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华夏传播理论具有“心传天下”的特质，以仁兼济天下为指归，为中国传播学增添一缕人文精神。为深入阐扬华夏传播理论的核心特质，文章先从儒道佛思想与传统文化中的成语入手，然后着重从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三个维度出发，力图勾勒出华夏传播理论的主要内涵，进而总结出其主要特征，最后基于历史与现实考量，提出拓展华夏传播理论的相关建议与对策。

关键词：华夏传播理论；心传天下；仁；和谐

研究问题源起当前传播学界的焦虑，那就是中国亟须有中国自己的传播理论来回应中国社会问题。虽然现今的中国政治、经济飞速发展，整体社会发展水平迅速提高，但是文化软实力却没有跟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甚至有部分文化虚无主义者全盘否定自身的传统文化与当代价值。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日益迅猛，国与国之间的联系空前加强，文化霸权主义横行，所以努力发展自身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迫在眉睫。对此，中国传播学界不但不能缺席，而且应当积极发展“华夏传播理论”，打造出传播学“中华学派”，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中华传播学的智慧。

在中国自身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有大量先贤总结的传播观点和原理，亦有不计其数的传播事件和现象，这些丰富而极具价值的宝藏等待着我们去发掘、整理和提炼。我们要努力继承发扬这些有价值的文化宝藏，并结合当今世界实践与中国的具体社会现状，加以综合创新，打造富有中国气派的华夏传播理论，进而以华夏传播理论作指导，更好地指导中国的传播实践。华夏传播理论诞生于我国几千年传统社会的背景下，聚合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基因，拥有复杂又独特的多民族文化传播语境，并且随着我国社会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这种理论体系与西方以实证主义、理性思维为主导的系统性传播理论完全不同，以仁兼济天下，具有“心传天下”的理论特质，并且带有浓重的中华色彩。

在思维与研究方法方面，华夏传播理论多为生活经验升华的哲理反思，而且非常注重传播各个环节的和谐共通，注重受众的心灵共鸣，重视传播过程。另一方面，华夏传播理论并非刻意探索规律，而是随着历史变迁演化而成，其表达方式也多为经验式的总结，利于迅速传播。总之，华夏传播理论不像西方学术性的传播理论体系那样具有极强的系统性与实践性，与之相反，该传播理论是看似零散却又自成体系的；看似虚无却又无处不在；看似晦涩却又适用于各种日常实践；看似简单却又蕴藏着博大精深的一整套非常精妙的理论体系，只不过，还缺乏发现她的一双双慧眼。

为此，笔者从有关华夏传播理论的内容着手，则以儒、道、佛三家学派作为主着力点，再加上传统文化中的成语、谚语等内容，分别从人际传播、人内传播、组织传播等维度，对华夏传播理论的主体进行总体梳理与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华夏传播理论的整体体系与特征进行概括总结。

一、华夏传播理论的核心内容

华夏传播理论，又称华夏传播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中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观念进行发掘、整理、研究和扬弃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能够阐释和推进中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传播机制、规律和思想方法的学说，亦是立足中国历史与现实，能够华文明传播现象，解决中国社会传播问题，运用中华术语建构起来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

（一）传统文化中的成语、谚语等透露出的传播智慧

在古老的华夏文明体系里，除了已经自成体系的成熟的各学派理论之外，我们还有许多民间智慧的结晶：如成语、谚语、俗语等，这些理论更加能代表古老中国在传播方面的领悟与智慧。在此笔者仅列举部分有代表性的例子作为切入点进行概略地分析论证。

1.人心叵测：内向传播的复杂性与人际传播的负外部性

“人心叵测”，即每个人的内心都是难以捉摸且可能极具危险性的，这个词语充分表达出了内向传播的复杂性，内向传播作为一种个人内部“主我”与“客我”的交流与过程，与他人的联系本就不太紧密，又因为每个人在思考与处理事情时，着力点与思考方向是完全不同的，种种主客观因素的累加愈加造成了内向传播的复杂性。

另一方面，“人心叵测”还揭示了人际传播的负外部性，因为内向传播是个人在人体内部（主要是人的意识世界中）进行信息处理的一系列过程，所以对他人而言，仅从人类的共识来理解往往存在解码上的难度。具体说来，自我的编码不一定能被他人恰当地解码，很容易造成解码错误，从而加大了这种传播难度，埋下了误解乃至冲突的根源。可见，“人心叵测”“知人知面不知心”等表述中蕴藏着内向传播复杂性的认知，甚至衍生出人际沟通的许多负面印象。

