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革命中的传播资源分配与话语建构

——以虚拟现实新闻报道为例

纪文慧

2017年04月10日08:18  来源:今传媒
 

摘 要:虚拟现实新闻是虚拟现实技术催生下的新闻报道方式。新闻媒体是国家和公民两个行为主体之间权力和权利的传声筒。相比公共领域中各阶层传播资源和权力的又一次分配,虚拟现实新闻的出现带着精英文化狂欢的色彩。本文秉持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视角,从科技的政治属性和信息传播的社会性出发,认为VR新闻虽在讲以农民工和产业工人为对象的故事,但却并未给他们话语权力;传播资源的分配很大程度上依然在富裕阶层中进行,VR新闻报道在新技术手段下无形之中成为资本和意识形态的消音器;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工人依然被排斥在技术革新的大门之外。

关键词:虚拟现实新闻;传播资源分配;媒介权力;话语建构

2015年末,世界新闻业经历了一场“技术风暴”,随着虚拟现实技术在新闻报道领域的应用,新闻的内容制作、流通渠道和传播形式迎来了新一轮的整合乃至重构。财新传媒制作的深度报道虚拟现实纪录片——《山村里的幼儿园》开启了国内虚拟现实新闻生产的先河,此后多家媒体将虚拟现实技术应用到新闻报道中,如2016年新华社、人民日报客户端等媒体推出的“VR全景看两会系列报道”。

纵观行业内外对虚拟现实新闻的讨论,多数采用现实评价框架,即分析虚拟现实新闻报道较之以往报道形式的优势以及未来发展的挑战。鲜有人将其放置于宏观政治经济分析的框架中,探讨其炙手可热的现象背后所隐含的社会原因以及权力变迁。然而这种视角的分析又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新技术下媒介生产形式的变迁必然会对社会生态产生影响,这个过程已经发生,而且仍将持续。由此,透过虚拟现实新闻报道的现象,捕捉到其所依托的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新技术下传播资源分配以及底层阶级话语建构的变化是十分必要的,这有利于我们在新技术出现的背景下理性并冷静地看待传播媒介对公共领域资源的占有与再分配以及话语赋权问题。

一、虚拟现实新闻的发展历程

虚拟现实技术的出现为新闻业提供了新的报道工具,虚拟现实新闻应运而生。虚拟现实新闻,又称VR(visual reality)新闻,即是以虚拟现实技术为承载媒介制作与呈现的新闻,它既能复制现实场景又能建构想象空间,且辅以VR终端中的各类视觉、听觉、触觉传感系统模拟受众反应。

世界上最早应用虚拟现实技术进行新闻报道实践的是美国前《新闻周刊》记者诺尼·德拉佩纳于2012年制作的深度报道纪录片《饥饿洛杉矶》。此后,纽约时报、得梅因纪事报、华尔街日报等外国媒体纷纷尝试用VR新闻报导叙利亚内战、埃博拉疫情等重要议题。在我国的财新传媒相继推出《山村里的幼儿园》、“深圳山体垮塌事故”系列报道等VR新闻后,不少媒体也将VR报道视为未来新闻业发展的新形态。

VR新闻虽处于起步阶段,但被寄予发展的厚望,业内的批评与质疑声大多来自其未来发展可能遇到的技术难题和推广困境。然而,任何一种技术给新闻业带来的变革都不可能是在真空环境下发生的。新闻媒体手握公共领域的众多资源,但在以往的报道实践中,社会话语的建构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分层差异性,VR新闻的传播资源分配与更大背景下财富与权势分配模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社会分层的轴心——阶级结构之间的关系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二、一种隐蔽温和的权力控制机制

由于VR新闻的媒介形态对视觉呈现要求较高,因此选题的遴选至关重要。综合来说,环境类较大场面的事故或灾难突发事件是VR新闻报道必考虑的选项;而像春运这种感染力较强的社会焦点,也是必考虑的题材,因为这会驱动观众跟随报道“身临其境”去体验;一些展现一般人不易于到达环境的选题也较为适合VR报道。第一类的突发性事件报道对技术和时效有很高的要求,因此并不能成为VR新闻的常态化选题。相比之下,一般人不能到达的环境下的“感情牌”选题倒有了较大的发挥空间,无需文字赘述和音乐铺垫,当一个身着补丁的小孩端着满是油垢的碗筷蹲在简陋的房子旁吃饭的画面出现时,受众很容易产生共情。在熟谙“有老人、小孩、女人的地方就有新闻”的不成文规律下,VR新闻有了用武之地。比如财新传媒制作的《山村里的幼儿园》和讲述中国春运的《离·聚》。

两篇报道都触及了中国目前经济转型大背景下的“留守儿童”和“农民工”返乡潮现象。而他们也成为VR新闻制作的首选对象。相比于文字的煽情描述和图片的静态特写,360度的画面将受众带入了这些底层社会群体生活的世界,在视听嗅感官的多重冲击下,人们又一次回归到了对农民工和衍生的留守家庭的讨论议题上。

