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通过民族志参与式观察和深入访谈的研究路径，以北京某互联网企业的新媒体运营实践为例，考察作为一种兼具新穷人和知识劳工形式的社交媒体内容生产者---“小编”群体的非物质劳动实践及其抗争策略与形式。研究发现，在市场经济生产逻辑的支配下，知识劳工的劳动实践面临着类似于20世纪制造业流水线作业的情况，即受到严格限制并存在去技术化的趋势，工作压力已经从身体面向转向了精神面向。知识劳工一般不采取公开、直接对抗的抗争策略，而是采用非公开、间接的方式与企业管理层展开意识形态领域的抗争，从而间接实现物质利益层面的目的。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将探讨知识劳工的日常反抗形式及其意识的意义。

关键词：知识劳工、非物质劳动、传播政治经济学、劳工抗争；

1. 研究问题及其源起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大量的传统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务工，“新工人群体”这一语汇用以指称这些既非传统农民，又非传统城市工人的农民打工者群体，他们数量规模巨大但同时又显得边缘且弱势。有学者的统计数据显示，这种半工半农不受劳动法保护的非正规经济的劳动人民达到了83.2% ，其他类似的数据都大致印证这一群体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弱势地位。 、 总体而言，这一群体是社会分层结构中的贫困底层，很少能够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新穷人”群体的产生，英国社会学者鲍曼用“新穷人”（new poor）来指称准备不足的消费者，他们并不是传统的在经济生产领域受剥削的劳动者，而是其收入不能满足被消费文化激发起来的消费欲望的相对贫困者。 在汪晖看来，虽然“新穷人”在经济状况上与“新工人”并无太大差异，但是这一群体却蕴含着巨大的政治能量，他们是新媒体的积极参与者，与新工人群体相比，有着更为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动员能力，这主要来源于他们较高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水平。之所以要将新工人和新穷人这两个群体的命运结合起来同时讨论，是因为无论何种社会形态和社会阶段，社会与政治变革的动力并不仅仅是生产领域的劳动者推动的，而是两个或更多领域的“下层”之间的相互渗透和激发造成的，20世纪中国革命就很好地印证这一点。换言之，不同阶级成员之间的互动和结合才能推动广泛的社会动员，并产生新的社会主体，进而对社会产生变革和推动。

作为一种描述现代消费社会中劳动者状态的概念，“新穷人”并不具备非常清晰而明确的现实社会识别标准，目前已经有研究发现“网站编辑”作为顺应传播新科技和市场经济转型而产生的一类知识劳动，遭受着来自于市场经济、雇佣制度、强制消费主义等多重权力关系剥削沦为“新穷人”。 可见，“新穷人”和“知识劳工”两个概念在现实社会中所指代的群体具有较大的重叠度。

就目前研究知识劳工的现状来说，学者偏重于政治经济学分析，较多关注知识劳工如何在劳动过程中被剥削和压迫，对于劳工的反抗集中于直接而公开的反抗，例如抗议和罢工。 本文认为对于知识劳工抗争的研究除了要关注明显而直接的反抗，还需要关注知识劳工日常的反抗形式，这种反抗形式在非物质劳动领域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基于以上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提出问题，知识劳工的日常劳动过程是怎样开展的，在这一过程中存在哪些压迫以及由此产生的反抗，这种反抗对于知识劳工的工人阶级意识觉醒有怎样的意义。这一问题可以放在两条理论脉络中进行理解，其一涉及前文所述的在社会结构分层意义上，两个阶层的群体能否互动和结合进而产生社会变革的主体性力量，其二就是知识分子的劳工化是否既是一条劳动异化的道路，但同时也蕴含着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可能，即知识分子能否在劳工化过程中破除支配其劳工化过程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进而产生工人阶级意识？换言之，知识劳工能否成为工农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让底层反抗不局限于劳动生产环节而扩展至文化政治领域。