2.心有灵犀一点通：内向传播的共同性与人际传播的特殊规律

与上面的“人心叵测”相对应，还有另外一种传播现象：“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个词语又揭示了内向传播的共同性，即个人内部的信息处理活动也是可以被他人恰当地解码并加以传播的。另一方面，这个词语还暗示了人际传播中的一种特殊规律，即心照不宣，心领神会，这种特殊的传播形式可以脱离一般传播要素的束缚，转而以相同或相似的人类经历和先前的沟通交流形成的对彼此行为方式的深切感知，加之相应的认知能力和价值认同作为前提条件，从而实现在某种条件下的非言语沟通。

当然，这类成语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冰山一隅，值得我们去发现与探索的传播智慧还数不胜数，这些都需要我们对华夏文明进行深层次、多维度地学习与探索。

（二）重视伦理关系，仁礼同构的儒家

儒家主张修身养性，齐家治国，注重秩序和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仁礼同构，并坚持奉行中庸之道。它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以“仁”为核心，和谐沟通思想贯穿其中。

儒家重视人际传播，人际传播甚至为其思想核心所在，同时在组织传播与内向传播方面也有较多贡献。人际传播方面，形成了注重规范、和谐与责任的成熟传播体系，内向传播方面，重视人的自身修养，强调个人内部的和谐与“中庸”之道，组织传播方面仍是以“仁礼同构”为中心思想，强调秩序与和谐共行。

1.和谐与规范并行，注重责任和诚信的儒家人际传播

（1）三纲：强调表率性与责任的人际传播。三纲五常是中国儒家伦理文化中的重要思想，最早源于孔子。“三纲”的主要内容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思想如今普遍被认为是古代封建君权社会的文化产物，已不适用于人权平等的现代社会。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完全可对这一思想作出全新的阐释，“纲”者，表率也。所以我们可把“三纲”延伸为：君主理应成为臣下的表率，父亲理应成为儿子的表率，丈夫理应成为妻子的表率。根据这种现代意义的延伸与理解，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身处某种位置，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从古至今，儒家这一基本的伦理思想对塑造表率性的人际传播关系，促进人际传播中的责任培养起到重要作用。

（2）五达道：强调规范的人际传播。五达道主要是运用中庸之道调节天下通行的五种基本人际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之间的交往。到了现代社会，将君臣关系视为上下级关系，这五种人际关系仍然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传播脉络，我们可以以“五达道”为传播范本，对日常的多种人际关系进行梳理分类，找准自己在五种基本人际关系中各自的准确定位，恰当地把握并且正确处理这五种人际关系，促进规范的人际传播关系的建立，最终达到太平和合的理想境界。

（3）诚信：人际传播的基础。儒家伦理重诚信。孔子一向非常重视“信”的价值，并且将“信”列为个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类目。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1]，他将“信”看作个人建功立业的前提条件；还说，“言必信，行必果”[1]， 将“信”看作个人待人处事中不可缺少的品德。直至今日，诚信都是一切人际沟通顺利进行的基础。

（4）和谐传播：整体和谐、群体和谐与道德和谐的人际传播。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和”与“同”是我们对待日常人际关系的两种基本取向。但是什么才是真正的和谐呢？真正的和谐不是没有分歧、没有原则的纯粹相同，而是各种不同的意见通过交流、讨论、融合之后形成的新的均衡状态，这种和气是尊重不同的“和”，即“和而不同”。

儒家的和谐内涵主要包括三个层面：

儒家和谐的第一层面超出了西方普遍意义上的组织、人际、人内传播领域，从一个更为整体宏观的视角对“和谐”进行考察，即注重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万物的整体性和谐。在这一领域，较为典型的有我们最为熟知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思想；第二层次则偏重于人际传播领域，主要强调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群体和谐。《尚书·尧典》中“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主张，其实描述的就是古代以国家、族群为主体，进而达到它们之间的一种和谐状态。而《周易·乾卦·彖辞》所说的“保合大和……万国咸宁”，文中提到的“太和”也是作者认知中群体和谐的理想境界；第三层次则对应于现今的人内传播领域，强调个体的身心和谐[2]。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的和谐观，其实是整体和谐、群体和谐与道德和谐辩证统一的和谐观，它是以尊重“不同”为前提，以“仁”为核心价值观照，以“和”为目标，同时也将“和”视为方法途径，以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范畴为主要着力点的道德人文主义思想体系[2]。

（5）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重他人，平等待人的人际传播。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自己不愿承受的事切莫强加在别人身上。人应当以对待自身的行为为参照物来对待他人，这是对他人的一种基本尊重，也是平等待人的基本修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除了关注自身想法，也要注意他人的存在，人与人之间是对等的，切勿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这也是人际传播中处理人际关系的一大重要原则。

2.仁礼同构、仁者爱人的儒家组织传播思想

（1）仁而有序，仁礼同构：注重秩序的组织传播。儒家在组织传播方面，强调“仁而有序”，在坚持其一贯的“仁”思想之外，注重“礼”与“序”，即强调秩序，强调尊卑等级之分。这一思想对现代的组织传播也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注重组织传播中的秩序与分层。

