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另外15个沿线国家，阿塞拜疆、波黑、巴林、不丹、东帝汶、黑山、科威特、立陶宛、马其顿、斯洛文尼亚、摩尔多瓦、马尔代夫、叙利亚、也门和亚美尼亚，在报道中均没有被明确提到，往往被“等国”字样代替。

另外，“一带一路”报道中涉及的非沿线国家同样需要高度重视。像美国、德国、英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等国，被报道的频次甚至超过了很多沿线国家，说明这些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其中有些国家更是希望能从倡议中获利，增强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沟通。

（三）国家间的影响力大为不同，网络凝聚力有待加强

社会网络视角包括以关系概念或过程表达的理论、模型和应用，即由个体间的关联所界定的关系是网络理论的基本成分和主要研究对象，行动者的属性处于次要的研究地位。在这类网络模型中，行动者之间的行动是相互依赖的，它们通过联系来实现资源的转移或“流动”，而网络结构环境则是行动者的机遇或限制（斯坦利.沃瑟曼&凯瑟琳.福斯特著，陈禹&孙彩虹译，2012）。

鉴于每篇报道都有特定主题，因此我们将同在一篇报道中出现的国家，视为在与该主题有关的关系层面上存在互动，且这类互动是双向的。利用Ucinet6以及其中自带的NetDraw工具，绘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动网络如下，其中节点越大，代表节点的度中心性越高，线条越粗代表节点之间的互动频次越高。

结合沿线国家互动网络的度中心性发现，中国的度中心性最高，说明中国是该网络的核心行动者，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乌兹别克斯坦、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是度中心性排名前十位的国家，这些国家彼此间的互动以及与其它国家的互动都相对较多。而通过各个国家度中心性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国家之间的影响力差距较大，以色列、阿尔巴尼亚、巴勒斯坦、拉脱维亚、阿曼、乌克兰、格鲁吉亚、文莱、伊拉克、克罗地亚、黎巴嫩和新西兰，彼此之间以及与其它国家之间的互动较少低于10，这意味着这些国家与其它国家交流少，在该网络中影响力小，处于网络的边缘位置，不能充分调动网络中的资源。未在报道中提及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应地也没有度中心性。

进一步对节点的中介中心性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乌兹别克斯坦、波兰、埃及、泰国的度数较高，说明这些国家较多地处于其它国家互动的最短路径上，对其它国家之间的互动起到促进作用，中国发挥的作用尤其突出。与此同时，剩余其它国家中介作用的发挥却极其微弱。阿曼、格鲁吉亚、克罗地亚、黎巴嫩、尼泊尔、乌克兰、文莱、新西兰、约旦、以色列和伊拉克中介中心性为0，表明虽然这些国家彼此之间或与其它国家之间有互动，但是并未在其它国家的互动中发挥中介作用。

最后，对整个网络的图密度进行分析，发现结果为0.2396，说明在该网络中各国联系并不紧密，各方面的沟通有待加强。沿线国家唯有结成紧密的网络，才能充分调动每一个行动者的优势资源，促进各方协调发展。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与分析

1.报道特征

在报道时间上，整体频次分布均匀，但2017年高峰论坛的举办，催发了相关主题的报道热情。在稿件来源上，大量原创和转载自中央媒体的稿件凸显了人民网报道的权威性，避免了偏向性，但也因此缺乏地方媒体和国外媒体视角，传播效果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在报道方式上，对图片的运用较为广泛，视角也极具多样，极大地丰富了报道内容。但以文字稿和图文稿为主的形式，仍局限于传统报道模式，缺乏可读性和互动性，尚未体现网络媒体的优势，创新性有所不足。在报道体裁上，消息的高比例表明，人民网“一带一路”的报道偏重信息告知，缺乏细节性描述，叙事结构呈现固定单一模式。在报道主题方面，政策主题领跑，资金主题遇冷，但“五通”的全面涵盖，表明在人民网报道中，“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呈现全方位格局。在信源分布上呈现出不均衡状态，偏重政界信源，民间声音未获重视。

2.报道重点

首先，报道高频词凸显了“一带一路”倡议在地域范围内的多元参与主体：政府、企业；全球、地区等。其次，“战略”“倡议”等高频词则体现了“一带一路”的系统规划性与目的友好性。再者，“合作”“共赢”等高频词则强调了倡议的实现方式与实现目标。最后，“问题”“机遇”等高频词则表明了倡议实现的过程，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在国家高频词分析上我们发现，中国被所有的报道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提及，这体现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主导作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由于地缘位置接近、外交关系友好等因素，与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合作更为频繁和突出，因此也得到更多的报道。然而包括黑山、阿塞拜疆在内的15个国家，虽然与中国也有合作项目，但却缺乏人民网关注。而美德英日法等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虽然不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但被报道的频次甚至超过了很多沿线国家，说明他们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国家间的互动关系

首先，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动网络中，各国联系并不紧密，各方面的沟通有待加强。其次，在网络结构中，国家之间的影响力差距较大：中国是核心行动者，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9个国家之间的互动较为频繁，与其它国家的互动也相对较多；以色列、阿尔巴尼亚等12个国家与其它国家交流少，在该网络中影响力小，处于网络的边缘位置，不能充分调动网络中的资源。通过分析节点的中介中心性发现，中国、哈萨克斯坦等国对其它国家之间的互动起到中介作用，中国发挥的作用尤其突出。与此同时，剩余其它国家中介作用的发挥极其微弱。阿曼、格鲁吉亚等国虽然彼此之间或与其它国家之间有互动，但是未能在其它国家的互动中发挥到促进的中介作用。

（二）讨论

有学者抓取了2013年9月以来谷歌收录的“一带一路”报道，发现2017年以来，“一带一路”话题热度显著增加，成为国际媒体上的“中国焦点”。但它更多地被呈现为一个经贸合作机会，而忽略了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等意涵（胡正荣，2017）。而本研究也发现，经贸合作类报道相对较多，“民心相通”主题类报道相对较少。

虽然人民网在报道来源、形式和体裁等方面可圈可点，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到国内外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度。因此，为提升报道质量和传播效果，有效履行媒体责任，本文认为，今后人民网报道“一带一路”时，可以保持稳定的报道频率，增强媒介议程设置的效果；在稿件来源上增加地方媒体和外国媒体的声音，避免“自说自话”的尴尬局面；在报道形式上整合多媒体资源，进行系统化创新，增强与受众的互动，提高新闻报道的可读性和传播效果；在报道主题上应当深耕人文，重视民心相通的价值，补齐短板，推动“一带一路”成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样板；在信源分布要注重均衡，重视民间信源的力量；最后就是要做好平衡报道，赋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较为均衡的媒介话语权。

由于对研究样本的严格界定和筛选，本文抽取到180篇新闻报道作为研究样本，在样本数量上可能存在不足。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适当放宽对样本的要求，扩大新闻样本数量，为研究结论提供更准确的证据，为相应问题提供更详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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