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肢解”劳动：多形式的内容生产

如前所述，内容组的主要工作内容绝不仅限于内容生产，就单纯的内容生产工作而言，就是负责公司的微信公众号的内容生产，这些内容既包括公司动态介绍、人事变动、线下活动宣传、产品发布和迭代等品牌宣传性质的文章，也包括结合围绕当下时事热点展开的分析和评论，为了与企业定位相符合，这种分析通常会采取从数据角度展开的方式，并不完全等同于传统媒体的时事点评或新闻评论。

品牌宣传性质的内容一般会受到主要内容生产领导的重视，因此“小编”们在进行这部分内容生产时候所会面临非常多的要求和非常大的困难。例如，新产品发布或原有产品迭代通常会在微信公众号有专门的文章进行介绍和宣传，这种具有较高技术门槛的文章也会交给“小编”们进行撰写，由于对产品的技术细节并不了解，“小编”们只能找技术开发团队那里进行询问和请教，但技术开发团队的工作量也非常巨大，并且这种“帮助”工作并不会得到工作量的承认，所以通常技术人员的回复并不积极，这对“小编”内容生产工作带来很大麻烦。此外，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点击量，通常这类文章也会被要求以娱乐化的方式进行生产，笔者所在的两个月中，企业有多次的产品迭代信息发布，内容主管领导都会反复强调要写得“好玩”，在对产品本身的各个细节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将一篇硬广告写得“好玩”，这无疑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工作，导致内容组的各位员工均不愿接受此类品宣文章的撰写。

不过这种企业宣传任务并非每天都有，对于内容组而言，每天都需要生产的是至少一篇的原创文章，这些原创文章的选题基本上都是针对社会热点或新媒体圈热点的分析或评论，由于这家公司本身就提供关于新媒体的大数据服务，有自己的数据平台，因此在生产这些分析和评论内容时，“小编”们被要求必须在文章中多引用自家数据来源和数据平台，以这种植入的方式进行对公司品牌的宣传。

在繁杂的机械性劳动和协调其他组的工作之余进行至少一篇的原创文章创作对于一个仅有四到五人的内容组而言，依然是一项具有困难的事情。不过内容组的工作惯例为每天顺利完成任务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每天开始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开会，会上除了讨论今天的基本工作安排外，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讨论原创文章的选题，通常会首先圈定若干选题，最终根据时效性决定当天写哪一个选题，并讨论出文章的基本框架，将框架内的每个部分分配给不同的人进行生产，再由一个人进行统合，一篇原创文章被肢解为不同部分后，实际上每个人的任务量会减少很多，更为重要的是，每天的这种工作模式逐渐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文章套路”，每个人固定负责这一套路上的某一部分，驾轻就熟之后会更加地省时省力。

原创文章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兼职写手，这些写手大多是高校新闻院系的大学生，他们通过微信群被组织进来，既可以自主选题也可以接内容组分发的选题进行创作，字数被要求在2000字以内，并要求要有配图若干张，一篇文章的酬劳为100元。由于兼职写手并不熟悉公众号平台的文章风格和要求，有些甚至水平并不达标，需要有人专门负责与这些写手展开沟通和协调，但繁杂的日常工作使得内容组员工很难抽出专门的时间展开这项工作，所以兼职写手一直未能稳定成为固定的文章来源。

此外，如果遇到特别重大的社会热点，内容主管领导会介入进原创文章的内容生产中。例如16年的五一假日期间，“魏则西事件”在网络中疯狂传播，处于休假状态的笔者被电话叫醒，被询问是否是有时间进行文章的撰写，若干同事形成了一个临时小组进行这篇文章的生产，利用微信群进行分工协作。

从知识劳动的劳工过程中，可以看出，他们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和保证工作任务，或自发或被动地将复杂的脑力劳动肢解为零碎的重复性劳动，并形成一套完整的流水线作业模式。