（2）仁者爱人：注重道德、爱心与包容的组织传播。在古代封建社会，儒家思想强调德政、礼治和人治，注重道德感化。儒家传播遵循仁礼两大核心思想为真理。孔子认为，仁作为价值之源，一切德行之源，一切礼仪之本源，是绝对的，它超越一切时空架构。仁是内在性原则，它可表现为不同的德，而呈现为不同的形态。而礼是相对的，礼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人际关系中都具有相对固定的形式，并且它随社会形态的变化而改易其内容。这种外在性的规约弥漫在各种不同人际关系之中，并成为调整人际关系的规范[3]。

到了现代社会，德政与礼治同样适用于现代组织传播，即注重爱心与包容、道德，在坚持以“仁”为核心的前提下，注重“礼”，强调组织秩序的建立与维护，最终达到清除、减少组织及组织成员对自身环境的不确定性，沟通组织内部联系，促进和谐包容传播的目的。

3.讲究克己复礼、力行中道的儒家内向传播思想

（1）内向传播的基础：注重道德规范的“自省”、“克己复礼”。儒家强调个人的自省，克己复礼，即约束自己，使自己品行提升，最终使每件事都归于“礼”。儒家强调的“礼”是当时西周的礼，但是经过千百年的演化，其内涵早已产生了许多引申与转化。我们现今社会的内向传播同样可以此为基本准则，即内向传播中要注重自我反省，克制并战胜自己，不为外物所诱。“礼”字即是“理”字，礼乃固理之不可易者，复礼就是要恢复到人际规范的原本的合理状态。

儒家还强调“以礼驭情”，我们要时刻注意以“礼”为标准，约束自我，使自己的举手投足都能遵循社会认可的道德规范。总之，即注重个人反省，这个层面的传播注重自我身心关系的处理，属个人内部传播，是内向传播的基础与前提。

（2）内向传播基本准则：注重主观意志力量与责任的“五常”观念。贯穿于中华伦理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成为传统中国人规范自我，提升自己的思想指南。古人最先提出了“仁”的观念，也就是如今所谓的换位思考，它以爱为核心内涵，注重关系和谐，而这一切都源于个体高尚的道德意识，以实现他者的利益为达到个人利益的前提和基础。“仁”看似是最基本的德目，但是要深入地贯彻坚持它，又谈何容易，所以“仁”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最高的德目标准，与此同时，“仁”还是一种最普遍的德性标准。而以“仁”为核心形成的古代人文情操，经过现代改造，完全可以转化为适用于当代社会的现代人文精神。

义，经常与仁并用，通常意义上被视为道德的两个典型维度，并称为“仁至义尽”。在价值观方面对“义”进行解读，即是倡导我们根据自己的“位”做适宜的事情，体现出强烈的责任担当意识。如“义不容辞”，“义无反顾”，“见义勇为”，“大义凛然”，“大义灭亲”，“义正辞严”等；另一方面，如果在人生观方面对“义”进行解读，“义”则是强调人生理应承担的道义责任和奉献精神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发展，“义”如今仍是中国人崇高道德的表现，如义诊、义演、义卖、义务等。

礼，与仁互为表里，仁是礼的内在精神，礼是仁的外在表现。第一，在组织传播与社会整体发展的维度，我们强调“明礼”，广义上来说，是讲文明；狭义上来说，作为社会中待人接物的表现，我们谓其“礼节”、“礼仪”；第二，在内向传播维度，“礼”也是调适个体修养的重要原则，我们谓其为“礼貌”；第三，在人际传播维度，在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时，也注重“礼”，我们谓其为“礼让”。而关于“礼”的这些原则，不管是礼节、礼貌还是礼让，它们其实已经成为一个人、一个社会、甚至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表征和直观展现。“礼之用，和为贵”，“礼”的最终价值取向是“和谐”。如今我国正在积极构建和谐社会，更加需要我们对传统的“礼”进行新的继承发扬。礼有礼仪与礼义两个互为表里的内涵。礼义是礼仪的内在指导思想，而礼仪是礼义的外在表征。个体只有深切的体认“礼义”才能在行为上表现为得体的“礼仪”。

智，矢口日，矢，即是箭；口即是口；日即是太阳。表义为口中言语如箭出口而说太阳。内义为，知日，知太阳之阴阳也。广义为明万物阴阳之本，对事物过去现在未来的变化对答如流，胸有成竹。所以“智”其实包含两个基本层次，首先是科学智慧，而后延伸到了道德领域，夸奖一个人经常称其为“智者”，其实正是对其科学智慧与道德情操的双重肯定。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怀美妙地结合起来，相互促进，这正是我们今天亟须发扬的。另一方面，智还是理性的体现，欲行仁尽义合礼都需要有“智”的配合，因为只有正当性、合理性的“智”的考量才能有效地履践人文精神。

