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媒体智库化的主要目标不是寻找新的营利模式，而是提升战略和政策研发能力、研究成果汇聚能力，探索中国特色新型媒体智库的建设规律。

　　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浪潮中，“媒体智库”是意外的收获。因为在原本的顶层设计中，并未预料到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会扮演如此关键的角色。以新华社《瞭望》杂志社、人民智库和光明日报《智库》版为代表的中央和主流媒体（党报党刊）都把智库概念作为发力的突破口，在媒体如何建设新型智库的理论探索和模式构建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也产生了一定的政策影响力和公众影响力。但是，媒体的智库化依然面临一系列需要认真研究与反思的认知和行动上的问题。

　　智库与媒体是共生共荣的现代公共机构

　　智库是从事战略研究和公共政策研究、咨询和传播的非营利性机构。引导舆论和塑造舆论是智库的基本功能之一。现代智库和现代媒体都是公共空间的建构者，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没有现代媒体就没有现代智库。

　　在美国智库体系中，智库直接影响行政决策的机会并不多，大部分智库还得利用主流媒体来影响舆论，从而影响决策系统。《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意见版和评论版中相当一部分文章来自智库的笔杆子，就体现了媒体和智库的共生现象。西方的主流媒体号称是“第四种权力”，虽然在互联网时代这种地位有所削弱，但是它们的政策影响力和公共影响力仍然不容小觑。这种影响力主要来自资深记者对公共议题的深入研究，从智库的视角看，这些资深记者就是非常专业的政策分析师。在减税、医保、控枪、移民、网络安全等主要公共议程上，美国的主流媒体都有一批能够强力发声的专业记者。因此，现代智库天然有媒体的基因，而现代媒体天然有智库的基因，彼此共生共荣。

　　我国主流媒体同样如此。作为党的喉舌，宣传是主流媒体的主要任务，但是，中央级主流媒体起初的架构设计就有信息搜集分析等情报功能和智库功能。比如，大部分中央主流媒体都设有内参室，其主要工作就是政策分析研究和上报研究成果，派驻地方的各级记者站也有搜集整理和向中央汇报地方社情民意的职责。主流媒体一般都是按照领域设立采编部门，各部门都有一批资深的记者和编辑，他们的分析和研究能力并不亚于一般的学者，对实践议题的把握甚至优于一般的智库学者。据观察，不少智库都聘请有媒体经历的资深记者从事智库的传播和内参工作。这正是智库对主流媒体专长的肯定。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激活了现代媒体的“智库基因”，媒体智库化是其内生和本质的职能，在新的政治、社会和技术环境下，激活媒体的智库基因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智库化成为主流媒体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

　　我国主流媒体的发展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是长期的，有的是当下的，有的是未来的。智库化是媒体应对经济、政治、技术等环境变化的重大选择。

　　第一，智库化丰富了媒体商业模式。虽然主流媒体主要承担着公共职能，但是也要接受市场的考验，以改善财务状况。智库化是媒体市场化的一条重要路径，这方面已有成功的先例。如英国《经济学人》创办的情报服务事业部，为企业提供研究咨询服务，成为媒体办智库的典范。1946年设立的经济学人情报研究部（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The EIU），如今已经是全球领先的商业情报机构，它的业务不仅仅局限于商业情报，权威产品还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人口统计学预测；国家和城市发展预测；基于事实的公共政策研究等。经济学人情报研究部有130名全职研究专家和经济学家，其中75%具有高级学位，分支机构遍布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使用25种工作语言。这对我国媒体界有一定启发意义。办一个市场化的营利性咨询类智库，盘活和变现媒体资源，这种商业模式到底是否有效，还需要实践来检验。

　　第二，新时代政策研究的多元供给体系逐渐形成，主流媒体为避免被边缘化必须办好智库。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体系日益开放、民主和科学，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改变了少数体制内政策研究机构主导决策咨询体系的局面。主流媒体政策议程的设置和政策解读的垄断地位也受到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主流媒体不参与智库建设，在政策生产供给中缺乏话语权，那么势必会被边缘化，成为单纯的内容消费方。为避免被边缘化，主流媒体办智库有助于打通政策过程的全产业链，在政策研究、咨询、评估、发布、传播各环节布局，形成价值共创的局面。

