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我访问了美国几所大学的新闻学院。其间，我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院长就“大学该培养什么样的新闻人才”展开了讨论，带给我关于新闻传播教育中矛盾与冲突的诸多思考。

关于就业：“泛就业”与“专业就业”的对立

就业就是有能获得报酬的工作可做，以保证基本的生存需求，它涉及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多年以来，在工作导向思维的作用下，教育部每年都会要求各个大学各个专业进行一次就业统计排名，对就业率连年走低的专业，会实行减少招生名额甚至停招的处理办法。虽然这种做法的初衷是为了提高办学质量、增加就业，以维护社会稳定，但不可避免地使学校与社会在一种“泛就业”思维的作用之下，走入了专业评价的误区，习惯于认为“某个专业的就业率越高，该专业就越有前途”，于是就出现了在填报志愿时，家长和学生对所谓的热门专业趋之若鹜的局面。

与我国的“泛就业”思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所倡导的“专业就业”，他们主要以毕业生进入主流媒体的数量及其几年以后所做出的贡献大小，作为评价一所新闻学院价值与声誉的标准。比如，某位记者是否获得过知名的新闻类奖项、是否完成过有分量的新闻报道或其他新闻作品，新闻学院培养了多少名记者、名编辑、名策划、名主持人等。因此，对于我国的许多新闻专业毕业生会进入企事业单位的宣传部门工作这种现状，他们似乎并不十分认可，更别提从事新闻传播专业以外工作的毕业生了。因为这并不是他们所坚持的新闻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他们认为，新闻学院主要就是为新闻媒体行业培养“具备新闻专业素养、能够追求真理、挖掘事实真相、推动社会进步”的专门人才。他们坚信，这种人才一定是其他专业所无法培养的，这也是新闻学院、新闻专业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我国，“泛就业”思维导向成为主流，存在多方面原因：从政策角度而言，虽然教育部十分重视提高毕业生“就业率”，但对于“专业就业率”并未有严格要求；就高校整体培养模式而言，随着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供大于求的就业压力逐渐增大，“有一份工作就好”成为许多毕业生的无奈；就市场需求来说，新媒体和融媒体技术的方兴未艾使得传统的专业边界日渐模糊，市场对跨专业人才的需要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泛就业”的大趋势；具体到新闻专业而言，传媒市场的巨大竞争压力与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加之屡见不鲜的记者遭受攻击事件，都给这个行业蒙上了一层阴影，让许多毕业生望而却步。据了解，目前有相当一部分报考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并没有从事传媒工作的强烈渴望，甚至连相关行业都不想涉足，更遑论所谓的新闻理想了。学历越高者，这种倾向越明显。

我们可以理解学生就业的难处，也支持学生选择工作的自由，但是如果四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系统教育，并未培养出学生的专业兴趣、职业理想、付出精神以及为专业献身的志向，那么这个专业的设置目的与培养目标就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了，究竟新闻传播专业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泛就业”与“专业就业”究竟哪个应该作为就业的衡量标准？应该怎样去评判一所大学在人才培养上的贡献程度？

无论市场对跨界人才需求有多大，学校培养中的主要学科方向与专业特征并不会改变。因此，国家在关注整体就业率的同时，理应将专业就业率也纳入对学校与学科贡献的评价指标之中。同时，也应当有意识地为传媒专业美誉度的构建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给予著名媒体人应有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在尽其所能完成本职工作的过程中，获得持续不断的成就感，也为传媒学子培养起专业荣誉感，使其立有目标、学有榜样。这既是传媒行业生生不息的基础，也是社会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期新闻工作者的殷切期望，作为培养新闻传播人才的主要基地，高校应当转变传统思维，不以毕业生就业数量论英雄，而应将专业就业率的提升作为持之以恒的努力目标，让名媒体人成为一所学校最有说服力的品牌标识。

关于教师：理论与实践的矛盾

以我对新闻传播学教师的多年观察，他们绝大多数是爱岗敬业、尽心尽责的，充满着对新闻传播教育的执着与热情，不乏为专业理想而努力拼搏的人。但是，仍然有许多难以破解的困难摆在他们面前：

一是新闻理想与现实要求之间存在矛盾。一方面，正能量宣传能够传播真善美，催人奋进，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就成为我们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也体现了新闻舆论工作者所必须肩负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社会是复杂的，假恶丑与真善美往往相伴相生，在面对社会丑恶现象时，新闻工作者应该大胆揭露、审慎批判，为社会激浊扬清、针砭时弊也是新闻舆论工作者的职责所在，许多时候，批评报道甚至比正面报道更能激发起社会正能量。理论上，我们都知道正面宣传与舆论监督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但是在现实中，如何教会学生既坚持“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的职责使命，又把握好舆论监督的时度效，如何既做好“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又做好“公平正义的守望者”，是每一位新闻传播学教师必须长期思考的问题。

