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前新闻体制改革的前沿问题及其初步分析

2013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势”作趋势、规律、状况解。而“势”者之为“大”，说明着眼点不能囿于单一行业或者单一领域，而是要胸怀全社会乃至全世界的发展情境，既要展望前沿趋势，又要认识事物的本质以及发展规律。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提出媒体融合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媒体发展规律，进一步要求媒体工作者要具备前瞻意识，强化互联网思维。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在牢牢把握时代脉搏，积极回应时代关切，因应时代传播技术变革大潮的基础上，回答了事关我国新闻事业长远发展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为在新的传媒技术条件下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指明了方向。（郑保卫，2016）

基于上述理论备述，我们可以将我国新闻体制改革的前沿问题划分为两个大类：党的新闻事业的前沿问题与新闻传媒行业的前沿问题。无疑，这两种类型的问题并非是截然对立，而是相互交织的。但我国传媒行业的双轨制特点决定了体制改革必然受到行政治理与市场规律的双重规制，前者直接将问题导向了政治体制改革，后者则遵循着商业化媒体的运作规律，积极回应着时代前沿对于新闻传播领域的人文关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技术因素在信息时代对于制度转轨的影响力愈来愈不容小觑。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前沿问题中：（1）有一些是全新的问题，比如，在所谓的“后真相”时代里，随着真相、真理的消退隐遁，新闻的客观性、权威性正面临着“情感在先，事实在后”的非理智倾向的挑战。“公共性”在流动的、碎片化的社会空间中生成，不同的参与、表达方式以及诉诸理性、情感的差异为反智主义预留了滋生的空间。（孙江，2017）这使得公共舆论失去了主导“客观事实”的绝对合法性，也拷问着新闻媒体“为公众服务”的准则应被置于怎样的优先级。（2）有一些则是老问题的当代翻新，比如，维持党的领导与保持体制的合法性之间总是存在着复杂的张力，当领导部门要求控制媒体不让其报道某个特定事件时，往往会导致新闻体制的公信力下降。特别是步入互联网时代后，人们极为容易获得其他的信息来源，但这些未经检验的“体制外”信源很容易造成谣言的广泛传播，又进一步损害了政府公信力和公共安全。（3）还有一些则是一直遗留至今天的老问题，比如新闻事业应追求怎样的伦理价值、新闻事业是否应标榜客观中立、“信息流动的开放限度”在哪里，此外有关新闻立法与新闻自由之阈限的讨论也属此列。正如万俊人所说：“这些问题的实质并未因人们生活时空的改变而改变，它们曾经是、现在仍然是我们所不得不面对并做出理论回应的问题”。（万俊人，2014）本文虽未必能以线知面，以面知体，亦愿抛砖引玉分析之。

（一）党的新闻事业的前沿问题

提到党的新闻事业的前沿问题，首先需要考察一个“元问题”（meta-question）：即作为预设公理的党性原则是否应成为一个问题？从无产阶级革命先驱的理论论述中看，党性原则的合法性来源于社会主义总的事业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崇高性（亦即道德上的先验性），同时也来源于国内外意识形态斗争的现实需要，这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媒体必须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服务同一宗旨。然而从历史来看，坚持党性原则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媒体公共性或曰“人民性”问题的反诘，这是党媒的意识形态特性与大众传媒的普适性诉求之间的张力所决定的。因而曾有一段时间，“人民性”的概念被视作是精神污染而被加以批判，（陈力丹，2013）当时人们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媒毋庸置疑地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同时在一部分新闻工作者眼里，党媒代表的只能是党的利益，而大众传媒应当代表公众利益。这些观点在今天仍然很有市场。于是在8.19讲话中，习近平明确回应了这一问题：“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这就意味着党的执政稳定问题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问题不再是“两利相权取其重”，而是从根本上具有共生关系；党性与人民性不可割裂，因为党的执政合法性来自人民，人民并非天然存在，而是作为一个被赋权的政治概念由党的政治存在本身生产出来。《人民日报》2013年8月27日的社论进一步论述到：“党性和人民性都是整体性的政治概念……不能简单地从某一级党组织、某一部分党员、某一个党员来理解党性，也不能简单地从某一阶层、某部分群众、某一个具体人来理解人民性。”（《人民日报》，2013）这种解释意在将党性原则置于全局利益的高度，同时剔除过去人们在论及人民性时常常带有的个人主义倾向。在方法论层面，习近平提出坚持党性就是要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和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而坚持人民性则是要“把握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应当说，党中央的指示是明确的，但在实践中仍有如下问题需要解决：即如何将这种“统一性”制度化为常规化的新闻实践活动所能依赖的规则和资源？质言之，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可以作为一种价值表述成为党的新闻事业理应追求的目标，但在这一过程中，尚需建立一个透明化、常规化、程序化，同时兼具规制和引导作用的制度框架，以解决诸如党的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守好舆论阵地与做好舆情引导、信息公开限度与保障民众知情权这样的具体问题，这也是未来新闻体制改革的宏观方向。

