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时间的齿轮运转至今，我们站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建立在传统伦理价值观上的新闻业界，在高呼“新闻自由”并利用媒介话语权对事件进行报道时，“追求真相”的价值观念，是否还依旧符合公众利益？新闻报道抽丝剥茧得到的真相，公众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知识承受？当公众利益与真相冲突时，新闻报道的方式是否应该做出一些灵活的妥协还是坚守新闻理想的灯塔？或者，现代社会还能提供一种更理想的解决之道？

关键词

现代性；公众；新闻自由；新闻伦理；责任均衡

一、现代社会的前奏：幻影大众登基为王

按照赫德利布尔教授 的观点国际社会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较长时期内是处于一个相对缓和时期，因为在那个时候，工业化的起步、商业贸易的繁荣令世界生产力最强大的几个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无形的政治规则。17世纪和18世纪的贸易与殖民战争中，争夺海洋霸权和与之相联系的殖民地的控制权，是有关国家所追求的目标。 伴随无敌舰队百艘军舰以及一万四千名士兵葬身大西洋海底，伊丽莎白一世主导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时代开始了。

凭借工业革命的成果，英国通过殖民扩张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的自己的殖民统治。日不落帝国的形成也带动了世界的文明进步。欧洲的大国纷纷走上了工业革命的道路，渴望通过科技的力量实现财富的积累与土地的扩张。但是，当18世纪中叶全球殖民地的势力划分大致完成，几个主要殖民国家的扩张雄心并未随之停止，于是，为了争夺有限的殖民资源，终于在沉寂了一个半世纪之后再度亮剑。英国和法国为了北美和印度殖民霸权，在本土之外的疆域兵戎相见，最终的结果，是法国失去了新大陆，路易十五成为法国公众唾弃的对象，成为了“无能君主”的代名词。

殖民地争夺战的失败，令波旁王朝陷入了巨大的信任危机，一个被打上了失败“污点”的政权成为了公众的耻辱。（有趣的是，在北美洲、印度次大陆上殖民争夺战的失败正是通过报纸的传播回到了国内，纸质媒介又一次成为民众愤怒的导火索）伴随着时间的前进，社会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更加杂紧密。

路易十五的失败也给自己的孙子路易十六埋下了祸根。当路易十五撒手人寰，留下的除了一个蒙受战败阴影的法兰西外，只剩奢侈的贵族生活方式，以及以波旁王朝为核心的专制制度。1787年，路易十六接受财政总监卡洛纳建议，召开“显贵会议”，试图向特权等级征税以求扩充军队，遭贵族抵制而失败。1789年5月被迫召开中止175年之久的三级会议，因顽固维护教士、贵族的封建特权，与第三等级形成严重对立。7月11日解除受第三等级拥护的改革派财政总监内克职务，并暗中调集军队，企图驱散制宪议会，终于，一直以来为专制和失败买单的巴黎人民在7月14日发起了反抗。

而此时，法国民众已经率先觉醒，但是此时的民众，到底是彻底觉醒对社会的病疾有着清醒的认识？还是说他们只是一群毫无组织只会呐喊发泄的乌合之众？或者，按照沃尔特李普曼的观点，“公众”本身就是个幻影。

如果假设，公众真的理解自己的处境，并且可以通过暴力的革命建立一个全新文明的政权，实现法国在殖民战争中的翻盘，那么1787年攻占巴士底狱作为革命的开始，1793年将路易十六推上断头台就可以结束法国君主专制迎来法兰西共和国的繁荣。但现实并非如此，公众对于政治事务的茫然，我们无法指望时间、精力、信息都极其有限的公众能够理性地对政治事务进行解读和处理。 李普曼从美国大选中也逐渐发现，即便是和平年代，没有战争的煽动、没有流血牺牲暴力的恐惧，公众利用选举的方式来表达公民意愿的理想也只是一种幻想。 在19世纪，那些《人权宣言》中，关于公民权利的条文，其实是革命派领导人们的文字游戏，这种宣扬“大多数人的意志”是上帝的声音“的说法是荒谬的，是自欺欺人的，多数统治仅仅是作为一个有限的工具，当与民主发生冲突时，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反对多数。 在法国巴黎的政治冲突中，第三等级所坚持的大多数原则并没有体现出道德优势，它只能是证明多数公民的权利于利益得到了实现，“人民”的主题权益上升。而那些被推上断头台的数万名贵族甚至无辜的管家、仆从，（包括数千名未成年的贵族子女，其中不乏幼儿甚至是婴儿）则成为彰显公众权益的牺牲品。

