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记忆的生成需要身体实践的参与，身体实践分为刻写实践和体化实践。城市记忆是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形象由城市记忆积淀而成，故本文从记忆理论出发研究城市形象。传统媒体构建城市形象主要通过刻写实践，其复刻记录偏于宏观层面，致使城市形象同质化问题突出。当今，新媒体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桎梏，充分调动受众的体化实践，为其获取某一时刻某座城市的社会记忆提供条件。公众由观看到参与、由边缘到中心，城市形象的塑造传播迎来新契机。

关键词：城市形象；社会记忆；身体实践；体化实践

当前，城市形象在主流媒介话语建构与网络话语多元化呈现相互作用下形成。其中，传统主流媒体主要通过重复再现式的报道，构建出的城市形象宏观刻板、同质化严重、辨识度不高，甚至让人有“千城一面”的错觉，引发学界和业界对于城市形象传播新路径的探索。

那么城市形象与记忆有什么关系呢？记忆是人们认知判断的重要依据。社会记忆为一个大我群体的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的总和。社会记忆强调记忆的社会性、传承性、延续性。而城市记忆正是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连接着城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构成社会成员对于城市形象的认知框架。城市形象与城市记忆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紧密关系，为新媒体时代下立足记忆理论研究城市形象问题提供启发。

一、记忆理论与城市形象：城市依靠记忆存在

城市记忆将公众记忆置入城市空间。城市记忆的各种元素在媒介里得以存储、整合、重组、保护、传播。城市形象的塑造实质上是城市记忆的积淀。

（一）社会记忆需要通过仪式操演获得

记忆通过仪式获得。仪式之所以被认为颇具意义，是因为其效用缘于仪式，且不限于仪式。诚然，仪式常常需要特定的时间、地点、工具、活动，但仪式不仅仅是形式化的。看似固定的范围中实则包含渗透性，即渗透到非仪式的行为和心理当中，进而将价值与意义赋予至操演者的全部生活，最终影响整个社群的意见与观点。在公众参与塑造城市形象的操演过程中，其会生成相应的城市记忆；在操演结束后，公众的城市记忆逐渐渗透积淀，进而生成城市形象。

仪式通过操演获得。操演是具有实践性的、身体性的。根据美国学者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中的观点，操演在社会记忆积累沉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没有操演，就没有仪式。故在这个层面上，社会记忆其实可以理解为社会身体记忆、社会实践记忆。在构建城市记忆的过程中，公众通过媒介主动参与讨论，通过自媒体发表个人观点，甚至通过虚拟现实“重返”城市的某个历史时期，这些都包含着实践与操演。

（二）身体实践含刻写实践与体化实践

康纳顿为进一步详细说明社会记忆如何生成，根据操演者对于身体依赖程度的强弱，将身体实践划分为刻写实践和体化实践。

刻写实践强调信息的捕捉与保存。比如，档案馆、博物馆为构建城市记忆所做的记录，文献、照片、录音、视频等材料在事件发生之后被留存下来，这种以复刻和记录为目的的行为就构成刻写实践。相较于体化实践而言，刻写实践的身体参与程度低，更需要操演者对操演过程进行反思。但是通过刻写实践获得记忆的难度较大、效果有限，而且必须去特定的场所才能获得资料。

体化实践能够为操演者提供深刻有效的记忆，其亲身参与传递信息。新媒体时代，媒介技术的进步为增强受众的体化实践提供更多可能。如一款名为“切尔诺贝利VR计划(The Chernobyl VR Project)”的游戏通过扫描当地场景并利用3D技术，可以重现已经被废弃多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和附近的普里皮亚季。这个游戏结合立体声音与三维画面，调动受众的听觉、视觉、触觉等多个感官，为受众模拟亲身感受事故现场的体验，增加了受众对“切尔诺贝利”这一地理名词的理解和记忆，更是对科技带来的风险给予世人警示。

虽然二者不同，体化实践与刻写实践仍旧密切相关，互为基础。体化实践能够为之后的刻写实践提供素材，进一步的体化实践也需要前一阶段的刻写实践作为积淀。例如，中国虚拟博物馆作为实用意义上的场景化虚拟博物馆，交互式的网页使受众足不出户就能大饱眼福。这种模拟参观的体化实践场景，就是建构在作为刻写实践的文物资料基础上的。

