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华夏传播理论的总体特征

通过以上关于华夏传播理论主要层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一）华夏传播理论以人际传播为中心

儒道佛三大学术流派皆是在人际传播方面有更多的理论成果，且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成语、谚语等也有大部分是关于人际传播的，这些种种现象表明：华夏传播理总体上是以人际传播为中心的。这可能与我们的文化根源与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有关，因为从文化传统来看，我们中国人自古就十分注重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维持。

（二）内向传播为其次，注重个人修养

除了作为核心的人际传播外，华夏传播理论也是极为重视内向传播的，内向传播本就是实现良好的人际传播的基础与前提。在儒道佛三家中，道家是最侧重于内向传播的，也在这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理论成果。而三家的共通之处方面即，儒道佛三家在内向传播方面都比较注重个人修养，强调个人的自我约束与提升。

（三）组织传播方面成果较少，但是与内向、人际传播相互融合

纵观整个华夏传播理论体系，相对于人际传播与内向传播，组织传播方面的相关针对性成果是最少的，但是华夏传播理论的一大特点就是兼容共通，许多内向传播、人际传播方面的理论同样适用于组织传播，三者相互融会贯通，共同促进良好传播秩序的建立。当代学者从管理学角度探讨儒释道思想，其核心内容依然是从如何调到人的积极性与创造力着手。而这个正是中华文化以“心性论”见长的表现。

（四）以“仁”与“和谐”为核心，极具包容性

在上文的分析中，已经提到，儒道佛三家的共同之处即是仁与和谐贯穿始终的天地情怀，再加上对传统文化整体的分析，我们仍然可以说，这是整个华夏传播理论的核心特征。与我们中国的文化根源相对应，我们的整个华夏传播理论可以说是以“仁”与“和谐”为核心，包容性极强，极具人文关怀的一个中国式传播思想体系。这一点陈国明在《有助于跨文化理解的中国传播和谐理论》[19]一文中有深刻的分析。

（五）矛盾中互相交融，促进整体理论的发展

在整个庞大的华夏传播理论体系中，如在内向传播方面，儒家主张个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强调“内圣”的基础性作用，“外王”是检验“内圣”效果的标志，从而体现社会实践对修身的积极效应作用，而道家则主张内向传播的清静柔弱，注重自我升华；在人际传播方面，其他学派都主张积极互动，促进良好人际关系的循环，但是道家却提出“慎言”思想，强调含蓄内敛的沟通方式并十分重视非语言符号的力量；在组织传播方面，儒家主张有秩序与规范的组织传播，但是道家却主张无为，意在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这些种种观点看似矛盾，但是却都有其可取之处，内向传播既要促进无干扰状态下的自我提升，也要注重与社会的互动；人际传播既要积极主动，又要注意各种传播技巧，恰当地运用非语言符号；组织传播既要注意秩序与规范，又要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主动性。这些理论于矛盾中互相交融，从而共同促进整个华夏传播理论的丰富与完善，促进整体理论的大发展。其实这也正印证了上文所述，华夏传播理论是极具包容性的思想体系。

三、拓展华夏传播理论的建议与对策

华夏传播理论虽然是根植于中华文明，但是其智慧则可以为世界传播学的丰富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弥足珍贵，应当发扬光大。

（一）将华夏传播理论的普适性思想精髓继承并发扬光大

华夏传播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可谓是包揽百家，博采众长，它恰当地吸收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伦理政治观念、道家“阴阳和合”的辩证思维与佛教“四大皆空”的修行思想，可谓是对华夏优秀传统文化的总结和反映。与西方的传播思想不同，华夏传播理论是自成体系且有其独特价值的。这种传播理论，是一种以“和谐”为中心，包容性极强，极具人文关怀的文化体系，并且其中的许多基本理念与原则是具有普适意义的。具体表现为：自我反省、积极提升自我的内向传播，中庸平和、外圆内方、注重仁义与和谐的人际传播，家庭和睦、等级有序且注重个人实现的组织传播等。

这些理论在不同层面共同体现了华夏理论“心传天下”这一本质属性与特征。且其中的许多基本原则与精髓理念，如“仁”“和谐”“中庸”“礼”“诚恕之道”等，这些都是对现今社会极具现实意义与价值关怀的。

