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一直探索将理论研究与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紧密结合，为我国传媒高校学科建议及教育模式等提供了先进的方法和前瞻性的思路。您认为现阶段我国传媒高校教育还存在哪些问题亟需解决？要解决这些问题，您有何建议？

喻国明：我们去年也做了一个课题，可以从这个课题当中简略的来看我们对于这个新闻传播研究和教育这方面的一些特征。我们做的是关于传媒经济学学科领域中外的国际比较，我们发现中国的传媒经济学跟国际上的传媒经济学研究除了共同点之外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比如说在国外相对来说他们这种交叉学科研究成果相对来说是比较占主流的，而在中国相对来说显得比较单一化。在国外，合作的研究团队是比较的主流的，而中国研究很多都是以个人为单位的研究。如果是以群体为单位的研究，一般也是以师生这种合作的方式做的研究，所以这种研究方式本身跟我们今天要求交叉学科的这种对于传播问题研究的要求之间有相当大的距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研究议题方面，我们可能对于报业的研究是比较着重的，一直贯穿这个多少年的研究重点，而在国际上可能对于报业的研究话题相对来说是比较淡的。

当前我们对新闻传播的研究和教学最主要发展的方向第一就是要紧扣传媒转型的大环境。我们跟实践前沿和学术前沿是有距离的，按道理讲我们应该是走在学术前面的，但事实上很多时候做在实践后边。这可能是我们今天必须要致力于改变的问题，改变这个问题就是更多的在产学研上的一个合作，没有这样的合作我们的这种研究水平和研究质量以及它的这种对于传媒现实解释就上不去，这可能是需要改进的方向。

记者：您出版的《中国新闻业透视:中国新闻改革的现实动因和未来走向》截至今年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这些年来，特别是自“互联网+”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的近几年，我国的新闻改革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动，您写此书当年和现在相比，我国新闻改革取得的成绩有哪些？还存在哪些困难或者阻力？

喻国明：《中国新闻业透视》这本书是我1989毕业时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主要概括了八十年代中国关于新闻改革的现实动因和从机制体制上来重构新的新闻体制的一些逻辑上和实践当中的一些构想。应该说是整个八十年代新闻改革的一个成果总结。

我一直讲整个影响中国传媒业的任何发展变化机遇也好，还是危机困境也好，其实都可以从影响传媒业的三个基本维度得到解释。第一是制度面，第二是市场面，第三是技术面。我的这本书其实更大程度上是在制度面对于整个新闻传播业影响的一种理论和学术的探讨。在这方面的探讨应该说还是提出了一些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

这本书的一个价值也就是解决或者说试图解决这个体制机制面对新闻传媒业的这种发展的适应性、改变性的构象的一种基本逻辑和基本发展范式方面的东西，但是这本书也有它自己的局限性。在八十年代，整个中国传媒，还没有进行过市场化的洗礼，所以，我九十年代的研究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研究这个市场、产业对于整个中国传媒业发展变化的那种动力性的改变性的重构性，从宏观到终端一直到业务流程的这样一种影响和改变，这就构成了我在九十年代的研究的一些特征和成果的主要方面。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因素是一项从技术角度来改变整个中国传媒业的生态格局以及具体业务流程等，从技术面的角度来进行的一种改造，近十余年的研究重点应该说我是转移到了这个技术的角度，对中国有影响的问题来进行相关的研究，无论是对新媒体的研究对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研究、大数据的研究以及VR和人工智能研究，都体现了这样一个特点。

我们国家目前在这个整个传媒业的发展当中，其实是受到三种力量、三个基本维度的影响。第一是机制体制面。如何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历史变化和这个已经重构了的传媒业的现实使我们机制体制更具有适应性甚至超前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理论来说，我们现在在机制体制方面还有很多需要进行深刻改变的方面。这方面的任务还是相当的艰巨和重大的。第二是市场方面。市场对整个传媒业的发展起到了催化剂的传导作用，换句话说，他可以使我们对于外界的变化更具敏感性，对资源配置效率有一个很好的介入机制，在这方面我们的市场化程度现在正在进入到一个市场面的发展，现在也由于这个制度体制面的某些限制，在这方面发展也不是很顺畅，进入到一个瓶颈状态。如何来处置跟意识形态相关的资产，如何来进行相应的资产的重构和配置等，这里也留下了一系列的需要联系市场的资本逻辑的一些思考的空间。这个任务现在也没有完成。从技术面的角度来说，对于互联网发展迅猛的现实我们显得有点张皇失措，甚至可以说有些手足无措。无论是实践界还是管理界，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这种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社会改变和传播改变都处于一种焦虑状态当中。