二、传统媒体与刻写实践

以传统媒体为主导的主流媒介通过长时间、大量、反复的观点陈述，生成关于一座城市的话语构成，由此强化城市的形象气质。然而，传统媒体刻写实践的传播方式与单向输出的传播机制，不可避免会带来受众跟随性、自主性低等问题，城市形象宣传的效果有限。被操演的仪式活动将受众置于“观看”的位置，常被受众认为事不关己，传播的贴近性受到限制，城市形象宣传的效果有限。

（一）传播渠道：传统媒体对受众参与调动不足

传统媒体单向灌输的传播机制限定了媒体的表现力，难以与受众形成互动。受众的身体实践调动程度不足，在传播活动中被置于边缘地位、处于观望状态，易出现跟随性低、自主性低、参与性低问题。

美国皮尤调查显示了新闻源新格局：电视虽依然是第一大新闻源，但早已风光不再。“在线新闻或掌上新闻”超越广播和报纸，成为第二大新闻源。报纸从过去的第二大新闻源沦为倒数，只有29%的人说昨天翻过报纸，这个数字20年前高达56%。公众对信息是否真正感兴趣，影响着受众粘度，进而影响城市形象的传播效度。基于传统媒体互动性不足与调查显示的受众疏离，传统媒体的传播效果不言自明。

（二）传播方式：复刻记录使城市形象偏于宏观

任何新闻报道都存在新闻框架，传统媒体的报道对城市形象的复现通常止于宏观层面，相对空泛的刻写实践使受众难以真切感受并产生共鸣。

以北京城市形象为例，传统主流媒体刻写下的北京通常是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帝都”形象，与之相应的报道通常是政策规划、科技发展、文化盛事等重大事件。即便是关注民生的北京都市类报纸，由于把关人倾向于为受众提供更为重要的宣传性信息，也会一定程度上偏向于从宏观层面展示城市形象，记录政治形象、经济形象、文化形象、生态形象、基础设施等方面。从普通受众的角度来说，这些新闻往往是“别人家”的新闻，和自身的关系并不密切。然而，立体的城市形象必然是兼具宏观与微观的综合呈现，多层次多角度多主体的传播，传统媒体在多元丰盈城市形象方面尚存在不足。

（三）传播效果：形象同质、千城一面现象突出

传统媒体构建的城市形象存在同质化趋向，甚至出现“千城一面”的尴尬局面。传统媒体以自身经验为城市贴上的“山水之都”“历史名城”“冰雪世界”等模糊便签，由于脱离受众的身体力行而显得空洞苍白。这种传播误区主要表现在传播手段跟风、传播定位模糊、传播主题同质。

三、新媒体与体化实践

众媒时代，新旧共生。新媒体能够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桎梏，为受众提供某一时刻任意一座城市的社会记忆。从观看到参与，受众身体实践的程度得到提升。受众当下亲身参与其中的沉浸感，使得切身的记忆和体悟得到深化，使之获得更为真实亲民的城市形象认知。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突破传统的媒体形态，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推送、直播等自媒体，融合、虚拟等数字技术使受众摆脱了主流媒介的认知模式和认知框架，从通俗化、大众化、平民化视角对城市形象的各个领域进行阐释，公众从被动转为主动、从边缘转为中心。

（一）鲜活：城市记忆平民化

在过去，传统媒体承担着告知、解释、传播等功能。而如今，这些功能更多被内容生产者和自媒体分担。自媒体不仅为城市形象传播提供了新的渠道，也拓展了城市形象传播的空间，人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自由接受和发布信息。新媒体将丰富多样的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有机结合，以大众化的视角呈现出更加鲜活的城市形象。

新媒体往往能着眼于细微之处，由小见大，展现鲜活的城市形象。“画家常小亮”是地道北京东城人常胜利的微信个人公众号，他将漫画、视频、英语和地道的北京话结合制作关于北京的微信推送，如《胡同上流社会嘴对嘴教你玩儿“胸是炒鸡蛋”》等10 万+的朋友圈爆款得到广泛传播。这种自媒体作品的取材跳脱出宣传画里洒满阳光的蜿蜒长城、红星闪闪的天安门城楼和风景如画的颐和园这些传统经典形象，聚焦挖掘细微之处的北京城，带给受众独特而亲切的感悟。

