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科学家：“我不想和你讨论科学”

邓巴曾指出，科学家们一般不会花很多时间去追问自己的工作性质及其社会意义。他说：“科学家都很务实，他们只是把自己的研究工作一步一步地做下去。” 大多数科学家也很少关注社会媒体，极不擅长表达与争论。所以，科学家与媒体人打交道的欲望很低，也往往占不了便宜。

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崔永元和卢大儒的黄金大米争论。2015年3月份，崔永元参加复旦大学的“新闻大讲堂”时，发表了名为“班门弄斧转基因”的演讲，在观众提问的环节与匆匆赶来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教授卢大儒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在争论时，崔永元咄咄逼人，底气十足，表现得自信满满，回答得干脆利落，让人不容置喙。他问卢大儒黄金大米转了几个基因，卢犹豫了一会后战战兢兢地回答“两个吧”，而崔永元则斩钉截铁地说是七个。事实证明教授的答案是正确的，但现场同学却给崔报以热烈的掌声。媒体人是熟悉舞台规则的，知道怎么获取公众的鼓掌与喝彩。但科学家素以严谨、重考证闻名，在谣传或是质疑产生的初期也很可能选择沉默。这使得科学家与媒体人在争论中常常败下阵来，对媒体就产生了戒备之心。

除此以外，科学家不愿意与媒体人讨论科学，不热衷于活动在镁光灯下，更重要的原因是来自学界的眼光与评价。绝大部分科学家都更乐意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因为针对普通民众的科学传播活动不仅耗费时间与精力，还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回报，甚至会招致不必要的打扰与麻烦。通常情况下，科学传播不仅不能带来学术上的进一步发展，还可能危害自己的科研生涯。 尤其对于那些还未功成名就的年轻科学家，与媒体关系过于密切不仅容易让同侪认为其科研成果流于肤浅，而且还会给人留下追名逐利、渴望成名的坏印象。

由于对科学传播的不擅长与无兴趣，所以大多数科学家不想和媒体人讨论科学，在科学传播中也基本没有发挥作用。

(三) 社会公众：“我不相信你们所说的科学”

社会公众作为媒体人与科学家之间的第三方势力，实际上却是造成科学报道领域质疑声音从未消停的最根本的原因。

工业文明的早期阶段，科学带来了生产力水平的飞速提高，和物质生活的极大进步，因而媒体对于科学的报道呈现乐观主义为主的论调。可是随着自然环境的逐步恶化，放射性物质、转基因食物等带来的技术不确定性，政治怀疑主义者开始质疑科学对经济的贡献能力，人们开始反思和批判科技集中于军事内容和对环境的逆向影响。

1970年，一个电影脚本的作者写道，你和我惊奇于科学玄妙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都长大成人了，然而我们很恐惧！科学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了。 人们对科学的关注焦点转移到了“进步的黑暗面”，对风险的防范意识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过去人们依赖科学家来管理和控制风险，可是现在人们对科学家的信任程度却日益下降。

当社会公众对科学的不信任程度达到某个水平，就容易产生危险的“技术阴谋论”，实际上，这些年来我们已经能够从公众的声音中感受到技术阴谋论的思想。在科学领域，民众往往对涉及医药、公共卫生、农业科学等方面的研究最为关注，某些技术在过去带来的负面效应让民众担心自己的生活会被技术“绑架”和“迫害”。媒体一定程度是为社会大众发声，因此媒体人与科学家之间产生矛盾和摩擦，最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社会公众对科学的不信任。

三、边界的消弭

——科学报道如何打破困境？

虽然科学报道领域的质疑声不断，科学与媒体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边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困境无法被打破，也不是说科学与媒体失去了握手言和的可能。科技记者贾鹤鹏在接受果壳网专访时提出：科学界以为公众求知若渴，这是误会；公众以为科学界沆瀣一气，这也是误会。 事实上，科技记者作为转译信息的“第三人”，能够向公众传达他们希望了解的科学信息。这个过程不仅能有效普及科学，也是消除公众对科学界的误解的重要手段。

科学报道真正实现真实性与客观性，从而能够基本符合科学界的标准，这实际上是一个实现难度相当高的命题。最为根本的障碍在于，许多科学问题目前还存在争议，即使在某些已经取得共识的科学领域，也不存在绝对的真理。科学总是在一寸一寸地朝着真理无限逼近，因此对逼近真理的这个过程进行报道，本身就难以保证绝对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因此，真实性与客观性的实现，也是一个永久追求、持续努力、无限逼近的过程，不存在一个明确的终点，却存在着不断提升的方法。

对于媒体人而言，除了做好“讲故事”的本职工作，还应该接受一定程度的科学教育。未来希望从事科学报道的媒体人，应该在求学阶段选修数理基础课程，锻炼自己的科学思维方式以避免“局部真实”等错误。另外，与其他领域的报道不同，科学记者的信源除了科学家以外，还有权威期刊、会议、书籍文献等，其真实性与准确定很高。因此，职业科学记者应当培养起阅读资料的习惯，在报道中广泛求证，报道完成以后给科学家检查，但科学家能且仅能核对事实的科学准确性，科学记者享有对文章的其他所有自由。

另外一个可能的方式是：对于存在较大争议的科学问题，尽量使用连续性报道，多篇报道进行全面的阐释，而非在单一的报道中得出结论。一方面，媒体由于追求时效，在截稿时间内完成文章，时常会造成文章的科学性错误。但是科学记者造成错误以后不能听之任之，又马不停蹄地追寻下一个选题，犯下一个错误。媒体人应当养成纠错的习惯，在连续的报道中修正对某些问题的不正确看法，“还科学以一个公道”。另一方面，连续性报道和全面报道能够较为有效地避免“虚假客观性”的问题，因为从多篇的连续性文章中，科学记者能够对整个科学界的态度较为完整地呈现给公众。

而对于科学家来说，他们应试图理解记者的职业特点和工作方式，尊重受众的阅读习惯。最重要的是，有良好的表达热情与能力的科学家应当被鼓励“从幕后走到台前”，参与到科学传播当中。实际上，有些科学家已经加入了科学传播的大军。例如清华大学生命学院的颜宁教授于2016年6月出任科普类新媒体《赛先生》轮值主编。她撰写了一篇名为《好科普如清泉》的文章。她说：“我希望能探索出生物硬科普的一条路，既不要再逼着科学第一线的人员绞尽脑汁去说‘人话’，也不要时不时再闹出没有任何定语的‘饿死癌细胞’的笑话。” 科学家不该竖起高墙，闷头搞研究，应当以开放的心态去和媒体人打交道。

在新媒体兴盛的当下，公众获取科学资讯的渠道扩大，一批科普类的新媒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果壳网、赛先生、科学人、知识分子等新媒体，现在也逐渐与科学家们建立起联系，邀请科学家入驻，向公众传播负责任的严肃科学。在媒体人和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更多的好科普会被生产出来，犹如潺潺清泉，融化误会的坚冰，消弭彼此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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