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广电媒体与沿线国家媒体合作的稳步发展期（1993-2012年）

（一）中国广电媒体与沿线国家的媒体因中国进入“国际社会”而增加合作

面对苏联、东欧这一大片国家都采用资本主义制度，美国“资本的扩张”“军事的扩张”“高科技的扩张”“文化、价值观的扩张”“新闻传媒的扩张”以及世界大多数国家主张建立一个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中国外交政策从“部分参与国际社会”转向到了“全面参与国际社会”“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国际社会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大国”。仅1996年，中国参与各种全球性和地区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是美国的70%、印度的80%、世界均值的180%，中国参与的数量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数字。到90年代中期，中国相对其发展程度而言参与程度已经较高，从几乎没有参与发展到参加数量接近发达国家和世界其他大国的水平。这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国际社会”。［8］到90年代后期以及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WTO，中国广电媒体面对“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言论以及西方国家传媒实施战略东移在亚洲实施“卫星电视大战”等传播实践，积极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媒体合作，传播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媒体与发达国家媒体合作就开展得较为频繁，而与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媒体合作则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以中央电视台为例，这一时期，中央电视台与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都开展着较为广泛的合作，但是直到1993年，中央电视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没有设立一个记者站，2003年也仅在泰国、俄罗斯、印度、埃及四个国家设立了4个记者站。不过，这样的情况在加强中国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背景下很快得到了改善。到2012年中央电视台分别在阿联酋、俄罗斯、希腊、塞尔维亚、波兰、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度、越南、缅甸、约旦、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卡塔尔、格鲁吉亚、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沿线28个国家设立了30个记者站。同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在增加媒体合作。另外，由中国内地、香港和境外的优秀电视频道组成的长城平台和由新华社主办的新华电视与前述国家的媒体也逐渐开展合作并迅速增加合作力度。

（二）中国广电媒体与沿线国家媒体在中国体制改革背景下开展广泛合作

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以及2003 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面部署了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中国经济已经完全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中国也出台了诸如《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相关意见、规定。中国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为广播影视媒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媒体更为广泛的合作提供了机遇。

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影响的中国广电媒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媒体合作有了更为广泛的合作。一方面是合作的形式更加广泛。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为例，该台围绕让中国媒体“走出去”，将境外媒体“请进来”的目标，2012年，不仅在中外媒体跨境联合采访上大获成功，还在本土化、公司化合作模式上有所突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不仅在老挝万象、柬埔寨金边等地方通过自建方式设立制作室与当地媒体合作制作本土化节目，还继续采用公司化模式与海外公司合作完成了阿富汗喀布尔调频台、吉尔吉斯纳伦调频台、尼泊尔加德满都调频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调频台、土耳其11城市调频台等整频率落地项目。另一方面，合作的主体更加广泛。除了中央级媒体之外，云南、广西、内蒙、新疆、黑龙江、广东、上海、北京、重庆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广电媒体也与沿线国家媒体开展着广泛合作。比如，2000年广西电视台等单位与越南国家电视台联合摄制了4集电视剧《诱人的沙糕》，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2004年云南电视与东盟有关国家合作开辟了《看东盟》，非常典型地凸显了中国省级电视台在政治与电视的双重空间掘进的行为状态，［9］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相互了解；2009年内蒙古蒙古语卫视频道“娜荷芽”栏目赴蒙古国与蒙古国国家电视台合作拍摄了《活泼可爱的苏伦嘎儿童》《喜欢读书的孩子们》《小骑手的故事》《夏令营的孩子们》《神奇的动画制作》等五期节目，每期20分钟，反映了蒙古国孩子们的学习生活环境及追求、爱好。［10］（p.600） 2012年，新疆电视台外宣中心柯尔克孜语斯拉夫文《今日中国》节目与吉尔吉斯斯坦ELTR广播电视公司柯尔克孜语电视频道合作，每天在当地时间16:30-17:30时段播出。

（三）中国广电媒体与沿线国家媒体在部分国家情况欠佳下开展多样化合作

就沿线国家的情况而言，首先，部分国家在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欠佳，比如，据世界银行数据，塔吉克斯坦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到2012年，塔吉克斯坦46.7%的人口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每日生活费用低于2美元；塔吉克斯坦全国平均月工资水平为110美元，最低仅为17美元。还有老挝、缅甸、孟加拉国、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斯里兰卡、摩尔多瓦、乌克兰、阿富汗、巴基斯坦、埃及等众多国家的经济也相对欠发达。其次，部分国家的社会稳定性较差。这主要表现在部分国家还经历着包括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在内的战争问题，包括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在内的三股势力斗争，以及毒品泛滥、贪污腐败等现象。这些情况导致部分国家的社会安全局势十分堪忧。再次，部分国家对国外广电媒体有限制，比如，马来西亚《投资法》禁止外资进入广播电视等。最后，部分国家的广电媒体还相对欠发达，比如格鲁吉亚，直到1999年才第一次通过卫星向全国发送节目，还时常中断；[11]比如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就只有一家国家电视或称国营电视，一家公共电视，15家商业电视或独家媒体。总而言之，无论是从经济状况还是从政治影响上来讲，吉尔吉斯斯坦的媒体都是贫穷的[12]。

