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社交媒体时代，风险信息传播的传播过程发生了极大改变，社交媒体的使用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愈发强烈。本研究以2015年11月震惊全球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为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结合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对该社会网络中各种关系进行全面、精确的量化分析，研究事件发生后信息传播的动态网络结构。最终结果表明，事件中的风险感知网络是基于关键行动者的动态网络结构，关键行动者掌握重要信息源，中介行动者在风险信息扩散过程中充当意见领袖，使得风险信息在传播中被放大，能更快的传播至普通行动者。

关键词：风险社会放大框架；社会网络分析；社交媒体；公众；风险感知

一、引言

在互联网社会中，社交媒体以铺天盖地的姿态改变了公众的传播行为。根据社交媒体专家AyeletNoff指出，全球有三分之二的网民会访问社交媒体，社交媒体已成为目前第四热门的网络活动。 不难看出，社交媒体在互联网时代的公众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许多风险信息都是先在社交媒体中扩散，然后才在传统媒体传播。 社交媒体已然成为公众了解、沟通和传播信息的重要平台，巴黎恐怖袭击之后，各种信息在微博中汇聚、爆发和传播，其对公众的风险感知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种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的影响怎样产生以及是否会改变公众舆论或行为等问题也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和讨论。

二、文献综述

笔者通过文献梳理，从三个层面对使用社交媒体如何影响公众对风险的感知进行综述。

（一）社交媒体使用对大众风险感知的影响

在该领域中，Al-Jenaibi在相对封闭的阿拉伯国家进行了社交媒体中的风险信息怎样改变公众舆论的研究。该研究以4个阿拉伯海湾国家合作理事会记者的Twitter账户作为研究对象，辅之以在线调查，调查的主题通过两个包含数以百计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图书馆数据库和网络关键词搜索来获得。在研究方法上，该项目采取内容分析的方法，将在上述研究对象中获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表明使用Twitter能够改变阿拉伯国家民众的议程和舆论，因为这些舆论能够通过Twitter避开审查为受众所见，所以研究者认为社交媒体在保守的阿拉伯国家拥有重要的影响。 而Soengas-Perez则研究了社交媒体如何连接支持变革的年轻人和直接参与运动的抗议者。研究者以30名在冲突期间来自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但居住在巴塞罗那、马德里和圣地亚哥抗议者作为研究对象，这些人都通过网络参与了“阿拉伯之春”运动。研究采用在线访谈的方法，所有对象都被问及诸如卷入抗议的动机、使用过的传播策略和手段以及发送与接收风险信息的特点和变化等问题。通过分析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在社交媒体上对暴动的虚拟支持不是事先协调好的，而仅是类似行为和信息在同一时间和相同平台汇合所导致的。但他同样表示面对坚固的宣传基础设施，社交媒体具有限制作用。

（二）社交媒体使用对群体风险感知的影响

在该领域中，Ledford, C.J.W和L.N. Anderson则检验了药物制造商通过Facebook传播药物召回信息的风险。研究样本的选取为药物制造商从召回声明发布起之后10天内Facebook的内容，共获取704条样本，其中止痛药制造商发布49条信息，消费者发布655条信息。该研究基于CAUSE模型，采用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分析的主要单位为发出的每一条Facebook信息，两位研究者基于CAUSE模型设计出编码方案，方案包括涂鸦墙或评论、用户性别、点赞数、分享数等。共有三位编码员参与文章编码，一位编码员分析止痛药制造商页面下消费者发布的信息，另一位编码员分析止痛药制造商发布的信息，最后一位编码员则分析评分者信度。研究发现，消费者会在社交媒体寻找相关风险信息，并能与其他消费者和药物制造商展开积极讨论，同时也愿意扩散有关风险信息。