具体地，本文将以北京市某互联网企业的新媒体运营实践作为研究案例，考察在此过程中，既作为知识劳工又作为“新穷人”的社交媒体内容生产者“小编”的劳动过程及其压迫与反抗。

2. 文献综述及理论探讨

将“知识”与“劳工”并置在一起组成的知识劳工这一概念，其实隐含着对于传统“体力劳动/脑力劳动”的二分法---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存在着清晰而明确的边界---的否定，同时也隐含着对一种新型劳动模式的描述，意大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用“非物质劳动”这一概念来描述这种新形式的生产方式，他们认为非物质劳动已经取代了先前工业劳动的霸权地位，所谓的霸权地位不在于数量上的绝大多数，而在于它能对其他的形态施加影响使之改变，就像工业劳动处于霸权时期，所有一切的社会单元都不同程度地被“工业化”，整个社会的运转就像一台工业运转的大机器。非物质劳动可以两种方式展开理解，第一种主要是脑力或语言的劳动，例如解决问题，符号型及分析型的任务及语言表达，这种非物质劳动产生思想、标志、规范、篇章、语言、符号、形象及其他此类产品。另一种可以被称为情感型的劳动，也就是产生或控制情感，例如轻松、幸福、满足、兴奋或热情的感觉的劳动。由于网络技术的出现，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的边界变得模糊，工作和家庭、劳动和休闲、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界限也不复存在，从而形成了全新的社会形态。 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转型除了被概括为“非物质劳动”外，还有不同的学者分别称为数字资本主义 、网络社会 ，共同构成了理解信息社会的三种理论。

这种变化实际上都建立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计算机等新技术对于劳动过程中生产、流通以及销售等环节的全面影响，导致信息和知识在生产的各个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事实上，“知识劳工”（knowledge worker）最早出现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即计算机商业化普及的头十年，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兹?马克卢普提出，并由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推广普及。 马克卢普主要是从知识与知识劳工的分类及其对于经济生产的影响这一角度展开研究，德鲁克主要是从企业的组织层面展开研究，即如何对知识劳工进行管理以便提供生产力。 之后的学者按照这两条路径分别对这两位学者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完善，为我们理解知识对于社会经济的重要性以及知识劳动的扩张及其扩张，但这两条路径都未涉及这种转变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内涵。 、

关于这种转变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内涵，较为乐观的一派有丹尼尔?贝尔，他认为这种变化实际上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转变，即理论知识逐渐取代经济增长成为社会活动的中心，也因此权力的占有者由家族的继承人演变为拥有丰富科学技术知识的受教育者。另有学者则认为这种转变只是企业间的权力转移，即其他企业的权力转向了媒介公司和信息部门，但阶级结构依然如顾，并用数字资本主义概括这一转变后的社会形态。 关于对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新技术所带来的新的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已经有非常多的成果，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知识劳工的劳动过程及其政治、文化和社会后果进行了考察，都从不同的侧面揭示出了新技术所带来的新的压迫与剥削问题。 、 、 、

总体而言，目前对于知识劳工的研究都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讨论全球跨国资本、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雇佣制度、消费主义等权力关系对于知识劳工的压迫与剥削，对于知识劳工的政治性反抗持悲观的态度。

关于无权者对有权者的抵抗的研究方面，由于受到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影响，社会学者和文化研究学者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路径展开得到了颇为相似的研究发现，詹姆斯?斯科特在对东南亚的农民抗争的研究中提出了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即大多数农民的反抗并不会采取直接的、公开的反抗形式，而是采用一种隐蔽的、非直接的方式进行反抗，斯科特将这种方式称为“弱者的武器”，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与此同时，斯科特还提出“隐藏的文本”这一概念展开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意识形态形态方面斗争的分析，“隐藏的文本”是相对于“公开的文本”而言的，每一个无权者经常会因为有权者的在场而被迫采取策略性姿态，但他们会创造出“隐藏的文本”，它表现为一种在统治者背后说出的对于权力的批评。

