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传媒行业围绕市场化这一核心命题，业已走过了近四十年的发展道路。其中曲折反复，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亦遗留了一些历史问题，成为当前阻碍我国新闻体制改革深入开展的重要原因。步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国情、社情的深刻变化，新闻传媒行业也面临着前沿领域的诸多转变，为行业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命题。本文立足于回顾历史，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当前新闻传媒行业的前沿问题进行检索式的梳理，此举必定有利于行业的自我检视和新的学术生长点的诞生，从而为我国新闻体制改革开拓思路。

关键词

新闻体制、体制改革、发展历程、前沿问题、对策建议

在现代国家，制度设计往往反映着具体的时代关切。特别是体制改革既要着眼于观念层面的理论运思，又要顾及到行为层面的具体实践，还要考虑到特定体制在不同社会的制度阶序中所处的位置，这是体制作为上层建筑同社会基础之间复杂的关联和张力所决定的。这使得任何试图对体制改革之前沿问题进行检视和总览的理论行为都会带有一定风险。

然而，对体制改革进行前瞻性的研究，又是极具思想诱惑和现实关切意义的理论尝试。质言之，如果能够较为深刻地洞察和把握体制改革背后的历史动因、社会语境以及发展规律，并运用适当的理论方法分析之、解释之，进而合理预期其发展方向、潜能和限度，定能在社会转型的激流涌荡中把握前进的主流，为更为宏大的制度改革提供丰富给养。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当前中国新闻传媒行业的前沿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梳理，以期能够为新型传媒生态下的新闻体制改革提供参考和建议。

一、 引论：“新闻体制”的概念及问题的前沿意识

学界目前对“新闻体制”（news system）定义颇多，通常认为它是特定社会制度中对新闻事业起规制和约束作用的制度体系，具体内容包括新闻媒介组织的政治属性、机构设置、隶属关系、内部管理体系、决策监督机制、新闻运作模式、市场经营方式、社会职能定位、所有制性质以及资本结构等。在我国的学术语境中，这一概念容易同“新闻制度”“新闻机制”混淆。有学者认为，新闻制度是“关于一个国家、社会、政党新闻传播事业根本性质的规定”；新闻体制是这种制度“所规定的新闻自由的实现方式与行为规范”；而新闻机制是“新闻事业有机体所应有的内在动力和行为方式的总和”。（喻国明，1993：143）三者分别指向了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但在实际研究中，国内学者习惯介之于宏观与中观之间。

在现代国家，新闻事业不再由政府垄断，因此新闻体制往往被视为是统治阶层与新闻传媒行业达成的一种协定，以实现前者对话语领导权（hegemony）的控制；而新闻体制作为两者关系的制度性呈现，必然反映着作为“原始参照框架”的统治意识形态，（潘忠党，1997）因此一个社会所固有的某些基本信念和假设，如个人的权利与义务、社会和国家的本质等，往往会渗透其中。此外，由于新闻体制的形成总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以学界普遍认可不存在唯一的新闻体制，并且由于不同学术共同体在学术立场、社会文化和所处语境上的差异，对各类新闻体制的划分也有区别，例如国内学界过去比较流行的“三分法”和施拉姆（Wilbur Schramm）等人提出的“四分法”等。但无论秉持何种划分方式，任何新闻体制都要随着新闻生产实践的转变而转变，并阐释和回应新闻事业与公众、政府以及市场之间关系；新闻体制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它总是要权衡新闻媒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对“信息流动的开放性”作出限定。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于新闻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基本上颇为全面地探讨和总结了我国新闻事业之发展脉络、改革特点以及发展方向。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正处在政治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生活世界瞬息万变，传媒形态日新月异，改革的动力因正由过去的政治一元结构发展为“政治-市场-技术”的三元结构；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党管媒体的核心立场确立了改革的基线，改革的步伐必须围绕着这条基线上下浮动，这就导致了我国的新闻体制改革总是滞后于行业发展的实际。正如有学者所说，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新闻改革在新闻实践领域、经营管理领域、新闻观念领域均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却唯独在新闻体制方面没有根本性的突破。（李良荣，张春华，2008）

那么何谓根本性的突破？本文认为，根本性并不意味着颠覆性。它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解构狂欢，而是有意识地唤起策略性的认知重构，亦即对“范式”（paradigm）或者“模式”（model）发起移置问题中心的“哥白尼革命”，进而革新问题的视域、视界以及解答问题的路径。在当今之世，社会结构的稳定性诉求决定了社会体制不可能处在变动不居的位置上，它必须为“常规化”的社会实践提供所能倚赖的规则和资源。但正如贝克（Ulrich Beck）认为，在全球化环境下，这种变动不居自身就蕴含着自反的条件，因为时代的前沿领域总是不断生产着各种“内爆”（implosion）的驱力，（贝克，2014）尤其在今天，新闻传播领域正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技术裹挟和观念内爆，体制改革的呼声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迫切。

由此，本文试图提出的方案是：再度认知那些规制新闻事业的基本限定和原则，探究其阈限以及再度阐释的可能，从而最大限度地容纳、析解和回应当前时代新闻传播领域出现的前沿问题。既要剖析问题的实质，又要拷问问题发生的历史。需要指出的是，“前沿”在这里包含了两个基本层面：其一是问题本身的前沿性和时代感；其二是问题发展的前沿状态。对此本文试图明确以下几个边界：（1）本文作为前沿问题的概览，并不奢求一览无余地囊括新闻传播领域具有前沿属性的所有问题，这既无可能也不科学。更为合理的方式是，选择若干具有典型意义或典范性质的案例予以综合梳理和宏观分析，由此勾勒新闻体制改革的基本面貌和走势。（2）所谓新闻体制改革的前沿问题是在国际和国内两个语境中确定的，即是说，它们既包括当代新闻传媒行业所面临的一般性问题，也包括那些凸显于当代中国社会之生活世界的重大问题，二者常常相互重叠。然而，我国特有的社会语境、文化宰制和政治模式，决定了前沿问题的形成自有其特殊的历史逻辑。因此，（3）中国语境的限制意味着，我们对于前沿问题的探究不应一味追逐时尚和热点，而应根植于本土认识，尤其是梳理其发展过程，明确认知理性的向度和界限。最后（4），体制研究介乎学理与实践之间，但归根结底要立足于实践，新闻事业本身又是极具现实关切的社会领域，这决定了我们对于其前沿问题的梳理主要是形而下的层面。

对于任何体制而言，前沿性问题的出现正意味着其内部自反驱力的外显，即在现行框架内出现了能够容纳“非常规”行为与观念的空间，而根据某种原则将这些行为与观念的合理部分进行体制化的过程便是体制改革的本质。（潘忠党，1997）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潮流下，突破以往体制改革的惯性思维和思想瓶颈，摆脱新闻体制改革总是亦步亦趋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状况，形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多维度的联动改革，显得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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