（三）社交媒体使用对个体风险感知的影响

在该领域，Binder, A.R研究了日本核电站泄漏后，美国地区Twitter内容中的风险传播与认知问题。研究者以美国地区Twitter中的推文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谷歌搜索引擎搜索Twitter内容，搜索基于以下三个标准：1）信息内容包含福岛或福岛第一核电站；2）事件发生起至两周内出现的新闻报道；3）Twitter使用英语，源头在美国。最后根据反馈的信息进行整体抽样共获得2359条推文。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地区Twitter的推文主要是起到对信息的解释作用，很少提及风险或直接危害；这些信息强调对风险的控制，且信息往往出现在紧急事件发生后的几天，但在两周内数量和影响会大幅减小。 除此之外，Jung, K和H.W. Park研究了美韩两国民众在朝鲜核试验之后在社交媒体中的风险传播动态演化过程。研究者使用NodeXL软件进行数据收集，在同一时间用英语和韩语建立“North Korea”关键词在Twitter进行搜索以减少数据搜集时的偏差，从2013年1月30日至2月24日内搜集的数据包含21615个活动者（actors）及他们间构成的传播网络。研究结果表明，风险传播网络出现在被潜在恐怖袭击所威胁的活动者中，该网络更倾向于通过一种紧密的结构发展为一种动态的方式。

Mabe, A.G和K.J. Forney 等人则通过设计实验来验证与拓展“使用Facebook”和饮食失调风险”间的时间关联问题。研究采用实验法，共涉及两项实验。通过对结果的分析表明在横断面调查中，使用Facebook越频繁，饮食失调的风险越大。相较于其他替代网站，使用Facebook的女性对体重/身材关注更强烈。 Litt, D. M、Stock, M. L和Moreno, M.A、M.S. Ed 同样采用了实验法研究了公众对酗酒风险的感知。其中Litt, D. M的研究基于原型意愿模型（The prototype willingness model）检验因酗酒产生的风险问题对青少年个体的影响。研究对象为189名年龄在13至15岁青少年，他们分别来自于五所私立高中、一支游泳队和一个教会团体，大多数参与者（73%）拥有Facebook账户。该模型要求被试者使用Facebook的时间不少于每周1小时。研究者被随机分配至两个不同的Facebook条件组，参与者浏览相同的页面并被告知所浏览的对象比他们年长两岁。评论中会暗示过去的酗酒事故、未来对于饮酒的渴望。在此之后会评估青少年对酗酒的认知。最后，所有的青少年会被告知酗酒的危险。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年长的青少年，对酗酒风险的理解越规范，饮酒的意愿越强。使用社交媒体越多，对酗酒的认知更规范，更乐意饮酒，态度更加积极。 Christian Nordqvist、Catharine Paddock 等人也研究了青少年因使用社交媒体等社交媒介而导致的吸烟、酗酒等行为的风险。Gwenn Schurgin O’Keeffe和Kathleen Clarke-Pearson的研究也聚焦在社交媒体的使用对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影响。

在关于社交媒体怎样影响用户的行为及其潜在风险研究中，Moreno, M.A 等人研究了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中展示危险行为的信息问题。研究对象为500名自称18岁美国公民，研究的时间段为2007年7月15至9月30日，研究数据为500名自称18岁美国公民的Myspace网络文件。在研究方法上，研究采用了横断面研究和内容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青少年经常在公共网站展示危险行为的信息。在对潜在风险研究方面，Breslin, L等人研究了社交媒体使用与危险性行为风险间的关系。研究者选择的研究对象为年龄18岁的个体，他们住在艾滋病高发的前10大都市统计区之一。研究者先认定列表中排在榜首的朋友，再找出排在榜首朋友列表中的榜首朋友，重复操作直到拥有10个离散的虚拟社交网络。研究者共编码5215条与风险有关的Myspace信息。研究方法采用内容分析和横断面研究，研究结果认为个体与社交媒体关联越大，越有可能产生危险的性行为（OR’s range from 1.03-1.39,p<.05），社交网络应该致力于预防和干预风险行为，从而提高青少年的健康。 同样，Moreno, M.A和M. Parks等人也研究了Myspace中包含的可能导致用户风险的潜在信息。研究从2008组Myspace分组中连续地选择142个年龄在16至17岁个体的网络资料作为研究样本，研究方法采用内容分析和横断面研究，研究结论显示大多数Myspace用户资料包含易于获得的可辨认信息，半数Myspace用户资料包含可能影响个人的风险信息。