在文化研究领域，费斯克也将无权者对有权者抵抗分为两种形式，与斯科特提出的“隐藏的文本”和“弱者的武器”遥相呼应：分别为“符号抵抗”和“社会抵抗”，前者首要关注意义、快感与社会身份，后者则呼吁社会经济系统的变革。费斯克甚至直接将大众文化视为战场，指出“与其将注意力集中于无所不在且用心险恶的宰制性意识形态实践，不如试着理解日常生活中的抵抗与规避行为如何努力阻滞意识形态的运行并促使其不得不竭尽全力维护自身的价值”。

从理论与逻辑层面上讲，知识劳工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知识技能水平，在非物质劳动的过程中，比较容易地利用文本和符号展开对自身压迫的反抗，但这些反抗在目前的研究中鲜有看到。因此，笔者想探究知识劳工的非物质劳动过程是如何展开的，他们面临着何种的压迫又做出何种反抗？他们的这些反抗对于自身阶级意识的觉醒意味着什么？又是否能够担当起广大被压迫底层群众的有机知识分子？

3. 研究方法与对象说明

本次的调查场域为北京市某互联网创业企业，采取的方法是参与式观察，时间从2016年4月持续至7月，这家企业通常以新媒体大数据公司进行自我宣传，其主要的经营业务就是围绕媒体大数据而展开的，既包括与新媒体相关的产品或数据服务，也包括针对热点事件、针对具体对象的舆情报告服务等等，这使得这家传统公司对于新媒体平台的运用较其他互联网公司重视，同时相较于传统媒体，其内容又更偏重数据分析，具备一定知识和技术门槛，但与此同时，通常处于创业阶段的公司的员工工作压力往往较大，也就意味着这样一些具备较高知识和技能水平的知识型员工面临着劳工化的潜在趋势，因此将这一公司作为社交媒体内容生产者，也即知识劳工的调查场域具备一定的代表性。此外，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些社交媒体内容生产者的劳动近况，笔者还对部分“小编”展开了深入回访，时间为2017年的6月。

4. 知识劳工的劳动过程

（1）24/7:劳作与生命相互渗透

笔者进入的企业部分被冠以“内容组”的标签，内容生产是这个部门主要的内容，这主要包括公司下属微信公众号推送内容的生产撰写，其更新频率为一日一更新，每次更新的文章数量从两到五篇文章不等。一般而言，为了让公众号保持一定的活跃度，每天更新内容中至少会有一篇原创内容，需要由这些“小编”们合作完成。由于周六、周日两天的双休日依然需要内容更新，所以“小编”必须在周五下班前提前完成周末两天的内容，并安排每一个人轮流“值班”将这些已经准备好的内容按时发布，如果内容临时有变动则需要负责“值班”的人员一个人负责完成。一位“小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平时晚些下班还情有可原，很多时候是领导要审核当天发布的文章，但周末的工作就比较痛苦了，虽然周五会把周末要发的内容准备出来，比如提前准备好采访的文章，这些时效性差的内容就放在周末发，但经常会有变动，周末的突发事件就需要自己加班赶稿。除了公众号之外，还会有其他活动，比如每周一次的线下的沙龙活动，就需要每周派出一名“小编”去现场写稿，做微信社群、微博里的现场直播。”