四十年来，我国经济上保持持续增长，同时成功化解了一系列内部危机，在重大舆情事件中总体维持了社会稳定，这同我国严密高效的新闻管理体制不无关系。然而这种内部管控上的成效是建立在权力过于集中的基础之上的。尽管从短时间来看，这种体制依然有着较强的整合宣传资源、设置公共议程、动员各种传媒力量的能力，但现实的情况是：我国目前的新闻队伍无论是职业素养还是业务水平都与“信息发达国家”存在不小差距；面对网络大众社会的崛起，以往的舆情监管机制和宣传引导机制逐渐显露疲态；传媒行业在逐新逐热逐快的同时，尚缺乏高屋建瓴的大局意识，不仅难以在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把握主动权，更不足以满足国家在全球治理时代下的战略布局要求。而与此同时，世界传媒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当代一些世界性、区域性的媒介组织正积极解构着民族国家传媒行业的行政性垄断；（郝雨，郑涵，2015）在全球化语境下，这种超国家力量不仅包括各大跨国传媒公司，同时也包括形形色色内生性的、非体制化的组织行为，例如2016年1月20日，大陆网民自发组织了一场针对台湾三立新闻、苹果日报的脸书（Facebook）主页的大规模刷屏事件，显示出网络社会巨大的组织动员力。这些“非常规”现象的涌现给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考验。申言之，在全球互联背景下，新闻传媒行业业已成为文化、技术、娱乐、资本、政治等各种因素交汇的十字路口，是一个具有较强自发性和自在发展规律的领域，旧有的垂直管控方式已不能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逻辑，因而在行政力量之外，尚有大量权力运行空间需由商业传媒机构、社会组织以及公共性传媒进行填补。而在我国目前的新闻体制下，上述力量的发展极不均衡。

事实上，面对信息时代的汹涌来临，党的高层已然意识到互联网是我党执政面临的“最大变量”，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杨振武，2016）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31亿，已经相当于欧洲人口的总量。由此带来的是中国作为一个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首次加入到全球传播的中心，并进而在互联网领域形成了中美共治的新局面；同时，数量庞大的草根和青年网民群体崛起，带来了更加多样的语言、文化、信息和技术接入方式，深刻改变了新闻传播的受众结构。（史安斌，2017）因而在官方高层的认识和表达中，基于互联网之上的传播平台已经被视为是“舆论斗争的主战场”，要把传统党媒、央媒的工作重点和传播重点转移到新媒体平台。（喻国明，侯颗，郭超凯，2017）目前来说，互联网当中的舆论工作开展阻力颇大，这一方面是网络传播的民粹化、碎片化、娱乐化和反权威倾向所导致的，另一方面也缘于部分领导思维僵化，面对网络舆情不能“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不过与此同时，正向效能也在逐渐扩大，网络良俗日益显现轮廓，尤其是近年来网民群体当中涌现了大量自发为政府发声、澄清谣言、积极科普和传播“正能量”的草根“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已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目前，互联网最大的问题在于迟迟不能形成意见有序表达和理性交往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胡百精，李由君，2015）尤其是在“后真相”语境下，有限事实配合诉诸情感的特定方式日益成为互联网公共表达的思维逻辑，使得网络当中充斥情绪宣泄和价值立场的对立。因此可以预见的是，一种公开、有序、包容、开放的对话机制建构会比单纯的宣传发声带来更多的正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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