不睬，甚至嗤之以鼻，这种意见也不过是舆论泡沫。”[27]舆论“演变有‘社会燃烧模型’‘社会激波模型’和‘磁场引力模型’三种”。[28]

广播电视方面的文章共14篇，研究广播的论文1篇。电视研究内容涉及电视节目、电视新闻、电视发展、节目主持人方面。有一篇研究农民形象的论文。

互联网方面的文章共11篇，研究内容涉及网络时尚传播、网络政治传播、网络危机传播、网络文化传播、网络谣言、网络舆情等方面。

新媒体（不含微博微信）的文章共12篇，主要涉及新媒体的界定、新媒体的作用、新媒体的发展和微电影。谭天认为，“‘媒体 ’是一个传媒经济学的概念”“新媒体其实不是‘媒体’，或者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体’”“传媒经济的本质是意义经济”。[29]微博微信的文章共18篇，主要涉及政务微博、微博舆情、微博营销，还出现了微博时尚传播研究。这一年开始出现微信研究。陈燕霞指出，“传统媒体的微信公众平台除了推送内容之外，还充分利用平台的自动回复和后台解答用户问题的功能，实现了与用户之间的沟通”。[30]

广告学方面的文章共4篇。以个案的形式研究美国的公益广告、整体关照研究中国广告业，还有2篇分别研究广告文化责任和高校广告伦理教育。

新闻传播教育方面的文章共10篇，分别涉及高校影视教育、新闻传播教育、文化礼仪教育。新闻传播教育方面分别探讨了新闻教育改革、新闻实务教育、新闻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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