信，乃人言，是说人要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任，“信”不仅是为人处事的根本，更是兴业与治世之道。言而有信、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关于诚信的古代谚语数不胜数，也在各个层面上表明，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始终坚持并且共同认可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美德。“信”成为获得他人认同的关联性概念，内向传播的目标是通过身心的调适，进而外放为言行举止，而言行举行获得他人、社会的认同，可以说是实现了“信”。

五常是儒家道德规范的核心内容，也是引导自我内部传播与规范人际沟通的基本准则，这一思想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如重视发挥个体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爱惜自我的节操，培育坚强的自我克制能力，树立远大理想，勇于担当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等。

（3）中庸之道：促进良性循环的内向传播。中庸之道，即指奉行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被认为是实现美丽人生、和谐社会和世界的方法论与道德境界。这种思维方法强调个体思维不走极端，保持中正、中和、时中、经权等方面灵活统一。

中庸之道含有多层意义，第一层含义是：人生不偏离，不变换自己的目标和主张；第二层含义是：人需要保持中正平和；第三层含义是：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一技之长，做一个对他人、家庭和社会有用的人才；又指人要忠实于自己的岗位，在其位，忠其职。总之，中庸之道通过以上三个方面，力图达到天性与人性合一，理性与情感合一，外内合一的理想境界。

总之，中庸之道的要旨是启发人们自觉地开展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升华，进而把自己培养成为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圣人，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如此看来，中庸之道不啻为促进个人良性循环的内向传播的良好方式。

（4）个体内部的和谐传播：身心和谐。上文已言，和谐传播的第三层次是着力于内向传播维度的自我身心和谐。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由己”“修己以敬”等主张，都在各种层面上强调了个人的身心和谐，并且倡导人们通过道德修养达到这种内向传播的和谐状态，进而成就君子人格。

人内和谐是指个体内心清静宁静，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健全的人格，能够自然觉地做到“慎独”。与之相对应的是，先秦儒家非常重视内向传播，并且提出通过“内省”方式促进人内和谐的明确主张。儒家文化在内向传播领域，一直强调自身的修身养性，并且提出 “三省吾身”的主张，“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1]，从各个层面着手，通过各种方法，力图达到人内的身心和谐。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的身心和谐理论已经超出了现今普遍意义上的所谓内向传播、人际传播领域，而是将其提升到了治国安邦、世界和谐的高度，这种情况正体现了中华文化历来十分重视发挥个体的主体性。而且，儒家的主体性是一种“求诸己”而非“求诸人”的主体性。梁漱溟曾说过，中国人的人生是向里（即内省) 用力的。在我国的人际传播观念中，各种关系能否实现和谐共处，关键在主体自觉地以礼来自我约束[4]。而这种情况更加证明了人内身心和谐的重要意义，只有传播的源头——传播主体达到了个体内部的身心和谐，才能促进其他各种人际、组织、社会关系的整体和谐与发展。

（5）化性起伪：注重个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荀子提出“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5]，他认为可用礼义法度等去引导人的自然本性，改造人的本性，使之树立道德观念，这是内向传播中个人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经典法则。而“化性起伪”这一学说，在方法途径与目标方面都注重个人与社会的结合与互动。

从方法途径方面，荀子这一独特的“化性起伪”学说，主张用礼义、法度去引导、改造人的自然本性，使之树立道德观念。荀子以“劝学”为入手处，提升个体理性自觉，而以“明礼”作为为学的基本目标，即通过学习来知礼，守礼，从而一方面达到道德教化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实现了社会和谐有序的效果。从目标来看，“化性起伪”以“成人”与“天下治”为道德教化的终极目标，就个体来讲，是“成人”，即通过人的努力，实现“性伪合”；就社会来讲，是“天下治”。当个体的“成人”境界达到了，他们达到了理想的道德操守境界，通过化性起伪，达到“性伪合”。如此具有道德理性的“成人”多了，整个社会就会呈现公平正义，明礼守法的“天下治”局面[6]。

4.内向传播、人际传播到组织传播的递进与融合

（1）儒家思想的核心：贯穿三种传播的“仁”与“和谐”。“仁”与“和谐”是贯穿于儒家传播的两个基本思想与关键词，且贯穿于内向传播、人际传播与组织传播三个主要环节。

如儒家在内向传播方面，“自省”“克己复礼”“为仁由己”“修己以敬”等观念，都是注重个人内部的和谐传播；还有注重主观意志力量，强调责任的“五常”观念，以及促进良性循环的内向传播的中庸之道，这些内向传播的相关观念都是以“仁”与“和谐”为核心。而在人际传播方面，如强调表率性与责任性的三纲，强调规范性人际传播关系的五达道；还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强调和谐的人际传播观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尊重与平等的人际传播观念，这些人际传播观念都是以“仁”与“和谐”为核心准则。在组织传播方面，儒家的“仁而有序，仁礼同构”观念及“仁者爱人”这些组织传播观念也都是注重道德、爱心与和谐包容的。