5. 知识劳工的抗争及其意识

前述的劳动过程可以看出，知识劳工的生命与劳动已经相互渗透，在劳动中生活，在生活中劳动已经成为新的常态。这种相互渗透无疑使工作对劳动者的控制和压迫更为有效地展开，但也并不意味着劳动者的彻底丧失抵抗的能力与意识。

在上述对知识劳工的劳动过程的展示中，可以发现加班是这一群体常见现象，但是从控制成本最低的角度考虑，员工经常加班对于企业而言并不是一个很经济的现象，因为在加班期间员工需要被支付数倍于平时的工资。不过，互联网公司大多都会设置一个时间门槛来规避支付高额的加班费用，即若干个小时的加班才能够算加班，与此同时，互联网公司会设置同等时间的调休来顶替加班时间。但这样又会带来新的问题，因为频繁的加班必然会积累很多调休时间，这意味着平时会经常有员工申请休假，影响公司的工作进度和工作安排，根据笔者所在期间的观察，加班常见，但调休并不常见，甚至有的小编在经常加班的情况下三个月的时间中也没有获得批准调休。除了以上两种“制度化”手段来保证员工的长时间工作之外，互联网公司还会为这种加班构建一种合法性，这就是在互联网公司非常流行的“加班文化”，即公司会宣扬加班，将加班与个人努力、奋斗联系在一起，如果不加班的人就会被视为懒蛋，理应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并且不会得到任何怜悯，任何成功只要通过努力都可以获得。

“这种加班于无形的方式确实是种控制和剥削，尤其是在只有加班4小时以上才算加班的前提下…公司的规定没有加班费只有调休，但是在每天繁多的工作之下，如果你一个人调休了那工作就要分摊给其他人，这就加重了别人的负担，所以大家都不好意思调休。而且每天都晚下班1-2小时这些都不算加班…主管内容的副总裁每天都会给小编们洗脑，说互联网员工需要‘狼性思维’，如果说是需要每天保持头脑活跃、对新闻热点的敏锐性这是正确的，但如果这‘狼性’是体现在每天的加班、超负荷的工作上，那这绝对是错误的。还有一点是，在这种强度的工作量下，小编们的工资真的不高，是不成正比的。”

虽然互联网公司时常建构“加班文化”作为维护自身意识形态霸权的手段，但是这种霸权并不总是有效，反而是经常被小编们识别和洞悉。在严苛的工作环境中，各位“小编”们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关系，为了不给其他同时添加负担而放弃调休，从这里我们看到知识劳工群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可能，但是这种整体目前只是表现出“有难同当”的义气，并没有形成共同的反抗意识，反抗意识的个体差异非常大。有的小编虽然不认可这种加班文化，但是认为自己只能接受并安慰自己使自己心理平衡：“因为啊穷啊，没有任性的资格（笑），我会经常给自己打气，但特别反感领导在会上讲的那些毁三观low逼鸡汤，还有就是这个工作我如果不做，就会给同事增加负担”。

但也有“小编”认可加班文化，它的合法性来源于它的普遍存在和自然而然，换言之这位小编基本上接受了有关“加班文化”的意识形态霸权：“大多数媒体行业的工作其实都是这种工作节奏，我之前在另外一家互联网公司待过，那里的加班状态并不亚于现有的状态，可能媒体本身的工作属性决定了工作方式的不同。虽然大多数情况还是对这种工作方式比较反感和抵触，但是从长远角度考虑，通过这种强压下的训练，对自己耐力和能力的提升未必会是一件坏事，同时通过活动及会议也可以积攒人脉，认识到生活在各行各业不同的人，我认为在年轻时候这都是一笔难得的财富。” 根据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之所能够成立，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它将某种现象自然化。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作为一种延长劳动时间的加班被视为一种延长剩余价值时间，榨取绝对剩余价值的方式。但在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理论中，消极怠工、延长劳动时间是底层抗争的日常形式，使得有权者的利益受到损害。这种情况在内容组可以找到对应的反抗，由于内容组的内容经常被要求该来改来，反抗的策略就是文章一直拖到四五点再写，让领导没有时间或者精力提出新的改动要求。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加班并不仅仅只是公司压迫的手段，也是劳动者进行反抗的武器？因为这样虽然劳动时间会延长，但是工作量会减少。