这些焦虑就导致了我们很多应对的举措、格局、眼光和顾及的效应都相对来说比较短程化，这也就造成很多政策措施、实践的举措短期化和表面化的特征。所以有很多这方面的媒介融合，比如说“中央厨房“等这样一些概念，解决了一些局部问题，但中央厨房是不是互联网发展的一种技术逻辑形式，其实应该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现在互联网成为大数据已经成为媒介生产、传输媒介效果实现的一个基本标配。大数据本身比如说数据本身直接成为内容，比如说央视的“据说春运”，还有的数据可以成为用户市场洞察的一种重要手段，没有这种市场洞察就不知道用户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以什么需求、什么内容跟他去相匹配。

我们今天面临的是整个一种个性化市场和分化市场的形成，而在这个领域里面如果没有数据作为导引，换句话说没有数据建立起来的数据通道我们的很多内容就无法配置到相应的地方去，所以数据也可以建立起所谓的数据传输，这就是新闻传播的数据通道，它可以构建起内容和用户之间、产品用户之间的这种数据通道，这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互联网条例之下媒介转型的一些特点，它是一个从里到外、从宏观构造一直到具体业务流程的一个根本性的革命性改变。

记者：据了解，至2016年底您在新闻学与传播学领域的论文引文率居全国第一位，可见学术成就斐然，值得年轻的学术探索者学习和借鉴。您可否给他们讲一讲如何提升对学术理论的判断力和把握能力，以此促进论文的学术水平和理论层次？

喻国明：讲到我自己的这种学术研究，我一直都是以问题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导向，应该说在这个研究领域里边如果我们简单地做一些分类的话，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学术逻辑导向的范式，还有一种是问题逻辑导向式。学术问题研究范式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整个建构起来这种问题研究的方向，研究的成果跟学术体系之间有比较紧密的、系统的、延整的关联，比较能够体现这种以有学术范式下的学术创新和学术发现。但是它的缺点是缺少这种革命性因素来改造既有的这种学科结构和学科逻辑。因为它缺少这种意志性的因素的交叉植入，没有这种交叉式的植入，它有时会有一种自说自话的逻辑倾向，而问题逻辑的好处就在于它“英雄不问出处”，它更大程度上是可以开放性地选用任何一种研究的思路、研究的逻辑和研究的范式来基于问题的解决。

问题逻辑所导引下的这种学术研究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开放性、解决问题的有效性，以及他的这种交叉学科的特征，问题逻辑虽然在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比较有效、比较开放，但是也有缺点，也就是说解决了这个问题，未必能够解决类似的其他问题，因为它可能受到某些暂时性的特征因素的影响，所以能够解决此问题并未必在理论上能够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种理论特点，所以问题逻辑的解决必须要跟学术逻辑相关联。

实际上我自己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一个特点就在于我是以问题逻辑作为自己的学术导向，但是我也时时把问题逻辑跟学术逻辑关联在一起，即使自己在学术研究有一定程度上的开放性创新性，但同时又把它跟我们既有的学术逻辑之间进行对接及关联，这也就造成我自己的学术研究的特点就是有一定的开放和交叉创新，但同时又照顾到跟整个学科之间的这种平衡协调和关联。

对于这些传媒领域里边的年轻的研究者而言，我有一基本的建议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要注重这个基本的学术训练，换句话说做学术研究都有一些基本的程序、要求、范式。比如说写一篇论文你是要有文献综述、要有问题假设的提出，要有整个的问题解决逻辑的描述等，它会有一整套的基本的学术范式，这也有人把它叫做“学术八股”，但这种八股在初学阶段时是必须要经过这种“老八股”的一种训练。通过这样一种训练你就能找到你研究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及跟其它研究问题成果之间的关联，不至于找到一位伪问题或者说自己自以为是一个创新问题，其实已经是别人解决了的问题，也可以借鉴别人进行研究方法、研究范式方面的一些成功的和不成功的经验、教训。因为很多研究它所以不成功或者说创新程度不高，可能就是他在研究方法、手段方面出了问题，比如说你在做一个工业产品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手工作坊式流程的话，它的质量、它的稳定性一定是不可预期的，如果是流水线作业，它的质量一定是肯定的，而且又具有比较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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