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价值引领：民意表达、强化认同和舆论监督的媒介责任

作为真人秀的电视问政节目，通过戏剧性情境设置成为受众的“减压阀”和社会的“调和剂”，但电视问政的政治传播属性使其更多地担负着民意表达、强化认同和舆论监督的媒介责任，发挥政治价值、社会文化价值和传播价值的引领作用。

（一）政治价值：民意表达、民主监督的现实需要

“电视问政围绕具体的民生问题展开，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为政府科学决策、科学施政和自我调适、自我纠偏提供丰富的民意资源和民间智慧资源。”②电视问政节目通过播放暗访短片、拨打热线电话、微信微博互动等多媒体方式，在节目前汇集民意，节目中表达民意。为了使公民参政和民意表达更加理性化，节目中还会选取具有“意见领袖”特质的观众和学者嘉宾参与节目讨论，力图将各个利益群体的分散问题聚合在一起，发挥理性民意表达的“民间智库”作用。

随着节目实践的深入，电视问政在民意表达之余，还发挥着民主监督的职能。“真人秀”只是节目的“外壳”，节目的实质是促使曝光问题的切实解决。电视问政为官民搭建了有效的沟通平台，形成“问政——倒逼——反馈”的治庸问责机制。自2011年武汉《电视问政》节目播出至2016年《电视问政?期中考》，共问责982人，仅2016年“期中考”就有249人被问责。正是通过电视问政节目，使得权力真正能在阳光下运行，节目播出之后，政府治庸问责的力度和效率大大提高。

（二）社会文化价值：以人为本、强化认同感的有效载体

以人为本、人文关怀是电视问政真人秀节目的社会文化价值。电视问政节目每期话题都是与城市公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在帮助公众解决身边难题的同时，也给公众搭建了广泛参政的平台，引导其理性思考。同时，问政的民意代表来自各行业阶层，电视问政节目为他们提供了展示思考立场和价值观念的机会。电视问政关注人的遭遇、重视人的价值、尊重人的言论，具有丰富的社会人文内涵，能够促进整个城市和谐社会的建设。

文化认同是受众对电视问政节目所传递的价值观念的认同和守望，从而形成一种共识和凝聚力。一方面，电视问政以人为核心，展现贴近公众的真实社会生活，解决被曝光的民生问题，易引起公众的共鸣，加深其对政府理政、官民互动的理解。另一方面，电视问政作为时政类真人秀，给我国的舆论监督节目注入新的活力，打造出全新的治庸问责平台。目前，电视问政的节目形态在湖北、河南、浙江、江苏等多地相继出现，电视问政以理性的话语突破传统的阶层壁垒，完成对政治权力精英的祛魅，保障受众的主体地位，构建真正民主的公共空间。

（三）传播价值：议程互动、舆论监督的实现途径

电视问政的传播价值在于通过政策议程、媒介议程和公共议程的叠加互动，在媒体监督、行政督办和公民参与中影响政治活动。每期电视问政的曝光问题看起来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实际上却是关乎当下社会民生的热点、难点问题，这是政策议程。

电视问政通过暗访短片以及“发问”“被问”“代问”“助问”等问政环节，利用微信、微博、客户端、4G连线等新媒体技术加强场内外互动讨论，问政过程成为媒介议程的集中体现。武汉《电视问政》在2016年的“期中考”中设置了全媒体互动区，每场节目邀请6名中央、省、市媒体（含新媒体）记者进入全媒体互动区提供爆料，反馈信息，参与问政，增强节目的透明度、参与度和传播力度。新华网、凤凰网、中央电视台、新浪、搜狐等国内30多家媒体相继转载和点评，发挥了电视问政平台舆论监督的职能。

此外，作为问政主体的民意代表是从城市各个阶层和团体中挑选出来的具有“意见领袖”特质的个体，代表各阶层利益反映问题，参与地方治理，这是公众议程。政府在审慎选择、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适时向媒介公布政策议程，媒介在问政过程中为公众设置一定时期内集中讨论的议题。公众就媒介议程进行讨论，发表意见，其观点和看法又会通过媒介平台反馈给政府决策部门，从而影响政策制定和问题解决。在电视问政过程中，政策议程、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等三种议程联动，确保曝光问题能够得到监督和反馈，件件有回应，桩桩有落实。

