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大数据时代，传媒教育行业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责任和重担，同时也提出了空前的挑战，只有将大数据与新闻传播学相结合，学习并掌握新的思考方法和新的技能，研究如何将大数据有效地运用到传媒教育当中，才能推动传媒教育事业的突破性发展。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成立于1991年，前身为1968年创建的传理学系，是香港最早开设传媒专业的大学，传媒教育享有“亚洲第一”美誉。浸大传理学院拥有全球化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是全港首家应用“全球媒体网”的院校，把普通的教室变成全球化课室，让来自多个国家的师生可以通过网络一起学习与交流，以开拓学生国际视野来把握和发展教育，提升学生就业率。本期采访的嘉宾正是传理学院院长黄煜教授，黄煜教授1994年怀抱着奉献祖国及人民的梦想，放弃英国电视台高薪工作，毅然加入浸大传理学院，投身于祖国乃至世界的传媒教育当中，至今已有二十余载，虽然得到过很多的奖励，但黄煜教授最满意的还是拥有一群忠于自己专业和理想、至今仍抱着浪漫主义的精神行走在新闻最前线的莘莘学子。今天，就让我们走近这位让人尊敬的传媒教育学者，来聆听他对传媒教育的思考。

黄 煜，男，现任香港浸会大学协理副校长、传理学院院长、新闻系教授。本科、硕士研究生均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博士毕业于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1994年加入浸大新闻系担任讲师，其后提升至教授。2006年至2011年出任新闻系系主任，2013年4月起任传理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传媒转型、新闻媒介、大中华区政治传播等，发表研究论文及著作篇章50多篇（部）。2011年获香港浸会大学颁发的“教学人员杰出服务表现奖”。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黄煜教授，您好！我们知道，在2015年最新公布的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香港浸会大学传媒专业位列世界前100名，浸大传理学院更被誉为“亚洲第一”，那么就请您以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为例谈谈香港与大陆的新闻传播教育在理念及方式方法上有什么差异？您认为形成此差异的原因有哪些？

黄 煜：您好，很高兴接受贵刊的采访，有幸和读者进行交流！大陆及香港高校的传媒教育的理念及方式还是有很大不同的，香港高校的传媒教育主要还是用英美大学传媒教育的理念和课程安排，主要侧重实务的训练及方法的教育，对学生职业道德的引导也比较重视，4年学制中有一年到一年半时间是进行博雅通识教育，博雅教育是一种基于社会公民所需的通才素质教育。它不同于专业教育。在这之后才进行专才学习。这样教育出来的学生更全面，也因为有早期的博雅教育，之后才能把专业的东西做得更好。

产生这个差异的原因主要还是香港实行的是英美传媒教育的一种体制，不论从师资、设备、资源配给及考核评估等都和英美的教育模式基本相同。

香港传理学院共分为三个学系，即有：传播系提供组织传播和公关及广告专业；电影学院提供电影与媒体艺术专业；新闻系提供中文新闻、国际新闻及财经新闻专业。教学实行理论与实践并重，在人才培养上注重实践方法的传授和实验。学院备有完善的器材及设施，以配合教学与研究的需要，培养的学生毕业后大多都从事传媒或与传媒相关的工作。

记 者：近年来，贵院与内地传媒院校学术交流日益密切，开展学术交流对贵学院的学科发展和体制建设具有什么意义？这些交流活动对大陆和香港的新闻教育相互都产生了哪些积极的影响？

黄 煜：最近五年，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同内地很多高校的传媒学院展开了密切的交流，主要是通过“万人计划”、学习考察、交流访问等方式，比如我院通过“万人计划”，每年学院会有近百学生去内地如北京、上海、浙江、重庆、广东、云南、湖南、江苏等省市展开大规模的交流和学习，取得了很好的交流和互动效果，使香港和大陆的传媒教育在办学理念、教学方法、人才培养等方面有了很好的交流和经验借鉴。同时我们学院的学生还参加了“新西行漫记”及“范长江行动”等有意义的学习之旅。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内地高校的老师及学生到我们传理学院进行考察和学习，时间从数天至一周以上不等。这种交流，也使得香港与内地的联系更加广泛与常态化，同时也对两地学生及老师产生了积极作用。未来我院还会派更多的学生去内地交流学习，也愿意接受更多的内地学生及老师到我们这里来，互相学习和交流。