（2）三纲五常：适用于三种传播的核心准则。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主理当给臣下当表率，父亲理当成为儿子的榜样，丈夫也应成为妻子的楷模。身处何种位置，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种注重角色定位与责任的传播观念对于每个人的内向传播都起到积极的作用，促进个人注重自我反省与提升；另一方面，这种观念可以促进每个人对父子、夫妻关系的理解，有利于塑造表率性的人际传播关系，促进人际传播中的责任意识培养，有效地促进我们对人际传播关系的处理；而其对君臣关系的理解对现代社会的组织传播更是有诸多可借鉴之处。

五常：仁、义、礼、智、信。这一准则其实在强调人际传播与组织传播的责任与秩序的同时，也重视个人主观意志力量与内向传播的培养与促进。

所以说，即使放在现代社会，“三纲五常”经过现代性诠释之后也是极具价值的，这一思想准则依然适用于内向传播、人际传播与组织传播三种传播方式，并且可以积极有效地促进这三种传播关系的和谐发展。

（3）内圣外王：三种传播类型的良性互动。儒家思想体系是伦理政治型的体系，其目标是达到“内圣外王”的思想境界。内圣外王，指内具有圣人的才德，对外施行王道。“内圣外王”观的发展又分为几大阶段：从孔子的“由仁及礼”到孟子的“性善政仁”，再到荀子的“尽伦尽制”。

“内圣外王”一词最早出自《庄子·天下篇》。但是从宋朝之后，儒释道三教合流，理学逐渐兴起并且迅速发展，许多人开始用“内圣外王”这一理念对儒学进行阐释与解读。《论语》有云：“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由礼启仁，强调礼是仁的基础与前提；孔子还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1]，由仁及礼，强调了“礼”对各种道德的约束功能，认为“仁”是“礼”的核心内涵.综上所述，由仁及礼，由礼启仁，二者紧密联系，相互作用，为儒家内圣与外王的组合奠定了理论基础。孟子因袭了孔子由仁及礼的思想，并且在其基础上提出了“以仁心通仁政”这一塑造“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路径。另一方面，孟子较为注重传播主体本身主体性的发挥，他提出“性善论”，强调人具有“四端”的天然道德自觉，可见其突出了“内圣外王”中“内圣”这一层面的极端重要性[7]。与孟子注重“内圣”的思路不同，荀子则是重点强调理想人格的“外王”一维。在这一思路的基础之上，荀子进一步提出了造就“外王”理想人格的具体路径，即“天地一礼义一君子”。[7]

老子的《道德经》有言：“治大国如烹小鲜”。此语体现出“内圣外王”的思维和理路，强调了领导者当有举重若轻的气度和爱民亲民的不折腾的理念。“内圣外王”这一思想作为儒道互补的典型成果，是我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思想精髓，蕴含着深厚民族精神和道德情怀，只要加以合理利用，它完全可成为我们当代道德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据与发展动力。

在“内圣”方面，孔子主张“为仁由己”，非常重视主体性的发挥，认为能不能成为品德高尚的仁人，关键在于自己。在“外王”方面，儒家以“修身”为着力点，而以“治人”为试金石，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自不正，则虽令不行。在儒家思想中，内圣和外王是相互统一的，内圣是基础，外王是目的，只有内心的不断修养，才能达到内圣，也只有在内圣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安邦治国，达到外王的目的，即内向传播促进人际传播与组织传播。同样，内圣只有达到外王的目的才有意义，外王实现了，内圣才最终完成。即组织传播促进人际传播与内向传播的最终实现。

“内圣外王”的这一思想，体现了儒家道德与政治的直接统一，道德偏向内向传播与人际传播，而政治偏向组织传播，“内圣外王”即倡导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的融合与统一[7]。

（4）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种传播类型的递进与融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那些要想让天下人都成为光明正大品德的人，先要治理自己的国家先达到这一点；要想治理自己的国家达到这一点，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家，先要涵养自身的德性；要想涵养自身的德性，先要端正自己的心志；要端正自己的心志，先要做到真诚自己的意念。修身主要指个人的内向传播，齐家则属人际传播，而治国平天下意属组织传播。可见，这句话可说充分地体现了内向传播、人际传播与组织传播间的层层递进与最终的融合。