三、实践反思：警惕沦为政治消费主义文化的载体

电视问政构建了一个理性对话、协商的公共平台，发挥着价值引领的积极效应。与此同时，作为一类真人秀节目，电视问政又要警惕沦为政治消费主义文化的载体。政治消费主义文化是指，“在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媒介的规训下，政治的严肃、理性让位于琐碎和感性，政治活动演变为一种视觉性的表演活动，以充分迎合大众视觉化、感性化的欲望。”③因此，要通过深挖问政的公共性、强调适度娱乐、建立常态化问政机制等方式，防范政治消费主义文化对电视问政价值的消解。

（一）不局限于批评曝光，深挖问政的公共性

批评曝光、治庸问责是电视问政保持政治严肃性和发挥价值引领作用的前提。然而，现场的批评曝光虽有视觉冲击力和快感，却不能止步于此。电视问政要“直指问题核心，并把公共问题置于社会转型进程，使背景历史化，追踪公共问题产生的根源与治本之道”④。因此，电视问政不仅要“问”、要“改”，更要“立”。电视问政不能只局限于一个问题的曝光，应由点及面，深挖问政的公共性。电视问政的最终目的是增强本地区政府的治理能力，促进公众问题的解决，推动地区的良性发展。电视问政，不仅要问民所需，更要问症之本。

（二）拒绝过度狂欢，强调适度娱乐

在政治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下，电视真人秀节目为了追求收视率，出现了低俗、媚俗的泛娱乐化倾向。而电视问政作为时政类真人秀节目，应按照电视节目的传播规律协调市场导向和政治导向之间的关系，警惕出现迎合受众反智主义的狂欢行为。

电视问政中，主持人巧妙运用语言艺术，通过反问、借喻、用典等修辞手法，如“大家今天不会都是挖坑合作者吧？”“这临时政策可真够‘临时’的”“您不会让我们千年等一回吧”等，达到既娱乐大众又向官员问责的效果。此外，节目中每一环节结束后都有民意代表对政府的工作满意度和官员的现场表现举牌表态，伴随着或欢乐、或怪诞的音乐声，举起“笑脸牌”或“哭脸牌”引来观众的掌声或嘘声。节目用看似“游戏化”的方式展现官员工作满意度这一严肃话题，既表达了民意，又舒缓了官员的紧张情绪。

纯粹的问政是严肃的行政过程，但作为真人秀的电视问政需要用戏剧性的问政环节来展现治庸问责这类政治话题，在愉悦观众的同时又能实现引导官民对话、促成问题解决的核心价值。适度的娱乐有利于降低公众参与政治的门槛，发挥电视问政的价值引领作用。

（三）避免“表演型政治”，建立常态化问政机制

电视问政在政治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下，往往会将严肃的政治话题变为放纵的情感宣泄，进而沦为“表演型政治”的载体。“表演型政治”包庇官员的不作为，剥夺公众的知情权，“是对公众理性的一种严重腐蚀，它使公众忽略了于己相关的具体问题和基本的政治诉求，而沦为围观的看客，理性、批判的公民被置换成消费的市民。”⑤

“表演型政治”在电视问政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问政官员在节目现场面对所曝光的问题时都会承诺“马上就办”，但这大多是一种应激性反应，而政策的落实和问题的有效解决通常需要一个过程，被曝光问题到底处理得如何，若没有持续追踪和常态化的运行机制很难得知。常态化的问政机制不仅仅指播出频率的提高，更是对政府工作的一种长效监督。它不仅能够避免官员进行政治“表演”，还能够引发公民理性思考、广泛参与和民主监督，更重要的是能够兑现官员“马上就办”的承诺，从根本上促成曝光问题的快速有效解决，取得治庸理政的效果。

目前，武汉、丽水等地进行了电视问政常态化、栏目化的尝试。武汉电视问政设立了“电视问政回头看”环节，通过短片或场外连线反馈以往节目中曝光问题的整治情况。但从播出效果看，虽然问政的频率上升，却仍有不少旧问题未彻底解决，治理工作不及时、不到位，离真正的常态化仍有差距。因此，建立电视问政的常态化机制，变被动监督为主动“打捞”民意，这是深化电视问政的重要方向。电视问政需要在挖掘公共性问题和强化公众认同感的过程中，搭建民意搜集渠道和官民对话平台，避免“官员秀”，真正发挥治庸问责的作用。

注释：

①顾亚奇.电视问政:中国式公共新闻的新探索——基于杭州台《我们圆桌会》的思考[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4(01):94-99+126.

②王宁.五个方面推动电视问政的价值实现[DB/OL].和讯,2013-05.27,http://opinion.hexun.com/2013-05-27/154525999.html.

③⑤葛明驷,何志武.电视问政十年:文化效应与反思[J].中州学刊,2015(03):168-171.

④张萍.比较视角下我国电视问政的发展[J].现代视听,2013(08):66-69.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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