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情感传播效果

为了探究美联航事件中哪些情感的传播效果更好，本文以7种情感分别获得的转发、评论和点赞量作为分子，以相关微博数作为分母，得到不同情感的平均转发、评论和点赞量（图6）。

由此可见，三种主要情感（厌恶、愤怒、自豪）的传播效果是最好的，其中厌恶情感获得的平均转发量最高，自豪情感获得的平均评论量和点赞量最高，而愤怒情感获得的平均转发、评论和点赞量均为最低。可见在美联航事件的微博样本中，并不是负面情感越强烈，传播效果越好。

在三种情感中，表达自豪情感的微博数量是最少的，仅有31条，厌恶和愤怒分别有127和84条。然而，以脱口秀主持人黄西为代表，在4月11日，舆论整体倾向于愤怒与厌恶之时，其个人微博@黄西Joe_Wang发布：“‘我被选中下飞机或多或少是因为我是华人’，我想给这位被打乘客点个赞[good]，很多华人感觉自己受歧视但碍于面子不说出来，导致西方主流媒体和公众都不把亚裔歧视当回事儿。”仅此一条微博就获得了15263条转发、16182条评论和107140个点赞，这直接促使自豪的显要性直线上升。

一方面，这体现出网友对陶成德敢于发声和反抗的肯定与自豪，另一方面，这也折射出意见领袖对于整个舆论场的导向作用，而“华人”这关键词尽管不符合事情真相，却迎合了网络民族主义情绪，反映出情感胜于事实的社交媒体传播规律。

为了进一步测试研究假设H1：“相比于其他情感类型，愤怒和厌恶能够获得更多的转发、评论和点赞量”，本文首先将7类情感的转发量、评论量和点赞量进行单变量变异数（one-way Anova）分析，p值均大于.05，说明不同的情感类型与其传播效果并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其次，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愤怒与厌恶的传播效果均没有显著高于惊讶、伤心、恐惧和焦虑（p＞.05），进一步佐证了图6反映出的描述性分析结果，因此，假设H1不成立。

此外，在执行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变量变异数分析时，本文在统计学意义上得到三个有趣的发现（详见附录）：（1）相比于愤怒，表达自豪情感能够获得更多的评论量和点赞量（p＜.05）；（2）相比于厌恶，表达自豪情感能够获得更多的点赞量（p＜.05）；（3）意见领袖比普通网民获得更多的转发、评论和点赞（p＜.05），而媒体和普通网民的传播效果没有明显的差别（p＞.05）。

4.4 不同群体的情感表达比较

通过对普通网民、意见领袖和媒体三种不同类型的微博用户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发现，从数量上看，普通网民是美联航事件中情感表达的主体，共发布207条有情感表达的微博，占全部微博样本的64%，其次是意见领袖（89条），而媒体的情感表达最少（27条）。

从情感表达类型上看，普通网民主要表达了厌恶（39%）和愤怒（30%），意见领袖的情感以厌恶为主（51%），其次是愤怒（21%），而媒体则主要发布了无情感表达的微博（63%）。

由此可见，媒体的情感设置与意见领袖和网民有明显的脱节，从“4.3 情感传播效果”可知，意见领袖比普通网民获得更多的转发、评论和点赞（p＜.05），而媒体和普通网民的传播效果没有明显的差别（p＞.05），可见媒体对于美联航事件的参与程度较低，也没有在情感上起到明显的舆论引领作用，反而是意见领袖在推进美联航事件的情感发酵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比较而言，愤怒和厌恶这两种与归因相关的负面情感对美联航的形象影响最大，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设H2：“不同类型的微博用户对于愤怒和厌恶的表达有显著差异”，本文对微博用户类型与情感类型进行了卡方检验，结果如下：

从卡方检验中可以看出，在愤怒和厌恶的情感上，普通网民、意见领袖和媒体这三种用户类型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研究假设H2成立。通过交叉表统计，可以看出在愤怒和厌恶情感的表达上，普通网民均显著高于意见领袖高于媒体，这说明如果用户类型为普通网民，则更倾向于表达愤怒和厌恶，其次是意见领袖，而媒体最不倾向于表达这两种与归因相关的情感。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美联航强制乘客下机事件为切口，以新浪微博为平台，对社交媒体情感化的趋势进行实证研究，探索了这起危机事件中微博舆论的情感构成、情感随时间推移发生的变化，通过转发、评论和点赞量衡量了不同情感的传播效果，并考察了不同类型的微博用户在表达情感时的群体差异。本文将从以下三方面对研究发现进行总结与讨论。

5.1 后真相：情感胜于事实

2016年，《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确定为年度关键词。“后真相”意指“情绪的影响力超过事实”，它介于真相与谎言之间，是对事实的“模糊性表述”，而假新闻泛滥成为“后真相时代”的重要表征（史安斌， 2017）。从世界范围内看，新闻真实性的基本原则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美联航事件在中国社交媒体的发酵过程中，后真相也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特点。

