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自1983年首例转基因作物问世以来，转基因食品是否科学、是否符合伦理、是否存在安全风险等话题一直充满争论。本文以新浪微博中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讨论为例，用python编制网络爬虫收集新浪微博中2015年6-11月共2030条和转基因食品相关的微博及其对应账号的基本信息，然后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其中522条微博，并对抽取522条微博的基本态度、知识属性、就事论事程度、语言的侵略程度进行编码。研究发现：微博中的意见领袖和普通用户是反对转基因的主要群体；大多数微博用户因过于关注陈述性知识而忽略了程序性知识；“反转”用户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形成了一种群体情绪。

关键词 转基因食品 微博 群体意见

一、 引言

自1983年首例转基因作物问世以来，针对转基因食品是否科学、是否符合伦理、是否存在安全风险等话题的追问和讨论，一直是全球范围内的舆论热点。而伴随新媒体对人类社交网络与舆论形成方式的革新，转基因食品议题的讨论越来越表现出多重的争议性与复杂性，如2013年方舟子与崔永元就“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在社交媒体上展开的激烈讨论，甚至使二人诉诸法庭；2014年各界对崔永元赴美拍摄的转基因纪录片的争议，竞衍生出“农大骂战”等其他群体话题。一方面，媒体从业者、科学界、公众等多方因为身份、立场的分歧而态度各异；另一方面，以上群体意见在社交网络的传播机制中以一定的聚类关系彼此影响，共识难以达成，影响着国家的转基因技术的推广和发展活动。

国外学者Kazumi Kondoh 指出，“有关转基因的社会角力，并非是在有组织的科学家、有推广意愿的政府部门与看似乌合之众的公民志愿者之间进行。反对转基因的社会力量获得了多种流派的思想资源。”本文以新浪微博的群体意见讨论为例，旨在探求转基因食品议题在社交网络传播中的群体意见分化，对不同群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差异、讨论方式、讨论框架等内容进行研究，以对转基因食品的政策制定、科普活动、产业发展如何在健康的舆论环境中有序进行做出参考建议。

二、 转基因、转基因食品与转基因争论

根据农业部2010年在其网站发布的《农业部就转基因技术与生物安全等问题答问》中的定义，转基因技术“就是将高产、抗逆、抗病虫、提高营养品质等已知功能性状的基因,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转入到目标生物体中,使受体生物在原有遗传特性基础上增加新的功能特性,获得新的品种,生产新的产品。”

本文采用《转基因水稻事件网络传播中的意见领袖研究》的“转基因食品”定义开展本次研究：“转基因食品就是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改造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在性状营养品质、消费品质等方面向人们所需要的目标转变。转基因生物直接食用,或者作为加工原料生产的食品,统称为‘转基因食品’。”

对“转基因争论（the GM debate）”的定义参考Cook G，Robbins P T的概括，“to mean general discussion in a variety of fora,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of?cial Debate ”。在各种论坛中普遍的讨论，包括但不限于官方争论。

三、 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与态度

国内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态度研究集中于转基因食品的认知和购买意愿、行为上。总体上，我国公众对转基因农作物有较高知晓度，但对转基因相关知识的了解度很低（周慧，2012；冯良宣，2013；幸友谊，2013）。公众虽然对是否选择消费转基因食品持慎审态度（曲瑛德等，2011），但对其安全度的信心与传统食品相当，并不呈现消极状况（周慧，2013）。如幸友谊（2013）的研究便显示，59.8%的公众接受国内研发的转基因水稻，有50.7%的公众接受进口转基因大豆，态度较为积极。也有研究者从伦理学的角度得出公众对转基因玉米的风险存在较高的担忧，要求对转基因农产品进行标识和周期性试种，认为健康与生态风险由政府、食品公司和转基因种子公司承担（吴幸泽等，2012）。

但以上关于转基因食品的群众意见状况尚且集中于现实的具体认知行为， 还未开展活跃于媒体的舆论意见调查。贝斯特（John B. Best，2000）在《认知心理学》中将认知过程定义为“感官将外界的物理能量输入到我们的神经和认知系统，并在此对能量做进一步加工 ”，该物理能量获取、加工的过程正是信息传递、加工的过程，而作为信息传递加工的重要生产、参与者——媒体的报道框架与该媒体本身的传播机制，对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便发挥着重要影响，如公众所在单位地区内的信息覆盖程度(Gaskell等，1999)、信息源的可信任程度（Frewer 等，1995）。

在国内，电子媒体已经成为当今大学生了解有关转基因相关信息的主要渠道（王国霞，2013）；若不同渠道传播信息存在不一致，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认知极有可能受到影响（冯良宣，2013）；部分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消极态度，便是受到了网络新闻报道、报刊杂志的舆论导向的直接作用（徐思敏&崔晓，2008）。

国外学者也曾比较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媒体，发现美国精英媒体对转基因的报道，科学与经济框架处于支配地位，德国媒体具有很强的伦理话语感，而英国媒体则将转基因议题紧密联系到公共议题中。“由于转基因的安全性和经济性得到了美国科学界的广泛赞同，美国媒体的科学与经济框架就加容易得出支持转基因的结论。 ”正是在这样的研究结论下，Cook G，Robbins P T，Pieri E.对英国媒体在2003年全国围绕转基因辩论之后的转基因报道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媒体语言使用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公众对生物技术态度的结论。而如今新媒体平台上的社交网络，便是媒体及其报道影响群体意见形成发展的新“舞台”。