虽然沿线部分国家情况如此，但是中国媒体与沿线国家的媒体还是开展着多样化的合作。中国广电媒体与沿线国家的媒体不仅签署或续签了比上一时期更多的合作协定、协议、备忘录等，还围绕双方签订的相关协议、协定、备忘录，陆续开展着交换节目、节目落地、节目制作、异地采访、联合拍片、联合举办活动、人员交流、高层互访、聘用外籍专家等传统合作，以及资本、产业、经营、管理、新技术运用等多种多样的合作。在技术方面，中国广电媒体在不断采用采、编、播、录、传等方面的新型技术提高自身能力之后，也与“一带一路”媒体欠发达的地方开展了技术层面的合作。除了中央三台等中央级媒体对欠发达媒体做技术支持之外，云南等地的媒体也参与了技术层面的合作。比如，2012年，云南电视台全资控股的国有企业——云南无线数字电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采用中国地面数字电视传输标准建设老挝、柬埔寨等的数字电视项目。另外，除了技术层面，广西的广电媒体一直与泰国、印度、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卡塔尔、希腊等国的媒体开展着多种多样的合作，比如，2011年1月南宁电视台、越南国家数字电视台、马来西亚家娱电视台、泰国中文电视台联合举办了《春天的旋律2011》四台直播跨国春晚。2012年，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北部湾之声先后与越南广宁高平省的广播电视台、缅甸国家广播电视台在交换节目、互派人员学习等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与越南广宁广播电视台联合办中越双语期刊《荷花》杂志。广西电视台国际频道和越南国家电视台联合制作了大型晚会《中越电视桥.友谊之约》。而新疆的广电媒体则一直保持着与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中亚五国的媒体密切合作。

四、中国广电媒体与沿线国家媒体合作迎来战略机遇期（2013年——）

（一）中国广电媒体与沿线国家媒体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开辟合作新方向

2013年，“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TP）作为新的经济战略得到了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响应。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一带一路”主要涉及了亚洲43国，中东欧16国，独联体4国，非洲1国，共64个国家，以及中国重点区域如新疆、内蒙、青海、甘肃、宁夏、陕西、黑龙江、吉林、辽宁等西北、东北地区，广西、云南、西藏等西南地区，浙江、福建、上海、天津、香港、澳门等沿海和港澳台地区，重庆、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等内陆地区。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愿景与行动》指出了媒体合作在民心相通方面的重要性。2016年1月出版的《“一带一路”年度报告：从愿景到行动（2016）》中也强调了媒体角色不可少。事实上，围绕“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中国广电媒体与沿线国家媒体的合作早已在开辟新的合作方向，比如2014年，总局启动了“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并拟定了“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中国影视剧本土化语言译配”“丝绸之路国家大型媒体品牌活动”“丝绸之路影视精品创作”和“沿边境省区广播影视走出去”等5个类别的17个项目，从而与沿线国家的媒体开辟了合作新方向。

（二）中国广电媒体与沿线国家媒体利用论坛、合作基础等继续开展新合作

中国广电媒体利用一些广播电视媒体合作论坛以及已有的广播电视媒体合作基础等不仅强化了地方媒体作为重要合作主体参与媒体合作的力度，还充分围绕着“一带一路”开展新合作。比如宁夏等地的广电媒体利用2013年在银川顺利举行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广播电视合作论坛”与阿曼、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卡塔尔、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继续开展着交换节目、异地采访、联合举办活动等方面的合作。同时，围绕着“一带一路”，广西、云南等地的广电媒体抓住曾经与柬埔寨、越南、缅甸、老挝、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度等国家的媒体曾有的合作基础，继续开展新的合作，比如，2014年，云南广播电视台旗下云视传媒集团与缅甸影视管理局第一次合拍了电视连续剧《舞乐传奇》；广西人民台与柬埔寨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电视台共建了《中国剧场》。而新疆等地广电媒体则抓住与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五国曾有的合作基础积极开展联合采访、联合拍摄、技术交流、举办活动等方面的合作。此外，中国与俄罗斯2015年12月19日中俄媒体合作年开幕活动以及2016年3月俄罗斯组建的“中俄媒体合作年”组委会则为内蒙、辽宁、黑龙江、吉林等地的广电媒体与俄罗斯媒体合作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三）中国广电媒体与沿线国家媒体抓住年度执行计划等进行新一轮的合作

一直以来，中国广电媒体与沿线国家媒体的合作都与中国政府与各国签订的文化协定、年度执行计划、备忘录等密切相关。随着“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提出与逐渐开展，中国与沿线国家签订的文化协定、年度执行计划等都围绕着“一带一路”提出了新的合作思路。中国与沿线国家签订的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2014年至2017年执行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以色列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2015至2019年度执行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泰王国文化部2015年至2017年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中埃两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2015—2018年执计划》等上百个相关执行计划都提到了将加强双方在广播电视媒体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基于此，中国广电媒体围绕这些年度执行计划与沿线国家媒体也进行着诸如举办电视周、联合举办活动、联合拍摄或制作等新一轮的合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3月28日至3月31日，习近平主席作为中国与捷克建交67年来第一个前往访问的国家主席，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进行新一轮的合作有着重要意义。借助这样的机会，中国广电媒体与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黑山、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马其顿等国家媒体的合作也将上一个新的台阶。总的来说，中国只有继续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媒体合作才能让沿线国家在彼此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开展更为顺畅的经贸旅游、文化交流等合作，从而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成为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全球局势风云变幻。

注释：

①资料整理自《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88）》，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

②数据来自于对1986年到1993年的《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的统计。

参考文献：

[1]赵玉明.中国广播电视通史[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2]张历历.当代中国外交简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颜声毅.当代中国外交[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赵化勇.中央电视台发展史（1958-1997）[M].中国广播出版社，2008.

[5]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86）[M].北京：中国广播出版社，1986.

[6][7]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88）[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

[8]江忆恩.中国参与国际体制的思考[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7).

[9]蔡尚伟.《看东盟》的电视政治学阐释[J].中国电视，2004(9).

[10]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13）[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社，2014.

[11]许小平.论格鲁吉亚的大众传媒环境[J]，科学经济社会，2004(1).

[12]赵永华.穷媒体、无序民主与国家动荡——解析吉尔吉斯斯坦政变中的传媒之争[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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