新媒体的传播离不开广大群众共同发力。通过体化实践构建城市形象的过程中，公众不仅是信息的浏览者，更化身为信息的创造者，最终这些体化实践伴随着新技术也可转化为刻写实践。更为重要的是，在信息流通过程中，公众的积极参与将会带来“病毒式传播”的裂变效果，更为有效地塑造鲜活城市形象。

（二）崭新：城市记忆多元化

不同于传统媒体过于强调城市某一方面而给受众带来刻板印象，新媒体以更加多元化的视角，刷新人们对于一座城市的认识。例如，微博超级话题#长沙身边事#的主持人为拥有87万粉丝的微博区域新媒体大使“长沙热点集”，至今共引发141.9万次讨论，吸引29.5亿次阅读。千千万万位网友塑造着千千万万种城市形象，微博话题中的长沙以极其丰盈的形态被多元化立体化呈现，这座城市里的喜怒哀乐仿佛已然被世人尽收眼底。

新媒体不仅为多元城市形象提供展现平台，更为呈现崭新城市面貌提供技术支持，为受众提供极具现场感的视听感受。例如，《成都商报》记者在微博对成都2017年春季特大型人才招聘会进行体验式直播，带着11.3万直播观看者“挤”进成都今年最大规模招聘会。直播场景使网友即便不能亲临成都新会展中心，也能够通过彼时的播报感受成都人在那一刻的孜孜奋进。成都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不再仅仅局限于是享受慢节奏的安逸天府，更是一个富有朝气斗志甚至充满压力的西南翘楚，崭新的成都形象呼之欲出。在与主播的互动中，受众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进行着体化实践，当下的社会记忆进而沉淀为受众对这座城市的形象认知。

（三）深刻：城市记忆实践化

新媒体时代媒体内容终端众多：PC端、手机端、平板端、智能手环、智能眼镜等风生水起。《纽约时报》等传统媒体不断将内容发送到Facebook 上，并将PC的体验浓缩到移动端。Apple Watch 碎片式的小型新闻使可穿戴设备成为媒体新的表现形态，“一句话报道”（one-sentence stories）没有了版式、字体、大小的限制，只需要一块适合苹果手表的屏幕即可。终端跨屏技术不仅能提升信息接受的效率，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便捷新鲜的用户体验。

当今，可视之物几乎已经成了真实之物的比喻。VR、AR、MR技术利用电脑模拟产生虚拟空间，让使用者如同身历其境般沉浸于三维空间内的场景；能够强化我们的感知，帮助我们运用视觉、听觉、触觉，以更为新鲜、更为强烈的方式去感受环境。2016年6月，法国SMART公司推出虚拟现实电影《诺贝尔的噩梦(Nobel's Nightmare)》。体验者仿佛置身于硝烟弥漫的叙利亚战场，看着慌乱中奔走的难民，甚至可以感受到因爆炸而腾起的烟雾。虚拟技术带来的实践体验使受众更易在内心自发或自觉地构建起城市形象。

虚拟现实参与式体验传播带给受众的认知度和认可度，都是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传播者如果可以将影像片段、历史照片、档案等珍贵资料与虚拟技术深度结合，便能以更具表现力的方式传播城市形象，通过刻写实践与体化实践结合，强化城市记忆，塑造城市形象。

四、结语

关于新媒体生成社会记忆的影响，学界也存在质疑声音。以阿斯曼夫妇为代表的后现代知识分子，声称“记忆的危机”已然来临，记忆文化也势必会被“眼球文化”所替代。以数字化为特征的非印刷新媒体，缩短了信息传播的周期。铺天盖地的信息将受众的记忆演变为不断被生产和消费的商品。笔者认为记忆快餐化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增加身体实践程度进行改善。当公众通过新媒体亲身参与到建设城市形象的过程中时，操演和仪式能够深化记忆机构，为操演者留下相对稳定而持久的城市印象。

总之，城市依赖于记忆而存在延续，媒体塑造传播城市形象的过程就是在积累城市记忆。新媒体技术的运用从操演的实践性、身体性出发，帮助受众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提升实践参与程度，更加真切地感受着某一刻的城市记忆，从而沉淀为更加鲜活、更加崭新、更加深刻的城市形象。未来，相信新媒体发展会继续将挑战化为机遇，与时俱进塑城市记忆，助力城市形象高效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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