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视问政作为一种特殊的真人秀节目，既能通过人物、环节和时空环境的戏剧情景设置来展现愉悦或冲突，又能通过问政理政来推动政府“善治”和市民公权力的实现，以平衡过度政治化或商业化的电视发展趋势。与此同时，电视问政的价值引领作用容易被大众消费主义消解，需要从深入挖掘选题、避免过分狂欢、常态化运行等方面进行反思，警惕沦为单纯的官员“秀”场。

关键词：电视问政；真人秀；传播价值；实践反思

电视问政是执政者借助电视媒体就涉及民生的公共事务接受公民监督、质询及评议性质的政治传播活动。从2005 年兰州市的《“一把手”上电视》到今天武汉的《电视问政》、杭州的《我们圆桌会》，电视问政已走过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作为一种特殊的电视文化现象，电视问政借助当下流行的真人秀节目形态，以“剧场”环境下政府的即时回应形式，实现作为“演员”的政府代表与作为“观众”的公众之间的对话与互动，推进公民政治文化的发展，重构当前泛娱乐化的电视文化生态。然而，围绕电视问政究竟是问政平台还是真人秀节目的争议持续不断。本文将从电视问政的真人秀节目形态切入，探讨电视问政按照电视传播规律来协调收视率导向和政治导向，发掘电视问政价值引领作用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一、真人秀定位：电视问政的情境设置

电视问政虽然是一场严肃的由“政府主导、媒体搭台、多方参与的公共新闻运动”①，但是从节目模式和呈现形式上来看，它又完全符合真人秀节目的要素安排。真人秀节目是指普通人在假定情境与虚构规则中真实生活的录制与播出，游戏规则、参与者之间建立的人物关系和参与者活动的环境构成真人秀节目的三个情境设置单元。电视问政的参与者由官员、媒体人、民众、学者嘉宾组成；在一个临时的空间中，他们围绕各种社会热点问题展开讨论与协商，目的在于推动政府的“善治”与公共利益的更好实现。因此，电视问政被称为是一种严肃的娱乐。基于电视问政的真人秀定位，其情境设置主要表现为：权力转换的人物关系设置、问政环节的戏剧元素设置和时空环境的延展性设置。

（一）权力转换的人物关系设置

参与者之间建立的人物关系是真人秀节目的核心。电视问政设定了被问者（地方官员）、问政者（民意代表）、代问者（主持人）、助问者（学者嘉宾）等几种特定的人物关系。作为一个由话题、不同角色的发言者、发言权的分配、会话的边界构成的结构性场域，电视问政的可看性取决于这些要素在场域中的优化设置与否。

在场域中考察人的行动的首要维度和最终目的都是资本，每类人物在进出场域时拥有的资本各不相同。在电视问政节目现场，赢得话语权的强弱意味着拥有资本的多寡。围绕“问政”，地方官员、民意代表、主持人和学者嘉宾等几类人物通过“发问”“被问”“代问”“助问”等争取各自的话语权。

被问者（地方官员）、问政者（民意代表）、代问者（主持人）、助问者（学者嘉宾）进入电视问政的场域之后，权力关系发生转换。地方官员从权力决策者转为被“问政”的对象，他们开始重视与公众的沟通和媒介素养的提升，只有在镜头前塑造良好的公众形象，才能取得公众的信任，他们本身所拥有的强政治权力在公众和镜头前被弱化。民意代表在节目中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则被尊重与放大，他们获得了参政议政的有效渠道，公共决策的实施主体逐渐转移到公众身上。主持人在节目中除了恪守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也可以适当表达自己的看法，甚至可以代民众向官员“问政”，带动现场节奏。点评嘉宾也不再是纯粹的专家学者，他们参与公共事物的讨论，并提出自己的见解，推动公共问题的解决。

（二）问政环节的戏剧元素设置

“真人秀”作为一场真实人物的生动表演，游戏规则是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电视问政真人秀节目中，游戏规则往往会带来戏剧性效果。就电视问政而言，通过问政暗访短片、对峙性追问等戏剧元素设置，使问政环节充满戏剧张力。

问政暗访短片是问政话题核心事实的集中展现，引领整场节目的话题走向。民意代表据此质问在场官员，主持人据此层层追问，在场官员据此做出应答，点评嘉宾据此精当分析。问政短片通常高度凝练、采访问题犀利，具有精、准、狠特点。若短片中曝光的情况与官员的回应大相径庭，就会产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戏剧性效果。

主持人的对峙性追问是强化问政效果的利器。主持人一句一问，节奏紧凑，从“是否承认问题存在”到“问题如何解决”，再到“问题何时解决”，最后到“能否保证根治问题”，步步为营、层层深入，主持人的追问与现场官员面红耳赤、冷汗直流的尴尬对比，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问政环节戏剧元素的设置，打破了节目规则的固有平衡，通过制造冲突与激变，迫使官员摘下“面具”接受问责与批评，促成曝光问题的有效解决，进而使问政者和被问者回归新的平衡。

（三）时空环境的延展性设置

环境是真人秀节目中人物关系和情节发生的特定时间和空间。电视问政真人秀节目打破了传统真人秀节目的时空限制，利用新媒体等技术让时间和空间得到延展，既为节目提供了更大的信息容量，也使电视问政从表层的“官员秀场”转变为治庸问责的有效平台。

以2016年武汉电视问政“期中考”为例，节目增设“我要上问政”环节。节目播出前向市民广泛征集问政问题，节目直播中在主会场外设立来自基层的“第二直播现场”，与主会场互动。直播现场也会4G连线前方记者，通过实地采访反馈曝光问题的处置进展。电视问政空间环境的延展，打破了市民问政问责的场地局限，提高了市民的参与度。除空间外，电视问政不再局限于每场一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作为节目重要组成部分的问政短片，早在节目播出前几个月就已经开始搜集、拍摄，而每场节目曝光的问题也会在下一场节目播出之前展示治庸问责进展。这样既可以在每场节目中留下“草蛇灰线”，吸引受众持续关注，又可以督促政府相关部门高效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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