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媒体介入科学，一方面使得科学在公众当中得以传播，但另一方面也使得某些科学技术的争议扩大。媒体人与科学家作为“两种文化”生态下的人群，由于思维和行为方式迥异而存在理解与信任的边界问题，不屑沟通，摩擦不断。本文浅析当前中国科学报道受到质疑的现象，并分析科学报道存在争议的原因，探索科学报道突破现实困境，实现真实性与客观性的可能途径。 

关键词：科学报道；边界；新闻真实性；新闻客观性

一、边界的跨越

——当前中国科学报道的“局部真实”与“虚假客观性”现象浅议

英国作家及科学家斯诺爵士曾于1959年在剑桥发表了一次演说，提出了著名的“两种文化”命题。他认为整个西方社会分为两极，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由于缺乏了解，他们都荒谬地歪曲对方的形象。 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有别，思维方式互异，甚至在感情方面也缺乏共同的基础。

“两种文化”命题常常被用于分析媒体的科学报道。特别是近些年来，某些媒体人在涉足科学报道以后，往往在科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引发舆论热议。2014年，著名的前央视名嘴崔永元推出了他在赴美调研几个月以后拍摄的转基因食品纪录片。纪录片通过实地调查、人物访谈等形式对转基因食品支持者提出激烈的反击，认为食用转基因食品可能导致人类不孕不育、对环境造成不确定性的破坏等。

真实性是新闻报道的生命，而客观性往往是实现新闻真实性的必要手段。相比于其他领域的媒体报道，科学报道更为追求严谨、细致和准确，对于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有更高的标准与要求，但是当前的许多科学报道却面临着“局部真实”与“虚假客观性”的质疑。

一方面，某些科学报道关注的“事实”不是整体的事实，而是片面局部的真实。用某些局部或者极端情况下的案例来佐证某些现象与观点，而不是借助严谨实验与严密逻辑来支持这些现象与观点，却是许多媒体人在科学报道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为了保证信源的多样化与观点的多元性，许多科技记者会采用“平衡报道”的原则。例如在科学界，主流的结论认为转基因食品对于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并不构成显著危害，但是在科学报道中，科技记者常常会引用科学界“少数派”的观点，而且与主流结论占有相同的篇幅。这样的科学报道虽然看似“不偏不倚”，却未能真正客观地反映主流科学界对于转基因技术的真实态度。许多科学家批评这事实上是记者营造的一种“虚假客观性”，因为科技记者仅仅是将不同的观点进行了机械的组合，却给读者造成了“科学界对转基因食品问题存在明显分歧”这一印象。

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社会公众对于科学领域的报道呈现出越来越关注的趋势。然而科学与媒体天然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界限，这使得媒体人在进行科学报道时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受到质疑的风险。支持的声音认为媒体作为立法、行政、司法以外的社会第四种权力，应当监督科学，防止科学被不正当利用。如蕾切尔?卡逊早在其著作《寂静的春天》里就强调科学家应当受到民主与公众的制约 ，媒体是将公众纳入到科学讨论当中的重要角色。反对的声音则认为媒体的“跨界”事实上是一种“反智”，会阻碍科学技术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因为媒体人未经过严谨的科学思维和方法训练，常犯“局部真实”错误，对于科学信息甄别能力的有限也使得他们的报道常常误导社会公众。

然而是否因为“局部真实”与“虚假客观性”的质疑，媒体就不应该继续挑战这个边界呢？非也。科学报道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社会成员放弃其监督科学的权利和责任是很危险的，报纸的责任就是让民众在被科技制约了的社会中变得耳聪目明。 最尖端的技术总是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中，这些技术的能量或许足以主导人类世界，改变地球环境。例如核弹的威力无穷，但不加以限制的核弹往往带来无辜地区的生灵涂炭。因而，为了防范科学异化，决策权由少数人垄断的风险，媒体需要及时介入。

另一方面，国家每年为科研项目提供了大量的经费支持，而科研经费主要来源于纳税人。作为纳税人，公众有权利了解钱款的去处，知道那些如天文数字般的科研经费具体用于什么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说，科学家也有义务向公众简报研究工作。例如，当前物理界对于我国是否要建立大型粒子对撞机存在巨大争议，杨振宁先生预计建造费用将超过200亿美元。这么大一笔经费，势必会落在每一个纳税人的肩上。因此，公众迫切地想了解：建造大型粒子对撞机能为我们带来什么，花天价建造此对撞机是否值得。

因而，科学家与媒体人之间的这道边界注定要被跨越。讨论媒体是否应该介入科学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媒体从不曾，也不会停止对科学问题的继续探讨与追问。因而，讨论的重点应是这一边界为什么会产生，以及面对“局部真实”与“虚假客观性”等方面的质疑，媒体人应该如何逐步接近并达到新闻真实性和客观性的目标，从而消弭二者的边界。这也是后两个章节将详细阐述的问题。