记 者：作为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的院长，请您谈一下您对传理学院未来的发展建设有怎样的规划及目标？

黄 煜：传理学院未来的发展规划主要按照浸会大学培养博雅型人才的要求，在教学、研究、服务社会、面向世界等几个方面尽力做到最好，研究上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鼓励学院的老师在新媒体、大数据、公共关系、广告、电影、文化产业等方面做世界一流的研究。教学上我们正在根据传媒行业的变化重新调整课程的安排，目前正在和计算机系联合设计新的课程，主要方向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媒体传播的结合，希望可推出一个本科4年的学士课程，使学生可以全方位地学习大数据、人工智能及新闻传媒等，学习信息采集的新方法、新技术，使学生可以成为全媒体的复合型人才。

关于服务社会面向世界，这是我们作为传理学院的使命。服务社会主要是参与社会的讨论、提供专业意见，在社区和新闻界，建立更好的学术和专业标准。同时我们也同世界各地进行广泛的交流，让世界更好地了解香港，让香港更好地了解世界。

记 者：在未来，新媒体将会是人们接收并发布信息的主要渠道，那么您认为，新媒体的迅速崛起对未来媒体环境及格局会有怎样的影响？

黄 煜：新媒体的崛起和广泛使用，尤其是社交媒体，正在形成一种主流化的传播方式，它对未来的传播格局有一种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决定性影响已经将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大众媒体和小众媒体、个人媒体和社交媒体等的界限全部打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种广泛的、高度渗透的，同时又是分化的、局域性的、线上线下全方位的媒体环境。这是一种世界性的变革。对今后的传播渠道、生产内容、发送方式以及我们的社会交往都有巨大的影响。

从培养未来的全媒体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并不主张把媒体分为新媒体和传统媒体，而是把它看成一种以社交媒体网络媒体为主导的新型的社会传播方式。在这样一种传播方式下，各种已经存的媒体形态，都将在媒体的大环境里有其存在价值与功能。

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传统的大众媒体，比如说报纸、电台、电视台等，他们逐渐会改变形态尤其是报纸和杂志这样一种纸质媒体，它们逐渐会成为小众媒体。而广播电视则随着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会变形成为一种社交媒体表现方式，因为广播电视有声音和图像并可配上文字。

现在预测未来还不太好说，但是我们认识到传统意义的个体和社会、局部和总体、小众和大众，这些界限需要一套新的游戏规则来重新界定。

记 者：当前，出现有关传统媒体，如纸媒及电视媒体等消亡论的说法，那么请问黄教授，您是如何看待传统媒体消亡论的？依您看，传统媒体如何转型才能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变化？

黄 煜：传统的媒体，尤其是以纸质为载体的媒体正在逐步成为小众媒体，像广播电视则是转型成为某种程度的社交媒体载体而已。所以他们形态的消亡目前不太好讲。

那么比如说最近五六年，我们开始大规模地使用手机、ipad等阅读器来进行的这种代替以往的纸张性的书籍阅读，从这方面讲，并没有说书籍消亡，而是转换了形态。

记 者：这个问题是关于您的一个个人问题，但相信一定会引起新闻人对自我的一种思考。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从事新闻事业这条道路？这条路对您又意味着什么？

黄 煜：我出生在上海，上世纪80年代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新闻专业，当时选择新闻专业也是一时冲动之举，本来第一志愿选择的是法律专业，觉得毕业后出路好，而第二志愿才选的新闻专业，但后来看报考新闻专业的人比较多，所以就临时调换了专业，后来在1988年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了“船王”包玉刚设立的中英友好奖学金，远赴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也希望可以多接触一些西方的传媒理论。毕业后我最初供职于一家媒体，但对祖国的挂念及想为国人做点事的初心从没有变，于是机缘巧合，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1994年应聘到了当时的浸会大学执教，二十余年已过，培养过许许多多的学生，当看到他们学有所成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及安慰。我曾感慨：“只看耕耘，不问收获，成功是整个团队一起努力的成果，自己只要和学生可以成为朋友，教好书，培养学生成才，就已经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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