目前市场上除了微信公众号之外，社交媒体内容平台非常多，各大互联网公司都竞相在这一领域投入精力研发出了各自的产品，例如百度百家、头条号、一点资讯、网易媒体平台、凤凰媒体平台、搜狐媒体平台、企鹅媒体平台、大鱼号（原UC媒体平台）。了实现“多渠道”的内容覆盖，内容组的另一项任务就是要把发在微信公众号平台的内容在其他社交媒体内容平台再次发送，这项任务基本上就是纯粹的机械劳动：在“复制”或“粘贴”的基础上稍加修改和调整格式就可以完成。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些其他平台的影响力远远低于微信公众号平台，因此并不被内容主管领导并不重视，其他平台的内容更新任务并不会纳入考核。之所以会做这些“无用功”，在小编看来：“是为了拓宽自己的宣传阵地，将自己各个平台内容的阅读量/播放量汇总，报出一个可观的（动辄XX亿）阅读量/播放量总数给大众看，给投资人看，这才是各个账号占领各平台的目的。” 根据小编反馈，这种机械劳动也将占据相当多的日常工作时间：

“虽然基本上是把公众号创作的内容复制到其他平台上，但是各平台有各平台的特点，还是要根据平台特点对文章标题、导读、内容进行简单的编辑的。特别是因为每个平台的编辑框不同，还是要进行重新的排版调整，更新三四个平台的话，花费的时间要在1个小时左右。”

因为内容组的这种弹性劳动任务的特点，使得内容组除了这些真正与“内容”有关的工作外，还承担着协作各个其他部门展开工作的任务。例如，公司有一个专门负责组织举办线下活动的部门，每逢举办线下活动都需要撰写活动推广文章以及以“H5”为形式的报名界面，这些任务又会完全摊派到内容组或者由会务组提供初稿，内容组进行润色和编辑。举办活动的高频率导致准备周期非常短，周六的活动往往周三、四甚至是周五才发布活动信息。由于时间仓促，很多活动信息常常处在变化之中，例如活动嘉宾、活动时间和地点都可能因为协调问题而变化，这给内容组的工作带来很大麻烦，常常下午两三点就完成的报名界面，在临近下班的时候又被告知需要修改信息，甚至也有由于不确定场地信息，内容组只能在下班后等待线下活动基本确定好才能发布内容。这种工作模式必然会导致内容组的加班非常频繁，笔者所在内容组的期间，每天平均在正常下班时间（5：30-6：00）之后的一到两个小时之后才能离开。

内容组除了负责内容的“生产”，还要负责内容的“传播”，即利用公司专门的微信帐号将每天发布的内容转发至各种微信群中，这些微信群主要都是公司创建的，也有一些是这一帐号加入其他新媒体、互联网公司创办的群，而群内成员背景非常复杂，除了一些新媒体从业人员和学者，还有微信公众号的读者、对新媒体感兴趣的学生等等，这些人会被不同的属性划分进不同的群。总而言之，可以用“新媒体圈”这个词来概括这些微信群所组成的虚拟社会。在公司创办的群中，内容组的成员还被要求承担着社区/用户运营的任务，即回答群成员的问题或咨询，维持微信群内的活跃度。而微信群最为活跃的时段是七点到十二点，这就意味着内容组必须在回家后完成这项任务，公司专门的微信帐号在一台IPad登录，因此就由内容组的成员轮流管理这台IPad并负责期间的社群/用户运营的任务。这导致内容组不仅加班严重，回到家后还要承担着一定的工作任务。根据笔者的观察，这些群内有来自各种人转发的文章链接，因此转发的文章打开率并不高，为了让自己每天生产的内容有较高的阅读量，内容组的成员往往会把文章转发至自己的朋友圈，甚至有些员工在自己微信ID前面加上了公司的名称简写。

此外，由于一些突发状况，多位同事均有晚上十点以后被领导打电话的经历，周六和周日的白天被临时通知有事需要加班的情况也常有发生。公司甚至规定领导任何时候打电话如果没有接且十五分钟没有回就会被扣钱。从某种程度而言，知识劳工的工作内容和形式已经彻底融入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

“工作之外被领导打电话很常见，但是我个人没有因此被罚钱的经历，也没有听说有同事因为这个原因罚钱。不过我个人还是非常反感的这种规定的，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为了工作可以忍受加班，但不能忍受因为这种原因额外增加的金钱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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