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2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后，本报对会议精神和“2·19”讲话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报道。

1997年7月1日头版，本报用“香港，你早”欢迎游子回归。

1993年11月26日的通讯《“南东”告急！》引发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关系”的大讨论。

从1988年到2018年，30年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仿若沧海一粟，但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这30年的发展使诸多行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版、传媒、印刷等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见证了这不平凡的30年，30年中报道的镜头，记录下了时代的印记，也融入了我们作为瞭望者对于行业发展的关切。

如今，站在报社成立30年的时间节点，回首往昔，重温与祖国母亲共同经历的国家大事、与行业相伴而行的发展历程，其中的欢笑与泪水、执着与努力、惊喜与期待，都是报社历史上最动人的闪光点。

心怀天下——与时代同呼吸

30年间，我们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用行业报特有的视角为国家的发展做见证。

1990年，作为中国首次承办的国际综合运动会，北京亚运会吸引了关注的目光，当时还只有4个版的《新闻出版报》，持续关注着新闻媒体备战亚运会的情况。9月26日，本报记者报道新华社最先发出亚运会第一枚金牌消息的稿件——《新闻战中的第一枚金牌》获得了首届中国新闻奖。

2008年，中华民族举办奥运会的百年梦想终于实现。本报设置了“与奥运同行”特刊，从知识产权、新媒体技术、出版行销等角度谈奥运。新闻出版从业者服务奥运的忙碌身影、各国记者报道奥运的珍贵记录，在《中国新闻出版报》呈现出来，成为了国家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97年、1999年，“回归”是最为温暖的关键词。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日和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日当天，本报所有版面都以庆祝回归为主题，新闻界对回归之夜的报道、出版社加紧印刷新书的消息、北京印刷学院欢庆回归的活动、书画界人士用艺术作品表达喜悦之情……百年梦圆的日子，我们记录下了新闻出版界在这一历史时刻的忙碌身影。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2008年便是这样一个悲喜交加的年份。这一年，我国成功举办了期盼已久的奥运会，同样是在这一年，年初，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20个省（区、市）遭遇罕见冰雪灾害，道路、电力等设施受损严重。为了了解相关情况，已于2001年更名的《中国新闻出版报》，立即派记者深入受灾最为严重的市、县采访，3月3日，《大冰雪再铸新华精神》在头版头条发表之后，被《人民日报》、新华网等媒体和网站转载，大灾面前新华人保证“课前到书”的执着令人动容。5月12日，更大的考验毫无征兆地降临，汶川地震给千里之外的北京带来的不仅是明显的震感，还有对灾区人民的急切牵挂。在这种情形下，报社派出记者奔赴震区，《记者，抗灾一线的特种兵》《出版人，急送救灾精神良药》等报道，记录下了新闻出版工作者在大灾面前的扎实行动。

已于2015年更名的《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在2016年迎来了对传媒界有指导意义的重要会议——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的“2·19”讲话，为新闻舆论工作者提供灯塔般的指引。《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对新闻界人士进行了多角度、大范围、长时间的采访，用新闻报道、人物专访、学习笔谈等形式，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吃透、传远，充分展示了行业报在宣传贯彻党的大政方针方面的导向作用。

除此之外，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的全国两会、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场合都活跃着《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的身影。立足行业、心怀天下，我们跟随祖国母亲的脚步，迈出勇敢拥抱世界的步伐；我们坚持做行业的观察者，记录下国家进步中新闻出版广电从业者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30年间，我们的报名变了，呈现形式更加多彩了，但不变的是面对国家大事一如既往的关切，对行业发展忠实的观察与记录。

直面问题——做行业的“啄木鸟”

30年来，我们是站在行业船头的瞭望者，也是行业发展之林的“啄木鸟”，带着新闻人的责任感和勇气，用深入的调查报道直面问题、解答困惑、敲响警钟。

无论是新闻出版还是印刷业，纸张都是备受关注的生产原料，30年来，我们对“纸”这一话题的关注从未停歇。1988年，《新闻出版报》创刊第一年，纸价高涨、纸源稀缺成为了困扰新闻出版界的难题。在8月20日的报纸上，《“纸荒”采访录》的标题格外显眼。本报记者到出版社、造纸厂等单位采访，展示了课本印刷用纸告急、纸厂无奈原材料价格上涨、流通领域“纸倒爷”炒高纸价从中渔利等现象，并根据调查结果提出了放开书价、保障课本和重点书刊用纸等建议。1996年年底，纸张价格下跌，在12月23日的《新闻出版报》中，一篇名为《新闻纸此消彼长 潮涨潮落——新闻纸价格透视》的言论，提到了纸张价格大幅回落的市场情况，在感叹“市场就是这样变幻莫测”的同时，也提醒用纸单位理性面对价格波动。在此之后，关于纸张价格的关注一直没有停止，在2008年、2017年等纸价涨幅较大的年份，“纸张涨价”一直是我们追踪报道的话题。