　　主流媒体的主流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目前党报党刊的影响力分化非常明显。主流媒体的权威性不光来自党和政府的赋权，更重要的是来自自身的能力和影响力，来自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深度报道、独家报道和精辟评论，来自对主流社会（决策者、产业界、知识界）观点和思维的塑造能力。2018年1月13日，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中国传媒数据中心、南京大学江苏省社会舆情分析与决策支持基地联合发布“MCI指数”，用以19项指标构成的综合评价体系来为中国各界媒体的融合传播效果排位。2017年第四季度，在参与评估的829家媒体中，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环球时报、新华通讯社、澎湃新闻位列前五。澎湃新闻的“问政”频道为智库搭建了一个成果发布的有效平台，不少智库纷纷入驻，扩大了澎湃的政策影响力。

　　第三，新技术条件下融合发展战略要求媒体智库化。21世纪以来，互联网与新媒体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颠覆了整个新闻业，有人甚至认为新闻这个行业已经终结。当然，事实并非如此悲观。融合发展成为新闻出版行业普遍的发展战略。媒体融合体现在技术融合和经营业务融合两个方面。技术的融合比较好理解，容易被接受。经营业务的融合要复杂和困难得多。媒体智库化被许多媒体看成是经营和业务融合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有助于业务的提档升级，有助于内容生产的精细化和精准化。

　　媒体智库化战略的实施路径

　　媒体智库化虽然已经成为主流媒体改革的重要战略选择，但是大部分媒体在战略落地过程中都发现，顶层设计容易，落地很难。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理念、模式、机制、运维和激励等多方面的问题。如果不能克服这些瓶颈，那么媒体智库化只能“永远在路上”，无法落地。

　　第一，深刻把握现代智库建设的规律是媒体智库化的逻辑起点。一方面，我们对海外现代智库发展的历史和规律了解还比较肤浅。比如，我们现在谈智库言必称美国智库，可是我们恰恰对美国智库的多元性缺乏认知。譬如，作为美国智库典型的兰德公司，本质上并非独立性的社会智库，而是服务于美国军方和政府的“联邦资助研发中心”，为美国战略科学及军事战役、后勤、行动和工程学评估服务。美国政府大量的决策咨询和评估服务是由“体制内”的研究咨询机构完成的，并非是华盛顿特区智库街的社会化智库所承担。

　　我国媒体智库显然不能以华盛顿的独立智库作为建设的“原型”。我国主流媒体受到党和政府的特殊政策扶持，并无生存之虞，智库化不应该只着眼于营利目的，党和政府注入的财政资金和赋予的市场优势地位都可以看成是党和政府对主流媒体服务的买断和先期支付，因此，主流媒体智库化的主要目标不是寻找到新的营利模式，而应该以提升主流媒体战略和政策研发能力、提升主流媒体战略和政策研究成果的汇聚能力、提升主流媒体战略和政策研究成果的传播能力等为主要目标，全面探索中国特色新型媒体智库的建设规律。

　　第二，创新主流媒体智库化的模式与机制。主流媒体智库化的模式应该多元化，要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文化传统形成独特的智库化模式和相应的运行机制。以新华社为例，原本的内参系统积淀深厚、运转良好，也有一大批善于写内参的资深记者，形成以内参生产、报送、传播为核心的智库化模式和相应的机制就体现了特色，也体现了创新。光明日报社的智库化则采取了另外一种路径。光明日报的理论文章在学术界影响力较大，在2014年12月25日由理论部主导创办了《智库》版，成立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光明日报社的智库化模式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开发自己的特色智库产品，和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联合研发了“中国智库索引”（CTTI），通过CTTI来源智库目录遴选，团结了广大智库，推动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共同体建设；二是利用光明日报社的品牌优势和渠道优势，和著名高校举办各式智库论坛，扩大在政策研究界的影响力。光明日报和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两届“中国智库治理论坛”，每届与会人数都在800人以上，该论坛已经成为我国智库界实际上的年度工作会议。光明日报和复旦大学联合举办的大学智库论坛、和武汉大学联合举办的珞珈智库论坛等都是品牌智库论坛。因此，光明日报社的智库化模式特色鲜明。