二是缺乏对业界导师切实可行的评价标准。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需要教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我国在设置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时，就将“双师型”导师作为基本要求，以期将学界的理论教学与业界的实务操作相结合，相辅相成，相互支撑，为传媒行业培养出真正的高级应用型人才。美国大学新闻学院的教师大多具有较长的媒体工作经历，他们将实践与理论密切结合，使得课堂教学犹如实践操作，其效果不言而喻。近年来，国内高校新闻传播学院也在不断增加业界导师的数量，然而后续的问题随之显现：多数高校对业界导师的考核评价标准与校内导师并无二致，依然是以论文、专著与课题等学术成果考核为主，对于其采写编辑的作品、获奖情况、策划的选题、栏目的好评度、经营管理成效等业务贡献却并不看重，这直接影响了业界导师的积极性以及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如何将两种不同的评价体系密切结合，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两类导师的智慧和干劲，也是亟待我们解决的问题。

三是课程内容更新问题。近年来，在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学科理论”的美好愿景之下，国内各个学科的学者们都开始了丰富多彩的知识创新工作。对于新闻传播学而言，知识的更新还要将课堂教学内容的更新考虑在内。与新闻是易碎品一样，新闻传播学术研究、课堂教学同样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这就对教师的案例实时更新、新词热词及时捕捉、迅速将实践上升为理论的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虽然经典的理论不会有太大变化，但是，面对日新月异的新媒体、自媒体、媒体融合实践，新闻传播学的课程内容必须做到持续不断的更新。如果今年的教案中仍然沿用往年的案例，则不仅难以得到学生的青睐，也不符合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征。新闻传播工作是一个不断接近真相、寻求真理的过程，来自世界各地生动的新闻案例不仅为报道活动增添了活力，也为理论研究充实了内容。倘若我们稍有偷懒，发掘新闻价值的脚步就会放缓，事实的呈现就会延迟，理论的归纳提升就会滞后，与新闻匆忙向前的脚步也难以契合。

关于新媒体：信息传播以外的颠覆式创新

尽管我们对新媒体的概念还很难做出恰切的描述，但它的影响已经实实在在呈现于我们面前。传统媒体基本上都是具象的，无论是采写编评，还是摄录制播，无论是选题策划，还是经营管理，总有规律可循；而新媒体是不具象的，表现形态多样多变，媒体边界交叉杂糅，是传播而又不仅仅是传播，是媒体而又不仅仅是媒体。新媒体业务的开展也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它打破了传统媒体“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进化格局，一种新的传播形态尚处于萌芽之时，更新的样态已蓄势待发。从传播者到媒体平台再到盈利模式，加上也许还并不太成熟的内容创新模式，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概念、新名词争先恐后出现，常常使我们萌生应接不暇的落伍之感。

新媒体的颠覆式发展，也给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工作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其一，课堂授课的主导方向：究竟是以媒体技术为主导、讲授新媒体技术带来的变革，还是坚持以媒体内容为导向，梳理新媒体内容传播的变迁？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那二者所占比重又该如何分配？其二，对新媒体价值的认识：究竟是注重其工具性价值，将新媒体看作新闻传播的载体，还是注重其社会性价值，重点讲述这个多种信息的交汇平台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是重点传授其商业营销的工具性价值，还是其情感交流的社会性价值？其三，对新媒体性质的讲解：我们常说，新媒体是一把“双刃剑”，正负功能兼而有之，那么在授课过程中，究竟应当把重点放在哪一方面？是媒体融合的引领者，还是社会动荡的始作俑者？其四，授课内容的矛盾：由于我们对新媒体的认识和理解还浮于表面，也缺乏对其功能价值的全面把握，因此，倘若仅针对其单一功能进行讲解，则无法使学生透彻地感受到新媒体之“新”所带来的无穷魅力，倘若将其作为“全媒体”而展开，现有的教师知识储备显然还未达标。其五，理论与现实衔接：新媒体技术与形态呈现出快速更迭的特征，腾讯、新浪、阿里巴巴等新媒体企业对新媒体的理解和应用速度总是先于大学教育，使得大学课堂上的新媒体教学，无论是理论还是应用，总是落后于实践的发展，从而难以起到引领的作用。

如何跳出传统新闻传播视角去认识新媒体、讲授新媒体、运用新媒体，依然是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亟待突破的思维障碍。另外，对传统观念的颠覆，是否意味着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科边界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新媒体带给新闻传播学教育的思考还有很多，如何培养高质量的新媒体人才，尚需继续探索。

（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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