现今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大行其道，但是我们不能数典忘祖，贬低中华优秀传播理论和传播智慧。我们要珍惜这些财富，将其中的思想精髓继承并发扬光大，并且学会根据现实传播语境，同时注重学习、借鉴西方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积极创造性转化传统传播观念。

（二）充分挖掘华夏传播理论的独特智慧

与西方传播理论相比，华夏传播理论存在许多独特之处，而这些独特之处也正是其特有的价值所在。西方有许多科学、实证主义色彩浓重的经典传播理论，如专注于受众行为的使用与满足理论，集中于大众传播与环境认知间关系的议程设置、拟态环境理论，聚焦于大众传播影响力的认知倾向的第三人效果理论，着力于大众传播功能与效果的沉默的螺旋、涵化理论抑或框架、知沟理论等。这些理论主要集中于受众和大众传播、社会三个方面，在处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时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以“和谐”为核心又兼容并蓄的华夏传播理论，形散而神不散，特别适用于各种日常实践的传播体系在处理人际传播，人内传播，人与环境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加得心应手。其中注重和谐，但是又强调秩序的人际传播主张；注重自我反省、积极提升自我的人内传播；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时尊重、爱惜自然，适度采取，天人合一的主张；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和而不同、“讲信修睦”“以邻为善”的理念。这种种理念与原则更加适合处理此类关系，且能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三）积极创新，并将相关理论与现代社会结合

华夏传播理论诞生于我国几千年的历史语境中，其中固然有许多极具普适性意义的通用思想原则，但还有许多理论是需要创新的，需要注入时代精神与现代社会的现状相结合。

如儒家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的涵义与古代相比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在现代我们更可将其引申为一种表率与责任。古代的君臣关系与现代社会的上下级关系比较类似，即在上下级、父子、夫妻关系的处理中，上级、父亲、丈夫应该起到表率作用，对另一方起教育、劝导的主责任。还有儒家思想核心之一的“礼”，在古代社会主要是礼制与等级秩序的含义，但是在现代社会，我们不再强调“礼”字所包含的等级，而是转化为：强调秩序，即在日常传播关系的处理中，也要依礼而行，遵守一定的秩序与规范，让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处于规矩的范围之中。

（四）促进华夏传播理论与西方传播思想的结合

西方传播思想“理剖万物”，华夏传播理论“心传天下”。这两种理论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与理论精华之处，中国人那种深邃的智慧与洞达，完全可以与西方人的工艺智识相结合[20]。华夏传播理论，这种扎根于中华文化的东方范式的传播学理论，体现了中华先贤对民族传播规律的深刻领悟，也是华夏文明对世界传播学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华夏传播理论与西方传播思想结合，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碰撞。

在这种沟通过程中，要注意几个问题：首先，在学习和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的同时，要摒弃和反对西方的腐朽、霸权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行科学的“拿来主义”；其次，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自己的差异性，以“和而不同”的理念为准则，弘扬华夏传播理论中的特色文化；最后，我们还要结合现实的具体国情，在保持民族文化特色的同时，实现华夏传播思想的世界化。

在具体的结合方式方面，我们可以有多种创新，如用西方的经典传播理论来为华夏传播理论塑造更加简洁、易于理解的框架，根据人际传播、人内传播、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等维度对华夏传播理论的理念原则进行总结概括等。

（五）以西方的科学方法与实证主义为华夏传播理论增添新光彩

西方传播理论是“理剖万物”，强调科学方法与实证主义，而这种理念与方法正是华夏传播理论比较缺乏的，所以我们正可以利用西方的科学主义为华夏传播理论做注解。

中华文化的优势在于心物相合，物质世界与心灵的世界可以感通，可以以同理心的方式去处理人与外在世界的关系，注重将一切都内置于心灵的无穷空间中，实现道通天下的理想境界。而西方文化更注重的是理剖万物，将人置于神判者的地位，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将世界作为解剖的对象，而不是意识层面的协作关系，而旨在探究自然、社会、人生的客观规律。在传播领域里，亦是如此。中国强调心传天下，注重定性研究；西方强调理剖万物，注重实证研究[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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