调查、反思、询问，在市场化的进程中，我们也在跟随行业不断成长。

旗帜鲜明地反对不正之风，本报同样走在前列。从1993年7月12日开始，《新闻出版报》陆续刊发“有偿新闻困扰新闻界”系列报道，记者通过大量调查研究，结合中外经验，呈现了部分新闻从业者搞有偿新闻的现象以及这种做法造成的危害。

“防止不合格、盗版出版物进校园”是本报持续关注的另一话题。2013年寒假开学起，全国各地要为农村地区中小学一至九年级在校生免费提供《新华字典》，然而，云南省个别地方却因对招投标环节监管不力而发生了集中采购盗版《新华字典》的恶性事件。2013年4月9日，《中国新闻出版报》头版头条文章《彻查：盗版〈新华字典〉如何流入学生手中——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督办云南腾冲“3·24”临沧“3·28”侵犯著作权案纪实》，记录了历经8天最终将邮局采购与不法书商勾结的犯罪事实一一核实查清的过程。最终，云南腾冲县邮政局局长邵洪被处以撤职记大过行政处分；不法书商杨继泽等人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此案被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列为2013年度十大案件之一。

2014年4月17日，本报记者关注到了大学周边复印店擅自复印教材的现象，并采访了高校教师，明确了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应该予以制止。《高校复印店：教材“私人订制”该不该管》一文刊登后引起各出版社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起了执法部门的高度重视，后来，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专门开展了校园周边印刷复印店专项治理行动。

调查不是终点，解决问题才是目的。2000年1月19日至3月2日，本报推出“图书库存积压问题及对策”系列调查报道，记者用大量采访总结出了图书库存积压问题的五大原因。这组报道获得了第11届中国新闻奖。同年2月25日，本报与原新闻出版署出版物发行司联合在京召开“图书库存积压问题及对策”座谈会，探讨问题解决办法。

此外，《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就卡拉OK收费问题再起争议作出回应——维护制度才能双赢》《重拳整治“一号多报”非法出版》《一个农家书屋的“自述”：我要什么书，出版社你知道吗》等报道，都引起了较大反响，其他媒体纷纷转载、跟进，我们对行业话题深耕得来的专业视角，也得到了媒体同行的认可，最终吸引了更多人关注并解决问题。

关注改革——为发展鼓与呼

“常制不可以待变化，一涂不可以应万方。”自古以来，革新常常能够带来惊喜，但也总伴随着变化的迷茫与阵痛。作为行业报纸，我们为改革发展鼓与呼，同时也体察着变革大潮之中个体的心声。

1993年，在城市改造和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受“黄金地段要追求黄金效益”主张的影响，不少城市的新华书店被“请”出了繁华商业区。有“远东第一大书店”美称的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也面临消失的命运。11月26日，一篇题为《“南东”告急！》的通讯刊发在了《新闻出版报》。这篇报道提出了“‘远东第一大书店’行将消失，黄金路段难道只求‘黄金效益’”的发展理念问题，进而引发了有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关系的广泛讨论。编辑部向社会各界发出参与讨论的邀请，之后开展的17期“‘南东’告急引出的话题”专栏中，呈现了“发展市场经济也要发展文化事业”等观点。最终，这场讨论以南京东路新华书店被保留为结局，给当时面临同样命运的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树立了样板，使其最终得以保留。《“南东”告急！》一文也因此荣获第四届中国新闻奖。

我们关注国家政策对行业变化的推动，同时也浓墨重彩地介绍走在变革前列的业内翘楚们。

2003年6月，在中央确定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中，新闻出版单位占到总数的3/5，达21家。2006年3月28日，《中国新闻出版报》头版头条，一篇名为《春江水暖鸭先知》的长篇深度报道，带来了21家出版、发行、报业改革试点单位的发展报告。两年多时间过去，转企改制的试点单位，利润增加20%以上，收入增加15%以上。本报记者遍采这些单位，用掠影的方式，呈现了变化带来的勃勃生机。这些单位探索出的好经验、好做法，也成为之后业界学习借鉴的榜样。

作为行业报，本报关注政策对于行业的影响，同样也关注着政府自身的变化。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部长通道：从“拉着问”到“我要说”》一文，聚焦两会设置“部长通道”这一举措，以“部长通道”发生的变化，展现两会采访更加自信开放的新姿态。最终，这篇报道获得了第27届中国人大新闻奖。

追忆峥嵘岁月，回首改革发展之路。《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与行业牵手携行、共担风雨、同享荣光。回顾是为了更好地出发，惟愿这些对于往事的梳理，能够激励来者，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踵事而增华。（见习记者 隋明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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