（三）追求道法自然与辩证思维的道家传播智慧

道家以尊道贵德、虚静无为、去欲不争、返朴归真为品格，讲究自正自化，主旨是自然和谐，道法自然，以无为治国。从而在内向传播、非语言传播、人际传播等方面的思想独树一帜[8]。内向传播方面强调清静柔弱与自我升华，人际传播方面注重“慎言”思想，强调含蓄内敛的沟通方式，组织传播方面则以“无为而治”为思想核心。

1.物我消融的道家内向传播智慧

（1）庄子“吾丧我”思想：人物合一，和谐自然的传播。“吾丧我”[9]思想，形容人表面上臻入一种行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境界，但本质上却是主体能“以明”、“葆光”、“朝彻”、“见独”而与物为一，忘记了自己，进入忘我的至高境界。对“吾丧我”的理解主要有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吾丧我”是物我两忘的意思；第二种说法认为“吾丧我”是忘己形的意思；第三种说法认为“吾丧我”是摒弃我见的意思。

《庄子》书中所描述的“吾丧我”境界，主要包含两层含义，既要“丧形”，又要“丧心”，这种境界听起来的确很难达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庄子认为的“丧心”，应该不是意味着心之活动完全停止。甚至与此相反的是，在达到“吾丧我”的境界之后，呈现在自我意识中的，不仅不是一片黑暗荒凉之“无”的世界，而是有着相当丰富多彩的画面，世界本来的丰富性都对自我敞开了。总而言之，这是形容精神因解放而得到自由后的理想境界。

“吾”丧我之后是如此一种解放自由的理想境界，但是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吾”又是如何“丧我”呢？庄子提出“以明”与“道枢”的解脱法门。何谓“明”，即知事物的本末究竟，自然不“昧”，自然不“芒”，谓之“明”。不管是“道枢”、“以明”这两种基本路径，还是“两行”、“知至”、“葆光”等相关思想，这些都是从正面对人生的理想境界进行探索，而“丧我”则是从反面而言的超越，两者一正一反，成为一个合体，从而促进了庄子“齐物”思想的达成，而“齐物”这种思维方法其实是一种辩证看待事物的眼光和胸怀。[10]

众多学者普遍认为“吾丧我”之后能够达到一种理想中的自由境界，但是这种境界究竟是怎样的呢？其实，“吾丧我”的状态不是主体自我的不存在，而是受世俗尘垢污染的那个“俗我”的抛却、丢弃。而只有抛却了“俗我”，才可以臻至与物一体的完全“物化”的状态。

总体来说，庄子的“吾丧我”思想体现了人物合一的理想境界中的一种内向传播状态[10]。

（2）老子的无身观：消除外界干扰与自我升华，自我主体意识。老子的自我观蕴藏着独特的内向传播智慧，主要体现在要求自我确立起“惟道是从”的主体意识，进而以”道”的符号象征意义为媒介来引导自我省思，不断消除世俗价值观的污染，最终实现“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然、自由的人生境界。与侧重考察自我与社会互动的西方内向传播理论相比，老子的内向传播智慧反而更倾向于消融社会性对自我超越的干扰，注重自我内心通过向“道”的复归而实现自我升华[11]。

老子倡导清静无为，待人处事柔弱不争，从而能够营造一个平安喜乐的良好心境，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心定于道，一方面，以“唯施是畏”自警，对自己的言行保有高度自觉。另一方面，以“惟道是从”自励，坚信道是平安的源泉，正当的追求可以实现，可能的过错也易于消逝。世人如能以大道的宽容、谦下、中和等本性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就能在实践中做到“清”“静”“净”，洋溢出一派“圣人”的气象，此时便无身无我，逍遥自适，这正是老子内向传播的要义所在。

另一方面，老子呼吁人类更多思索自身，即提倡从内向传播上实现个人对自身人生意义的完整占有。但是，在具体实现路径方面，老子提出了与西方传播学内向传播理论相反的操作指向，即通过对社会性活动的有意识地减损，进而虚空心灵，破除成见，超越人类已有知识，进而促进自我升华[11]。老子告诉我们，在求学的过程中，知识会日益积累增加；但是当我们探寻“道”时，就不能靠积累知识，而要靠‘玄览’、‘静观’，要逐渐减少自己的主观意识与思维见解。“为道”是不断超越一切有形、有名的存在，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要不断减损自我对社会和他者的依赖，最终才能达到像“道”那样无可匹敌的自由，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理想境界。

（3）守一：注重内向传播的专注性。《道德经》第十二章深刻地指出“五色”具有令人“目盲”的可能危害；“五音”具有令人“耳聋”的可能后果；五味具有令人“口爽”的味觉伤害；“驰骋畋猎”，具有产生“令人心发狂”的可能后果；“难得之货”，往往令人的行动受到妨碍；所以，圣人奉行“为腹不为目”的生活法则[12]。不管古代还是现代，人们经常会受到色、声、香、味等等外界事物的干扰和诱惑。尤其是在现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控制自己，任由自己的心意追随外界事物不停地忙碌，时间久了一定会危害自身的身心健康。相反，我们如果能够遵从道家的“守一”[13]原则，放松并回收自我的心志，聚焦于自身，力求身心合一，不为外物牵绊，保持气定神闲的心灵境界，如此便能身心康泰。

