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研究发现

（一）媒介化政策网络：成员、整合度与资源分配

1. 网络成员

在核电议题的媒介化政策网络中，网络主要成员包括：1）政府机构，特别是与核电监管有关的政府部门，如国务院、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等；2）以核电为主营业务的国有企业，如中核集团、中广核集团、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等；3）科研机构，如中国工程院、清华大学等；4）非政府组织，如中国辐射防护学会、中国核学会等。

在核电议题报道中，以下机构为媒体最频繁引用的消息源：

可以看出，政府机构（国务院、国家能源局、国家核安全局）和垄断性国企（中核、中广核、国核技）成为核电议题报道最常引用的消息源，它们具备较强的媒体能见度（media visibility），因而成为媒介化政策网络的支配性力量。

2. 整合度

在核电议题报道中，消息源的意见形成了若干相互竞争的话语联盟（discourse coalition; hajer, 1995）（见图1）。

在该网络中，最具主导地位的话语联盟为“技术创新”、“核电安全”、“加强监管”和“大力发展核电”。其中，“技术创新”、“核电安全”联盟的核心行动者均为中核、中广核，“加强监管”联盟的核心行动者为国务院、国家核安全局，“大力发展核电”联盟的核心行动者为国务院和国家发改委。

可见，以政府和垄断性国企为核心的几个主要话语联盟相互配合，构成了一个相对立体的核电政策话语体系。具体而言，以国务院、国家核安全局和国家发改委为主的政府机构主要从大政方针的角度进行话语建构，主要以制定核电规划（如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完善核电监管为主；而以中核、中广核为代表的国有企业的话语，则更多聚焦于我国核电技术的创新，以及国内核设施安全性的提升等方面。

3. 资源分配

在特定政策网络中，具备资源和影响力的成员往往处于网络的中心和权力的中心，而不具备资源和影响力的成员则处于边缘位置。

为了考察媒介化政策网络的核心成员，本研究借助UCINET软件，对消息源网络进行点度中心度和点度中心势的计算。

中心势反映了一个网络的集中趋势。网络中心势越接近1，表明该网络越集中（刘军，2004）。UCINET计算显示，该消息源网络的中心势为26.29%，这表明该网络的总体整合度相对较弱、集中趋势相对而言不太明显。

中心度是用于测量特定节点权力大小的指标（刘军，2004）。在一个网络中，如果一个节点具备较高的点度中心度，那么该节点就处于网络的中心地位，也拥有较大的权力（刘军，2004）。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绝对点度中心度的指标，对节点的中心性进行测量。绝对点度中心度，即与特定节点相连的其他节点的个数。

根据UCINET的计算结果，在消息源网络中，绝对点度中心度较高的行动者如下表所示：

由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以中核、中广核、中电投为主的垄断性国企，以及以国务院、国家能源局为代表的政府部门成为拥有较高绝对点度中心度的消息源。这表明，这些节点处于媒介化政策网络的中心，具备相对于政策网络中其他行动者的较高权力。

（二）媒介化政策网络与现实政策网络：切换者的控制权

Arsenault & Castells(2008)将不同策略性网络之间的连接节点称为“切换者”（switcher），处于这些位置的行动者同时具备在几个网络中的控制权，能作为核心行动者在几个不同的传播、经济或者政治网络中充当关键的连接和转换角色。切换者是网络社会中重要的权力来源。

通过对媒介化政策网络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政府和垄断性国企成为媒介化政策网络的核心。而在现实政策网络中，产业主管部门、核电运营商和研究设计院是核电政策领域最主要的行动者，构成了核电政策的强关系网络（陈玲、薛澜，2011）。这表明，无论是在现实政策网络还是媒介化政策网络中，政府和垄断性国企都充当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既具备较高的媒介能见度，又具备在政策过程中的实际控制权。通过在媒介化政策网络和现实政策网络之间的自由切换，政府和垄断性国企得以对核电政策产生全方位的影响。

五、结语

通过对《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和《科技日报》对核电议题报道的分析，本研究探讨了媒介化政策网络的内部结构与互动逻辑。研究发现，政府和垄断性国企成为具备最高媒介能见度的行动者，它们处于媒介化政策网络的中心位置，并通过建构彼此呼应的话语联盟，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政策话语体系。此外，政府和垄断性国企成为媒介化政策网络和现实政策网络之间的切换者和关键角色，同时具备在两个网络中的控制权。

核电议题的特殊性，也使得与该议题相关的媒介化政策网络核心范围更小。由于核电议题是关系到国家能源战略和持续发展的重大政策性议题，因此，该政策网络中占主导地位的行动主体数量较少，主要是高层政府以及垄断性国企，核电政策成为围绕“少数人的、非市场的博弈”（陈玲、薛澜，2011）。

本研究将Castells（2009）所提出的传播权力的概念引入政策网络的分析中，探讨政策网络中行动者在媒体平台上进行话语建构和权力争夺的能力。在中国语境下，在政策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政府和垄断性国企，同样具备在媒体报道中的话语权。这表明在涉及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政策议题中，官方话语依然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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