底层妇女正不合比例地承担着经济转型所需付出的社会成本,她们包括都市中年下岗女工、沿海地区工厂里装配线上的“打工妹”,留守农村照顾老人、儿童、土地和牲畜的中老年妇女(她们的丈夫和儿子则闯荡城市、寻找工作机会)(赵月枝,郭镇之,2011)。然而,底层群体在斯麦兹的受众商品论视角下被称为“滞销商品”,在中国数字化电视改革中被标签为“启蒙对象”,除却经济转型带来的生存压力,他们又成为了技术转型下的末端群体。VR新闻报道实际上是一个不同阶层之间的互相利用和阶级贫富差距相互抵消的过程,在VR技术的帮助下,观看新闻报道而带来的底层生活浸入式体验赚取了城市中产阶级的泪水和感动并由此为更高一层的精英阶层利益服务。市场化媒体的媒介权力结构呈金字塔状态,塔尖的权力由内容生产者背后的利益集团控制,而弱势群体则生活在塔底。既得利益者在推崇VR新闻报道的背后,除了新闻生产模式的技术革新外还暗含着将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与上层精英阶级的矛盾去尖锐化和去冲突化的过程,在VR新闻的精巧包装下,画面中的农民工和留守儿童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消费对象,富裕阶层无形之中形成了阶级优越感,耻辱和不安随之而来,于是更多人将重点放在给予他们关怀和帮助,却忘记了追溯造成这种现象的始作俑者。沉迷于感官的体验中,他们无意识中将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障的社会现象合理化。国家和市场绝非二元对立的关系存在,VR新闻显然并没有通过如临其境的展示为底层群体提供了发声的平台,他们更多只是整个新闻制作的记录对象,广泛关注是源于故事感染力机制下衍生的经济链条,底层民众并没有分配到话语资源。同样,观看者在观看VR新闻报道时,看到的是媒体构建的拟态环境,是一种超强现实感的人为加工过的“情景再现”,而反馈要素的缺席通常容易成为意识形态滋生的温床。

三、VR新闻:新技术下的话语建构

公共领域应当允许社会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表达声音同时存在,媒体应该扮演各阶层的传声筒而不是带有阶级取向色彩的消音器。但现实中的媒介表达却承载着国家监管和市场规则的叠加逻辑。以政府慰问农民工或基层群众为例,整个新闻报道中的主体应该是基层群众,他们的所思所想是最应该被表达的,经济转型大背景下赋予他们不成比例的压力远非一次慰问就能达到雪中送炭的效果。虽然这一点能达到基本共识,但媒体在实际报道中却将焦点置于政府层面,群众的声音被淹没在欢天喜地的节日慰问中。同样,2006年随着农村题材电视剧《乡村爱情》登陆央视一套晚间黄金时段,一批讲述三农题材的电视剧如《圣水湖畔》《欢乐农家》纷纷涌现。但两年之后,此类乡村题材的电视剧却很少出现在上星频道,更别提央视一套。若将其播出背景放在国家的宏观框架下考察,2006年正是我国取消农业税的第一年,当时国家对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利好政策,此后两年农民阶级在国家的整个话语结构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但后来随着市场化和资本的进一步改革,在利益冲突下,农民阶级的利益不得不让位于企业家的利益,农民和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工人阶级的利益再度被边缘化。

每一次技术的更新都提供了重新审视公共领域传播资源的分配和话语建构的可能。尤其是VR新闻的出现,对弱势群体的呈现和关注很容易造成传播资源平均分配的错觉,以为他们重新获得了话语重构的权力。VR新闻到底谁在用?是为谁服务的?到底是在推动这种报道方式的发展?新闻讲求客观公正和报道的平衡性,同时新闻报道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它一定会受到一种或多种意识形态的制约。在中国急速改革的时代,话语如何建构事关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持续进行。在这样的背景下,技术的变革容许部分阶级利益的存在相应也会排斥与之对立甚至冲突的阶级利益。以农民或农民工为代表的底层阶级虽占了中国三分之二的人口,虽代表着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性质,但在现实的话语建构下,也不得不选择妥协和退让。

因此,VR新闻的出现可以看作是新闻报道方式的一次变革,但与历次新兴媒体出现相似,在国家和市场双重夹击的经济政治背景下,它只是以视觉再现的超现实形式为既定利益阶级服务,传播资源再分配和话语重新建构只是报道内容关注弱势群体而造成的错觉呈现,归根结底,农民和新兴产业工人阶级只能踮脚抬头望望VR世界的崭新图景,因为很难有人会利用VR新年为底层人民量身定做一次他们真正需要的报导。当城市富裕阶级透过VR新闻看到底层群众艰辛的生存状况时,底层群众却无法同样利用这项技术去体验博物馆、去享受高质量教育、去逛逛高级餐厅,他们依然被排斥在技术革新的大门之外。

VR新闻是在新技术革命下对正在历经变革的新闻业的又一次洗牌,有观点认为VR技术将通过改变市场规则,作为一种媒介形态颠覆业已稳定媒介生态系统。笔者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出发,认为技术带来的变革只是一种形式,要将其放置于整个社会宏观的权力结构下进行分析和考察,这才是真正的痛点和要点所在。就目前来看,VR新闻在讲以农民工和产业工人为对象的故事,但却并未给他们话语权力;传播资源的分配很大程度上依然在富裕阶层中进行,在市场的运行规则下“滞销商品”虽不能带来直接购买力,但却可以通过他们的故事调动消费阶层,无形之中成为资本和意识形态的消音器;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工人依然被排斥在技术革新的大门之外。

此外,VR新闻作为一个讨论范例只展示了技术变革的一隅,VR技术背后的权力支配和话语赋权应该得到关注,凭借VR技术的深度沉浸感,很多资本运作者将战争、色情、凶杀等题材安放其中,当感官刺激成为商业机器牟利的手段,我们是否应当仔细考察斯麦兹的“技术非中立”在当下中国的应用,占人口大多数的农工不应该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但他们的声音却在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多重作用下几近消失。

参考文献:

[1] 李北方.新媒体是如何颠覆了公共领域——专访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赵月枝[J].南风窗,2015(21).

[2] 邱嘉秋.财新视频:利用虚拟现实技术(VR)报道新闻的过程及可能遇到问题辨析[J].中国记者,2016(4).

[3] 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

[4] 赵月枝,吴畅畅.大众娱乐中的国家、市场与阶级——中国电视剧的政治经济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2014(1).

(责编:石思嘉(实习)、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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