因此，圣人“为腹不为目”之意，一方面是吃饱肚子维持生命的基本生存，另一方面是强调意识向内，不向外去追逐声色犬马的享乐，自觉摒弃各种花花世界的诱惑，满足于清静自然的生活方式。坚守坚定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贯彻“守一”原则，以实现自我身心愉悦作为人生的自然。

“守一”指在身心安静的情况下，通过心理调节、心理暗示等方法，把意念集中到身体的某一部位，以改善身心环境，其侧重点不在炼形，而是养神，目的是通过对心神的调节与修炼，排除心中杂念，保持心神清静[20]。根据以上的种种阐述，我们将道家的内向传播归结为排除干扰，保持清静的内向传播方式。

2.自然天成的人际传播智慧

（1）“君子之交淡如水”：自然不造作的人际传播智慧。庄子在《庄子·山木》一章中，提出：“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9]这是庄子对人际传播的主要观点之一，意思是贤者之交谊，平淡如水，不尚虚华。深层含义是：君子之间因心怀坦荡，所以无须存有戒备之心，不用讲究太多礼节及客套语，不用太过谦卑，可以轻松自然，心境如水一样清澈透明。这表达了道家对人际传播的基本认识，即提倡自然不造作的人际传播，不需过多刻意的经营与修饰。

（2）素朴纯粹的人际传播境界。道家待人处世，待人如待己，皆以一而不变。相对儒以仁义而为，道家待人多以虚无，齐物，弱柔，纯粹，素朴，亦使人得虚无，齐物，弱柔，纯粹，素朴，即“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12]，（二章）总之，道家在人际传播方面注重纯粹齐物，力求达到素朴纯粹的理想人际传播境界。

（3）以慎言之心，重视非语言符号的力量。在人际传播方面，庄子一直强调“慎言”、“少言”的人际传播策略，“不言”是庄子的最终理想，也是他的传播总则。虽然一直强调“少言”甚至“不言”，但在这种“言意之辨”的思考中，庄子还是认识到了语言的表意功能。但是因为受到不可知论的影响，庄子强烈地放大了语言与含义之间的矛盾，认为“言不尽意”，即言语难以全面深刻地表达曲折深远的情意。为化解这个矛盾，他进一步提出了“得意忘言”，“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9]，庄子认为言词是用来表达我们的意思、意图的，既然已经知道了意思，就不再需要言词，在另外一个层面上触摸到了传播实质的一个核心法则，即传播的最本质意义不是其形式、主体抑或途径，而是其互相理解的最终传播效果。[15]

根据上文所述，在人际传播的关系处理问题上，《庄子》一直表现出对语言较为谨慎的态度，在许多传播情境中，作者都更加重视非语言符号的力量。庄子学派主张行不言之教，并且提出了“慎言”、“随顺”、“真诚”等相关理论与方法。

（4）含蓄内敛的人际传播方式。庄子在人际传播方面，十分重视传播活动中受传者的感受，可以说相当洞悉当时人际沟通中的种种世故。与上文强调“慎言”、“少言”的传播策略相对应，庄子提倡含蓄内敛的沟通方式，甚至有时候可以达到迂回曲折的境况，但是他始终强调保持人际沟通的和谐，不与人直接发生对抗性冲突。最终庄子学派阐释出了一套既保全自己，又不得罪他人，以真诚动人，并且能达到很好劝服效果的策略[15]。

3.顺其自然，充分发挥个人创造性的组织传播

在道家的组织传播思想中，主张“无为而治”，老子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12]（五十七章），这三句话从不同层面上始终强调了一点：无为才能无不为。其实“无为而治”的本意并不是不为，而是不妄为，我们要顺其自然，不去过多地干预，从而充分发挥百姓的创造力，最终达到“无不为”的理想境界，不仅促进自我的实现与超越，还促进万民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在现代组织传播领域，“无为而治”可延伸为：顺其自然，不过多地干预每个人，充分发挥个人创造性。