当席尼?卡顿（《双城记》男主）被推上断头台前，他看见一座美丽的城市和伟大的人民从这个深渊中升起，经过未来的悠悠岁月，在公众求得真正自由的斗争中，在公众反复的成功与失败中，目前这个时代的罪恶，以及使它得以产生的过去那个时代的罪恶，慢慢地就会得到惩罚，并且自行消亡。 在被血色染红的朝阳中诞生的法兰西，一直经历了几个世纪共和政体与君主专制的交锋，才在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稳定中，获得了当初《人权宣言》中许诺的权利。

把法国的革命号角看成是公民崛起的前奏，那么20世纪初始到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战争的风云突变以及世界政治的利益争夺越加假劣，全世界民众都开始觉醒，甚至出现了“人民已经登基为王”的口号。但是，似乎那些为了追求与法国民众一样权利的国家，也都免不了在革命的战火之后经历血腥的恐怖。（苏俄1932年至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引发的农民暴乱，斯大林下令武力镇压）

而在中国，平时昏昏欲睡麻木不仁，鲁迅笔下的乡间看客，虽然已经会在酒馆谈天中关注自身的命运，但是，他们仍是一群冷漠人群。 大众关注事件本身，但是并不关心事件中的个人的命运。大众在时代的进程中仿佛像沙丁鱼群一样，彼此惊吓，相互暗示传染。

即便是今天，公众也更多是在危机来临时发生作用。当天津爆炸发生之后，我们看到的是政府机构之间为了解决危机的奋力行动，而公众则通过门户网站的媒介平台，发表自己的看法、言论，但是，在腾讯网站上千条评论留言中，我们看到的更多不是对死难者的同情、对事件发生的质疑，而是公众对事件本身进行类似“阴谋论”的猜测、或是用一种戏、看热闹的语气质疑攻击承担救援工作的政府。公众在事件中并不处理问题，而是作为制衡专横的力量，随时准备向权力或金钱开炮。

二、共景监狱下的现代性社会危机

现代社会之所以能成为现代，是因为相比较之前的社会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进步，这种社会的进步，我们普遍称它为“现代性”。

现代性的基础，便是科技带来的生产力的解放以及启蒙运动思想使公众开始为了自己的权利而行动。两次工业革命，令人类在机械地庇佑下强所未有的强大，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令20世纪的物质文明超过了之前几千年的总和，在科技的庇佑下，人类生产出了更多的粮食，创造了更多更加精致、更加方便生活用品。制造了更多的工具来满足对于精神娱乐消费的需要。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析理论：人类需求象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技术与机械保障了农业上的丰收，使我们温饱的问题得以解决。

现代性首先意味着启蒙所建立的主体性和理性，即把人从神权和君权中解放出来，成为认知、行动和权利的主体，免除饥饿和恐惧，寻求积极的进步和上升。 而伴随着公众的觉醒，公民权利斗争的胜利，公众在政府的权力面前有了权利的保护，在人类需求阶梯中的“安全层次”得到了满足，不仅是肉体上的，更多还是精神安全需求得到了保障。在实践层面，现代性表现为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为主要途径的现代化，即以经济建设为主导，实现强国富民和社会进步。现代性追求进步、繁荣和秩序，强调以团结、统一的共同体的力量实现由贫弱到强盛、由落后到发达、由低级到高级的宏大叙事和集体梦想。 这意味着，在社会的运行中，公众个体的肉体恐惧和精神恐惧都被生产力消除。而作为自动追求更高层次需求的人类个体 会在满足了底层的需求之后，自动开始对于社交需求的追求。