二、边界的产生

——质疑的声音为何不曾消失？

斯图尔特?艾伦在《媒介、风险与科学》一书中提出了一组有意思的对比：有风险的科学和靠不住的媒体。 科学是个好东西，但是并不是所有科学技术都是百分之百安全的，我们也无法保证科学不被用于邪恶的目的。因此科学是有风险的，这是嗅觉灵敏的媒体人常常要介入科学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媒体在构建公众对科学的认识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媒体对科学的误解正有变得越来越危险的趋势，不少的科学报道在真实性与客观性方面存在致命的缺陷。

精神紧张的科学家总是认为记者常与自己过不去，抑或是为此感到困惑不解。例如在转基因食品的争议中，转基因科学家林拥军曾问一名科技记者：“我非常想知道，那些反对转基因的人，你们为什么反对，你们内心的想法是什么？”在媒体与公众的质疑声中，科学家们不得不暂停手中的研究，时常会产生无力感。“一个国家辜负了科研人员群体”， 正是科学家们的集体控诉。

然而，科学报道之所以存在如此严重的矛盾与分歧，与媒体人、科学家和社会公众这三者均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以下三种典型观念的相互作用，是边界产生的直接原因。

(一) 媒体人：“我写的科学本就不是你说的科学”

科学记者归根结底是记者，不是科学家。相比于科学家，媒体人更了解自己的受众。他们清楚读者想要知道什么，喜欢听什么样的故事。科学因生涩难懂，常缺少受众，而且受众大多数时候不关心科学家最为关注的技术细节，他们喜欢讨论的是科技本身，以及科技背后的社会、伦理等议题。媒体人了解这一点，并也是这么去组织科学报道的，但这常常让科学家感到沮丧。

将高深的科学翻译成一则报道，需要媒体人有足够的耐心，但是读者往往缺乏这一耐心。当读者看不懂一则报道，他很快就会停止阅读，这意味着科学传播的失效。国际知名的科学记者凯尔德说：“我的角色是传播者；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记者。科学家无权告诉我怎么写文章，正如我也无权告诉他们怎么做实验。”我们不排除某些媒体人为了哗众取宠，吸引受众眼球而撰写一些不实的科学报道。但整体而言，媒体人有自己习惯的也更符合读者需求的一套写作方式，这是这份职业的要求。

索尔兹伯里曾指出科学家和科技记者存在的一些明显差别：

? 对科学家来说，魔鬼完全藏在细节里，而记者关注的却主要是宏观的东西。

? 对科学家来说，争论是接近真理的必由之路；对记者来说，冲突是增加新闻的戏剧性和趣味性的方式。

? 科学家总是在努力寻求共识，记者关注的则是争论本身的戏剧性。

? 对科学家来说，技术专有名词（科技术语）能让相关表述更加精确和清晰。对记者来说，技术专有名词是令人困惑的行话，会使科学变得更加难懂，让普通读者没法理解科学。

媒体人迥异于科学家的职业要求和工作方式，让媒体报道的科学从严格意义上并不是科学家认同的科学，无法令科学家感到满意。

再者，新闻的三大指导原则——截稿时间、标题和版面篇幅，是媒体人所始终坚守不渝的。 抢占发稿时间几乎被看做是新闻生命力的源泉，观众注意力的飞速转移能力要求记者必须提高速度与效率。但是，专业记者要想完成一篇高质量的科学报道，必须耗费相当长的时间读最新的研究动态、文献资料、期刊报纸，常常还需要处理大量数据。最截稿时间的压力下，记者难以保证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科学报道也就很可能出现科学错误。

在资讯发达的当下，大众的注意力是一项稀缺资源。为了争夺这一资源，媒体人在撰写标题时考虑更多的是趣味性、新鲜性甚至耸动性。同时，科学家总是在追求“一致性”，而媒体喜欢挖掘“差异性”，特别重视少数人的意见。由于版面篇幅的限制，科学报道一般忽略具体的科学细节，而且喜欢运用“平衡原则”。即使某一个观点在科学界已是共识，许多记者仍会忽视科学证据提出的一切，对共识持怀疑态度而宁愿相信少数意见领袖的观点，给少数派观点以一视同仁的报道，从而产生了虚假客观性的问题。

由于媒体在介入科学报道时，倾向于站在读者的角度，以自己的方式写科学，因此科学家普遍认为科学报道都是“不准确的科学”。实际上，媒体人写的科学和科学家所说的科学很难达到一致，这是矛盾双方需要承认的基本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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