综上所述，从研究层面看，2011年“阿拉伯之春”运动之后，社交媒体在社会活动，尤其是与政治有关的运动浪潮中所充当的角色被重新定义，这也使得社交媒体在宏观层面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政治运动领域，当然社会中的各种危机事件也容易通过社交媒体发酵和扩散，从而通过使用社交媒体影响公众对相关风险的感知，进一步影响公众的舆论和行为。而相较于社交媒体使用对社会中风险感知的影响，其对群体的影响则属于中观层面，与之相关的研究较之于社会宏观层面的研究来说要少，主要集中在与医疗健康风险相关的领域，其往往强调某一特定群体通过使用社交媒体对另一特定群体的风险认知产生影响。相较于宏观和中观层面的研究，社交媒体在微观层面对个体风险感知的影响研究则比较多，但在微观网络中进一步对行动者属性进行细分研究的很少。

在研究方法上，社交媒体使用对公众风险感知的相关研究在对传统研究方法的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由于社交媒体具有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诸多特质，因此研究者在资料搜集、处理和分析等方面都采用了一些新的方法。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关注：1）在资料的搜集上，社交媒体使用的数据搜集较传统媒介具有更多的选择，除了使用调查问卷等一些传统的方法外，还可以使用在线访谈、网络问卷和搜索引擎关键词搜索等方式，而且运用程序软件自动抓取大量数据的方法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也变得越来越常见；2）因为社交媒体使用研究的场景有别于传统媒体，必须借助计算机技术进行辅助处理。如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时，往往需要借助可视化软件展现网络结构和分析发展趋势；3）基于某种模型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对解决大规模复杂的社会性风险认知问题有很大助益，在日后宏观层面的研究中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借助不同学科知识建立的跨学科模型的可靠性，以及各种资源如何在各学科间统筹分配等问题也有待验证和完善。

三、研究数据和方法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新浪微博，因为“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的时间为2015年11月13日晚间，所以本文选取事件发生后的一周，即2015年11月14日至20日作为研究的时间区间，以“巴黎恐怖袭击”为关键词，使用八爪鱼软件在新浪微博进行数据的抓取，共抓取1153条数据。其中14日的数据最多，共计743条，15日为124条，16日至20日分别为96条、57条、56条、50条和16条。因为考虑到事件爆发当天的数据量多达743条，仅以天作为最小跨度单位不能详细的反映出事件的发展情况，所以我们在选取以天为跨度的同时，将14日整天继续细分为5个时间节点，每个时间节点之间间隔4小时，这样保证了能够真实详尽的反映事件发展的情况。最后，搜集有效数据共计1143条，数据的时间跨度为7天，共分为8个时间节点。

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进行研究，社会网络研究作为社会学的一个理论流派，形成了独特的理论视角，认为社会现象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简单加总，即个体加总不等于总体。四十多年来，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各式各类的社会网研究跨越了各个社会科学的重大议题 。笔者在研究中采用诸多社会网络分析的指标，如网络密度（network density）、接近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和顶点属性（vertex property）等。其中网络密度表示网络中各节点间关系的紧密程度，用它来测量网络中行动者之间的联结程度。接近中心性用于量度关系网中每个节点离其他节点的平均距离。它关系到获取信息的快捷程度，距离越短，关系越密切，中介中心性则揭示出每个节点在不同关系网间提供“桥梁作用”的重要程度。它所特别标出的点，是一些移除后会导致整个网络崩塌的重要节点 。PageRank指标则关注一个行动者更直接与其他行动者发生关联的能力。在“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形成的社会网络结构中，起到桥梁作用的连接点至关重要，通过研究这些关键节点，我们能够准确了解事件爆发后风险信息是怎样进行传播和扩散的。顶点属性被用来分析一个行动者到另一行动者间的最短路径，它解释了行动者在网络结构中的位置优势 。

除此之外，本文运用NodeXL等软件进行网络结构可视化，结合SARF理论对宏观网络和微观网络进行分析。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理论集合了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通信理论的研究，该理论为媒介技术维度和社会维度间搭建了桥梁，在跨科学研究法中具有很重要的理论地位。一方面，笔者运用宏观网络的视角来分析整个“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在网络中的发展和变化。其中包含一些列指标，诸如顶点（vertices）、边（edges）、连通区域（connected components）等；另一方面运用微观视角聚焦网络中的单个行动者，通过Page rank和中介中心性对其进行分析和解释；最后结合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对网络中信息的扩散进行分析和探讨。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