媒介，作为信息最有力量的载体，此时开始被人类关注。而社交需求要实现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在人际交往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工业革命之后，上流社会交际的主要形式似乎还是酒会和舞会。但是，最底层的公民却找到了新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社交开拓——报纸。在广播电视星期之前，报纸占据公众的信息接收视野已有几个世纪。纸质媒介的崛起，令信息交流的时空束缚被打破，这一点从英国议会党报的召集功能就可以看出。

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提出了言论自由的口号。1789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把言论自由作为人权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加以规定。1791年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也把言论自由列为首要的公民权。其后各国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都用宪法的形式赋予公民以言论自由。

进入现代化的国家，用法律保护每个人发言的权利，言论自由权令公众不必活在政治高压的恐惧之中。传统社会建立在信息资源垄断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模式发生了从“全景监狱”到“共景监狱”的根本性转换。

全景监狱是英国建筑师边沁的设计：四周是一个分割为许多小囚室的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囚室中的每个人处于被隔绝与被观察的孤独状态，他们能够目睹瞭望塔高大的轮廓，却无法看清塔中情形，只能假设自己时刻受到窥视而自我制约。因此塔中可以是任何人，且不必时刻在场，亦能完美实现其监视功能——“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一种真实的征服” 。米切尔?福柯将现代社会比作边沁的全景式监狱。他认为在传统社会，社会管理者主要是通过信息不对称的方式来实现更低成本和更高效率的社会治理。而后也有更多的技术控制论学派学者将其运用在传播学研究之中。

实际上，我们今天所真正面对的情况是——“共景监狱”。在共景监狱的社会模式中，已经不再是个体瞭望塔对众人的监视，取而代之的是众人对个体的凝视与控制。 两种模式之间的改变，并没有令权力与民众之间的地位发生本质变化，掌握着权力的政府依旧是国家的管理者，依旧能看见每一个个体，但是，对于之前一直作为“全景监狱”中的囚犯而言，他们的身份以及角色却发生了变化。共景监狱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联系前所未有的密切，他们之间的交流沟通（正如今天我们用各种自媒体发布接受信息）令信息不再被管理者所垄断。之前作为唯一信息来源的管理者的权威被削弱，人们不再一如既往地凝神聆听管理者和传媒的声音，人们在“交头接耳”中沟通着彼此的信息，设置着社会的公共议程，质询、甚至嘲笑着处于公共视野之中的领导者或者媒体 。而公众本身并不直接负责危机的处理或者社会的管理，他们只需要在媒体报道之后，凭借自己的想象和猜测，基于一些捕风捉影的谣言、以及自己对政府的刻板印象，做出离谱的判断。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所有的网络水军都会将政府的行动归咎于处置不力、官商勾结等负面的原因，最终通过媒介的地位赋予功能令权力在道德的高度被审判。

而这一现象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权力的权威持续下降，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组织、机构集体的影响都被直接弱化。最终导致以上每一个主体都能通过自媒体得到话语权，有发表见解进行活动的权利，在各自的活动中，由于之前被视为权威的思想已经被“共景监狱”模式削弱，导致每一个主体能会进化出独特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而在现代性持续铺展的同时，作为 “反抗者”的后现代性亦走向历史前台。后现代性排斥普遍主义、基础主义和因果明晰的宏大叙事，主张去秩序、去中心、反权威，鼓励多样性、差异性和碎片化。

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性的时期，而是正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其中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化更加普遍化了。 在后现代性衍生的复杂社会中，多元主体之间各有分工，但是并不清晰，主体之间并不能自然而然的达成共识，利益、价值之间并不完美和谐。在后现代语境下，一切意义都遭到解构。社会难以形成一种被集体认同的价值观，尽管在社会交际中我们每个主体都表现出了真诚。

主体多元化和价值多元化，带来了我们形成共同认同的困难，而这，直接影响了现代社会中信任的建立。由于信任是构建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乃至人天秩序的基本因素， 所以信任出现了危机，将会对社会的稳定和运转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如果政府、企业或其他社会组织把利益和规程上的信任也放逐了，连功能性的消极信任也辜负了，信任危机就会全面蔓延，政治、商业和文化认同的根基就会动摇乃至倾覆。每一个社会主体都将是信任危机的受害者，承受高昂的信任成本和无以摆脱的“存在性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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