四、 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在微博平台的认知与态度

在当下出现的不同形式的社交网络中，微博是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的平台，是手机短信、社交网站、博客、即时通讯（IM）四大产品优点的集成者，已成为众多新闻信息的第一发布渠道。新浪微博目前是中国用户最多的微博产品，截至2014年12月，我国微博客用户规模为2.49 亿。在微博平台上，转基因食品、核电事故、PM2.5 等众多科学议题得到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科学组织、科学家和科学记者活跃其中，微博也逐步成为科技传播的主要阵地之一。 范敬群等人（2014）的研究表明，“除了传统媒体（含传统媒体的网络版）外，基于移动互联网、SNS技术的新媒体已成为转基因报道传播的重要渠道。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数量极少 ” ，并同时强调，“有关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研究成果严重缺乏，这让我们在扩大研究结论的可应用性上必须谨慎。在延伸到新媒体环境中时，此时部分经典理论对科学争议问题的传播不再适用，急需新的突破。”

但范敬群的研究仍存在明显局限：参与讨论者皆为科学家或食品、环境领域的专家，有时不能充分代表公众，而 “反对转基因的组织成分非常复杂，包括反对全球化运动者、环境主义者、公民社会组织、有机食品种植者和零售商等。” 这些力量有着相当一致的传播策略，那就是抵制政府和科学家将转基因问题当作一个科学问题来处理，“他们更多地是在一个风险性、不确定性有时甚至是非伦理的框架下来描述转基因问题的。”

因此，本文的研究一方面将落足于对当下微博中不同群体的意见进行客观的描述，另一方面将探索剖析这些群体意见在社交网络中表达分化更为深层的原因。

五、 研究问题与方法

(一) 问题的提出

本研究旨在探究转基因食品议题在微博等社交网络传播中的群体意见分化，了解不同类型微博账号对转基因食品讨论的特点。然而，正如前文提到，微博中讨论转基因的账号类型的构成十分复杂，为了探究不同账号讨论方式差异更深层的原因，需要用合适的变量来反应这种讨论的不同特点，因此本文以“语言平和与侵略程度”、“就事论事的程度”两个核心变量来反应不同账号讨论方式的差异，据此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1. 微博中的不同的群体对转基因食品持何种态度？

2. 对转基因食品持不同态度的用户讨论转基因食品的方式有何特点？

3. 不同群体讨论转基因食品的方式有何特点？（以“语言平和与侵略程度”、“就事论事的程度”两个关键变量来反应不同账号讨论方式的差异）

(二) 抽样方法

本研究以“转基因食品”为关键词在微博广场中进行搜索，用python编制网络爬虫收集2015年6-11月共2030条微博，然后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其中522条微博，并对522条微博进行编码。随机抽取样本中不同微博账号的微博数量见表1。 

表1 微博账号类型样本数

(三) 样本编码与信度构建

对抽取522条微博进行编码，编码内容（参加表2）包括账号类型、基本态度、知识属性、就事论事程度、语言的侵略程度等，表2同时给出了了编码样例。账号类型是指每条微博发出的账号所属的类型，由编码员根据微博认证情况与账号介绍综合判断，其中的“微博意见领袖”在本文中限定为粉丝数量超过1万的的非组织账号。“是否提及国外”是指讨论转基因食品问题时有没有拿国外的情况举例，比如提到美国转基因三文鱼事件。另外，“7、感叹号数量”和“8、不雅词汇的数量”用于对“语言的平和性与侵略性”这一核心变量编码时的参考。编码表的第九项“知识属性”指的是知识本身所具有的认知性质。按照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知识观及其分类，知识可以分为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陈述性知识即能直接陈述的知识，是关于“是什么”、“为什么”的知识；程序性知识则是关于“怎么办”的策略性知识。

表2 编码内容

编码员信度是内容分析的重要概念，指“各自独立的编码员在按照同样的编码准则对同样的内容进行编译时，结果的一致程度 ”。本次研究的编码工作由四位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本科生完成，在正式内容归类前，随机抽取20个样本由4位编码员分别编码，对“转基因事实相关程度”、“语言平和度与侵略度”及框架分类，以Krippendorff's Alpha指标进行了编码员信度检验，结果信度系数均高于0.75（表3），符合编码员信度要求。

表3“转基因事实相关程度”、“语言平和度与侵略度”的编码员信度检测

六、 研究发现

(一) 微博中不同群体对转基因食品所持态度的差异

根据整体统计数据来看，微博中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讨论以中立和反对态度居多，二者加起来超八成，只有不到15%的微博为支持态度（见表4）。

表4 账号类型与基本态度

单纯考虑某一群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微博中的不同的群体对转基因的态度有着明显的差异。从“账号类型”与“基本态度”的交叉分析（表4）可以看出，转基因研究学者对转基因食品大多为支持态度；意见领袖和普通用户大多反对转基因食品，其中有超过一半的微博意见领袖反对转基因食品；各类组织账号大多保持中立态度，特别是媒体组织账号，中立态度的微博超过了95%。

(二) 不同态度的用户讨论转基因食品的方式

分析不同态度用户讨论转基因的方式可以发现，支持转基因食品的用户语言更为平和，而反对转基因食品的用户语言往往更具有侵略性（表5）。

表5 基本态度与语言平和/侵略度影响均值图

通过显著性检测，发现基本态度对语言平和/侵略度这一变量影响显著（表6），另一方面，虽然支持转基因的用户在讨论时就事论事程度均值更高，但基本态度对就是论事程度的影响并不显著（表7），也并未发现其在是否提及国外这一变量差异的显著性。

表6 基本态度语言平和/侵略度影响显著性检测

表7 基本态度与就事论事程度均值图与显著性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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