与此同时，辞职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也是“小编”们的抗争手段，在今年6月份进行采访的时候，去年内容组的所有员工均已先后辞职离开公司，有的甚至已经换了两次工作。一位小编表示：“来互联网公司工作的人大多是为了锻炼自己，大多是年轻人，想要真正学到东西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代运营的公号每天在网上搜索合适的文章进行转载、为在各种媒体平台上同步发送（很多平台根本没人看），这种复制粘贴的工作，没有能得到锻炼的机会，很浪费时间和人力。也可以说辞职是一种反抗的手段，辞职是为了找到更有价值的工作。辞职的影响不大，大约半个月就找到了新工作。在辞职之前是有信心找到新工作的，毕竟自己也在互联网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不想换其他行业的工作应该不难找工作。” 在谈到频繁辞职对于公司的影响时，一位小编表示：“一个是员工培训成本的浪费，每次新招人公司都需要话时间精力去培训以及给予新员工适应公司的时间过程；一个是工作项目的断层，造成项目的中断；一个是对公司文化的打击，频繁的人员流动对员工对公司的归属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容易造成人心惶惶，军心不稳。” 可见，辞职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而言是知识劳工的无奈之举，但他们非常清楚这种辞职对于公司也是一种伤害，在强调高流动、无固定工作时间、起伏的收入的后工业时代，高流动性既是资本有效展开对劳工进行剥削的手段，同时也为劳工进行抵抗提供了手段。但必须要指出的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始终存在着一定的“产业后备军”，因此辞职最多只是一种主观抗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不构成威胁。

6. 研究结论与讨论

从上面个案的分析可以看到，信息和内容已经成为整个非物质生产劳动的核心与中枢，任何一项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信息和内容的传播与交流，这也就是导致内容组在这家公司内要受到多个部门的压力，既要来自自身“分内”的内容创造任务，还要承担来自线下活动组的宣传任务，还有来自技术组的产品迭代解释压力。这也正是现在无论是哪一领域的企业，都积极在社交媒体平添开通帐号进行企业信息的传播。

在市场经济生产逻辑的支配下，知识劳工的劳动实践面临着类似于20世纪制造业流水线作业的情况，即受到严格限制并存在去技术化的趋势，工作压力已经从身体面向转向了精神面向，即阅读量和粉丝量考核。知识劳工一般不采取公开、直接对抗的抗争策略，而是采用非公开、间接的方式与企业管理层展开意识形态领域的抗争，从而间接实现物质利益层面的目的。之所才采取这种策略，一方面是因为公开的对抗，风险和代价成本过高且收益较小。另一方面，这种反抗是基于日常工作中的不满而自然自发的行为，并需要整齐划一的反抗意识。而从实际的访谈中可以看出，实际上知识劳工目前仍然处于后工业社会中的“加班文化”的意识形态霸权之下。

虽然就目前而言，知识劳工并不具备对自身劳动处境的统一认识，即有人认为自身的劳动过程处于剥削之中，而有人认为这种高负荷的劳动是正常且正当，甚至还是成长过程中的必经之路，仍然保留着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中产阶级的梦想。但是知识劳工在其劳动过程中却能够形成了牢固的“同事情谊”，在频繁的换工作的过程中一直保持，这也是他们能在一年后欣然接受笔者采访的重要基础，这就蕴含着知识劳工产生一种阶级意识的可能，而这种阶级意识的明确形成则需要对笼罩于现代社会的消费主义文化、后工业社会的“工作伦理”进行批判。

限于研究时间，本文的前期文献阅读和采访工作并没有充分地进行，这是本研究最大的遗憾，但笔者依然坚信知识劳工研究的重要性，知识劳工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包含了知识分子和底层劳工的双层维度，这一概念本身内在包含着一种知识分子与底层群众新型关系的想象，它的政治力量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激发，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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