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对陶成德国籍与族裔问题的讨论，在事件曝光之初的视频中，陶医生称自己是因为“华人身份”才会遭到强制下机甚至暴力拖拽的无妄之灾，这一点经过意见领袖的点明，迅速引爆了微博舆论。在三大主要情感厌恶、愤怒和自豪中，“华裔”这一关键词的使用频率均在前十名之列，网友甚至发起了“中国人的生命很重要”（ChineseLivesMatter）的联署签名运动，针对种族歧视，要求美国白宫必须给出回应。

然而，这一切讨论都建立在一条被有意或无意误导的信息的基础上。随着更多信息的曝光，事情的真相浮出水面，陶成德并非华裔，而是拥有华人血缘的越南裔，越战爆发后逃难至美国，现为美国公民。这一复杂的真相流出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多数网友将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转移到了对亚裔的认同感和同理心上，典型表达包括“先不要联想华裔不华裔，是个人被这样对待我都要声讨”等，“亚裔”这一关键词的使用频率也水涨船高。但是，如果事件曝光时就明确陶医生的越南裔身份，中国网友是否还会如此群情激愤已经无从得知。

与此同时，虽然事后澄清实行拖拽的人员为机场保安，并不是美联航的员工，然而愤怒的网友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而是继续将所有矛头都对准代表着“强权”的美联航，几乎没有提及机场责任的微博样本。这反映出在观点不再稀缺的互联网环境中，对于受众而言，不需要验证表述是否正确，即使是对真相的模糊表述，只要迎合了特定的情感，受众便会被“俘获”，而事实已经失去了凝聚共识的力量。

5.2 后权威：意见领袖主导下的情感传播

研究发现，作为传统信息来源的新闻媒体既不是美联航事件最早的曝光者，也不是舆论发酵过程中的主要引导者。一方面，相比于积极发声的意见领袖，媒体的微博报道寥寥无几，另一方面，意见领袖的传播效果明显高于普通网民，而媒体却与普通网民相差无几。这说明媒体不仅在本事件中失语，也失去了话语权。

在社交媒体的舆论场中，普通网民和意见领袖均以有情感表达的微博为主。前者表达了强烈的愤怒和厌恶情感，而意见领袖则更理性地表达了抵制与不满，通过提供美联航、受害者、拖拽细节、后续进展等信息，有理有据地表达厌恶情感。反观新闻媒体，首先由于真实性、准确性等原则的要求，媒体的报道速度并不占优势，在全媒体和自媒体面前失去先机，其次由于客观性原则的约束，媒体的微博绝大多数没有情感表达，在追求情感共鸣的“后真相”时代落于下风。

因此，在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意见领袖在美联航事件中扮演了“权威”消息源的角色，不仅能够将信息和情感迅速传达至数量庞大的粉丝群体，而且可以借助粉丝群体实现二次传播。此外，意见领袖能够灵活运用表情包、段子、搞笑视频等病毒性传播符号，也更容易吸引普通网民的注意和兴趣，主导情感传播。

5.3 后情感：数字米姆的兴起

米姆（Meme）是仿照遗传学的核心概念“基因”（Gene）创造出来的概念，意指被人类的“文化基因”，可以被传播、扩散、复制，也会衍生和变异，在数字媒体时代，米姆正在发展成为媒体文化传播的主导力量，在公共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史安斌，2015）。

不同于大量复制粘贴的病毒式传播，米姆式传播更多地体现了用户主动性、创造性和参与性，米姆不是文化单位的简单复制，而是加工、创造并赋予意义的过程（郭小安，2016，p56）。在美联航事件中，以段子、表情包、恶搞图片和恶搞视频为代表，很多微博网友都利用数字米姆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倾向。

例如，很多网友将时下热播剧《人民的名义》于美联航事件进行“混搭”，因为剧中的贪官丁义珍在逃亡国外时乘坐的航班是美联航，于是网友便戏称“丁义珍乘坐美联航，心中窃喜，不一会空姐广播，航班超载需强制乘客下机，选中Tom Ding，全剧终”。另一个广泛传播的视频是美国脱口秀节目Jimmy Kimmel Live（俗称鸡毛秀）讽刺美联航的宣传视频，其宣传词为“我们是美联航，我们说什么，你就得做什么……给我们惹麻烦，我们就把你拖出飞机，如果你不这么做，我们就把你狠狠打一顿。”

这些修改、嘲弄性模仿，甚至彻底改写和颠覆原内容的数字米姆，即使不使用带有情感色彩的词语，如“令人发指”、“自作孽”、“大快人心”等，却实现了情感的沟通和传递，正是因为“米姆将情感表达隐藏在戏谑化的符号中，软化了激烈的情感宣泄，同时包含着使用者的选择倾向与意义赋予”（郭小安，2016）。

虽然数字米姆在现有的社交媒体研究中较少，但却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它不同于直接的情感表达，却通过文化符号建构和体现了某种共有的信念，如反抗强权、反对歧视、维护人权等，在价值观与文化敏感的共享中，不断建立和强化身份认同和归属感，这种后情感的趋势同样值得人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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