（四）圆通处世，灵活统一的佛家传播智慧

因为佛家总体上偏向于宗教性质，有许多自成一派的思想观念与论断，所以在此我们不对其思想做过多赘述，而只是单独列出其与传播相关的主要观念进行梳理分析。

1.注重和谐、平等传播的佛教人际传播观

（1）因果轮回：主张度己度人，和谐传播。佛家深信因果，坚信有因必有果，造业必受报；种什么因，必得什么果，造何种业，必受何种报。这种思想看似带有某种迷信、神秘色彩，但是佛家这种三世迁流、因果报应的学说对于劝说人心向善，培植良好的社会道德体系，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人际传播，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而且佛家所说的因缘果报，是一个辩证的、复杂的、非线性的动态开放系统。因果报应说的基本用意在于启迪世人认清一切关系都有产生后果，因此不可不慎。与因果学说相对应，佛家更是强调正知正见，超脱轮回，度己度人，成就佛果[16]。扩展到现代人际传播方面，佛家这种理想化的推动人心向善的相关思想与精神，其实正是力求建立和谐的人际传播关系。

（2）世间万物生灵平等：提倡人际平等传播。佛家鼓励人们行善，勿恶，忍耐，戒欲，这些看似无情的钢铁戒律其实都是在贯彻一条基本准则：即坚持世间万物生灵平等。佛教的平等观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主要是从“人与人”的平等发展到“众生”乃至“诸法”平等[25]。

佛教小乘、大乘的差异，不仅是度人能力的差异，而且是境界、视野、胸怀、格局的殊异，反映在平等观念上，便由最初的“人与人”发展到“众生平等”，最终提出“诸法平等”的主张，这种范围的逐渐扩大，其实和佛家自身的变化紧密相关，小乘只追求个人解脱，而大乘则追求普渡众生[17]。“人与人”的平等，强调人际关系的平等传播与策略处理；而“众生平等”，主要是从佛性的高度而言的，如《别译杂阿含经》卷第五中说：“不应问生处，宜问其所行，微木能生火，卑贱生贤达。”我们不应当去追问人的出身，而应当关注他的所言所行。人人皆具佛性，只要每个人一心向佛，身体力行，当都可让卑贱变成贤达，最终达到“众生平等”。从早期的“人与人”平等，发展到“众生平等”，最后达到“诸法平等”的层次，这其实是佛家整体思想的一个跨越性进步。因为它摆脱了人类中心的知见障，把宇宙看成整体，一切有情、无情的事物，都与宇宙整体息息相关。所以佛家的这种平等观可以说是宇宙主义的平等观[17]。

2.强调自身修养，主张出世的佛教内向传播观

佛家理论总体属唯心主义，强调自身修养，主张超出世俗，用一种超然的眼光与视角去看待所有的人、事、物，包括审视自身。以梁漱溟为例，梁先生即是受了佛家思想的影响，以出世的心态来经营入世事业。梁先生少年时将佛教作为解决人生苦闷的根本出路，在对佛学有了深刻体悟和真实契入后，他以出世为解决人生问题的唯一归向，然而，目睹时艰，感慨民困，他发出了“吾辈不出如苍生何”的沉痛呼声。于是抱着“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的心情执教于北大，主教佛学，不仅如此，他还从事乡村建设于山东，奔走抗战，呼吁和平。其实，梁先生在积极从事这些入世之事的同时，其内在精神支柱便是强烈出世的心态底蕴[18]。佛家这种将入世行为与出世心态恰当结合的内向传播观值得我们深入探索。

3.圆通处事，灵活且辩证统一的佛教组织传播观

佛家在组织传播方面看似并没有太多的论断与分析，但是当我们对佛家整体思想做了梳理分析后，可以发现贯穿佛家传播的一个中心词是“圆通”。这个“圆通”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八面玲珑抑或圆滑之类，而是一种极为高深的处世智慧，“圆”代表着根据不同情况适当地改变自己、提升自我，而“通”则是对“圆”之后的状态的表述，“圆”后自“通”，这是一种理想的传播与生活状态。“圆”代表的是一种灵活的传播方式，而“通”则是一种辩证统一的理想状态。

从有关佛家的众多成语、俗语来看，我们也可对佛家思想窥探一二，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醍醐灌顶等，在这一点上，佛家与道家有些许相似，即认为世间万物都是辩证统一且互相转化的。所以我们把佛家关于组织传播的思想归结为：非常灵活且注重辩证统一的传播。

（五）儒道佛三家的相同之处：仁与和谐为中心，包容的天地情怀

综上所述，儒道佛三家思想在人际传播方面，都强调和谐传播，注重仁义；在内向传播方面，都注重自我反省与提升；在组织传播方面，注重道德规范的约束作用。因此，我们可以将儒道佛三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仁”与“和谐”贯穿始终的天地情怀。何为天地情怀，即一种包容性极强，极具人文关怀的中国式传播精神，其实中国人一直对天和地有着别样的情结，这种情结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所表现，而在古老的华夏文明与相关传播理论里，这种情结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儒道佛三家的学术流派与思想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在传播思想方面的主张却是有着这一大共同点，即以“仁”与“和谐”为中心，极具包容性的天地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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