　　无论是新华社还是光明日报社，智库化本应该走得更远、成绩更大，但是因为大型事业单位的人事、财务和业务流程机制相对固化，严重制约媒体的智库化步伐，在人员聘任和项目管理中引进竞争机制困难重重，很多机会白白流失，这也是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第三，媒体智库化要平衡好知识产品与服务产品的关系。智库提供的产品主要是两类：一是知识产品，即研究成果，包括内参、研究报告、论文等，这些产品是可以计件的。但是如果一个智库的主要产品就是知识产品，那么这个智库和传统的政策研究机构并没有根本区别，很难说是一个现代智库；二是基于高深专业知识基础上的服务类产品，包括评估服务、规划服务、咨询服务、系统集成、数据调查、会议服务等。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智库为例，这个智库型全媒体，拥有三刊（《人民论坛》《学术前沿》《国家治理》）、三网（人民论坛网、学术前沿网、国家治理网）、一调查公司、一研究中心，是开展论坛会议、课题调研、视频演播、图书出版等多元业务的传媒企业。显然，在这种业务模式下，人民智库主要不生产知识，而是形成了以提供知识服务为主的智库业务模式。也许这种模式对人民智库来说是合适的，但是如果大多数媒体智库都以提供服务类产品为主，这实际上是把原来的展播、广告等业务部门翻牌成智库部门，也意味着智库化转型的失败。媒体智库化一定要形成规模适度的实体化的知识生产部门，这样才能形成一定的政策原创能力和评估调查咨询能力，这样的媒体智库化才是成功的。媒体智库如果不具备严肃的学术研究能力，很容易形成有“库”无“智”的局面，研究能力弱是大多数媒体智库的痼疾。2016年，兰德公司完成了490份研究报告，也发表了近500篇论文和专著，并没有排斥学术研究。媒体智库要平衡好知识产品生产和服务产品生产的关系。“学为智本”，形成规模适度的研究队伍非常重要。

　　第四，媒体智库化的关键是形成有效的评价激励机制。人是媒体智库化战略能否成功的关键。评价和激励机制是否合理有效是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键所在。主流媒体智库化最大的短板是人才，尤其是研究咨询类人才短缺。研究咨询人才是市场上稀缺的一类人才，优秀的政策分析师年薪动辄百万，主流媒体无法与证券和金融机构竞争，很难从高校中引进政策分析人才。因此，主流媒体智库化人才主要还得靠自己培养。

　　首先要改变评价激励机制，要根据智库的规律设计投入产出绩效导向和评价激励机制，让想干事的人和能干事的人在新的考核机制中脱颖而出；其次，一定要充分利用主流媒体的品牌优势和市场优势，建立自己的兼职专家队伍。若把兼职队伍的评价激励机制做好，兼职专家能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兼职专家评价激励机制的核心是承认专家的劳动——凡付出皆有收获；权利义务要明明白白，智库和兼职专家之间要形成法定的雇佣关系；主流媒体要真心诚意利用自己的平台宣传兼职专家，为其提供平台和服务，形成共赢的局面。

　　主流媒体的智库化战略是媒体改革发展一种重要的路径选择，有助于提升主流媒体的政策研究与传播能力，强化主流媒体的喉舌地位，强化主流媒体的情报职能和信息职能，提升主流媒体的业务层次和专业性，但是，主流媒体智库化战略能否产生实效，关键还得看改革的决心、对现代智库建设规律的把握和机制的变革。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副主任、首席专家；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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