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二、政务微平台运作机制研究

政务微平台内部的部门机制协同也是研究焦点之一。研究者提出网络治理机制的关键在于信任机制和协调机制的培育[4]；大多认同通过国家制度确保政务微博等平台的规范性、权威性，建立健全整体联动机制：加强政务平台系统内部的互动与协作；与政府部门的其他传播渠道如官方网站、传统媒体等进行有效互动，以最大限度发挥整合传播效果[5]；虽然与立法规制和政府监管相比，自律机制是一种成本较低、效果较好的有力工具。但在谣言监管方面，政府各监管部门应切实承担起明确的职责，形成监管合力[6]；

必须注意的是，实践中的多元定位往往使得我国政务平台“缺少一种基于系统化管理的整合传播的合力”[7]。相关研究也出现以下问题：

首先是视角单一。2013年以来，与微平台实践发展对应的是以公共管理学科为主体的学术研究的快速跟进。针对政务微博与政务微信有企业（如腾讯公司）、媒体机构（如人民网）、高校科研院所（如社科院、人民大学舆情所、中国传媒大学）等机构以沟通协作方式纷纷进行调研并发布相关报告和研究成果。其中“行政效能研究”成为主流研究视野。研究者强调从公共事务参与主体的角度（政府、社会组织、媒介、社区、公民等）通过互动、合作和协调，寻求共识合作，提升共同对公共服务进行管理的能力。但这类研究大多还是在从工作流的角度上探讨各级宣传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协同办公问题，讨论对技术平台如何进行功能扩展与优化，无法进一步在更深层次上阐释学理。

此外，具体研究中欠缺规范。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仍然从不同层面上较为随意地使用不同途径和研究方法，如市场满意度与政治功能的实现等术语往往是混用的。有研究者认为中国政务微博的管理风险主要来自于政府机构使用的政治语态与草根言论语境的强烈反差，更应当从政务微博的话语角度进行工作改进[8]；但也有从技术角度分析的研究者认为互动性、精准性、抗干扰性、亲密性等指标显著正向影响用户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9]。总体来说，微平台本身是管理者（政府）的政务职能延伸已经在公共管理视角下有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但微平台同时与被管理者（公民组织）共同承担社会治理的责任的问题，仍然缺乏相关研究。

三、政务微平台运作机制研究趋向与展望

上述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阐释社会治理中的“主体”问题，作为政治学中重要而又复杂的理论问题，相关基础理论视角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政务平台研究的深入进行。

2013年以来，更多的研究者试图避免深入探讨这类主体问题，研究成果重在描述并评估政务新媒体的现实效果。20世纪70年代发展至今的社会网络视角成为热门研究方法。运用这一方法的成果包括采用社会网络方法定义政务微博中各主体间的关系及其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如认为我国当前十大政务微博已经形成多结构洞、涉及面广泛的、稳定的社会网络体系结构[10]。运用结构同位理论、度中心性等关键概念来描述政务微平台内部的社会网络状况。

而在我国政务微平台的实践蓬勃兴起的同时，最为突出的运营管理问题，其实无法逃避对主体问题的讨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是实践的发展迫切需要从公共空间的有效性角度，探讨主体与社会主体的网络化互动，并对此作出理论阐释。

基于当下较多描述性分析，较少规定性研究的现状，通过有针对性的实际调研，聚焦各级政府政务微博与政务微信的运作机制，从协同视角进行探讨，丰富已有的关于政府传播的研究成果。从系统观点进行职能定位和功能整合，将会推动我国政务平台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7上半年人民日报政务指数微博影响力报告.

[2] 张宁.微传播,微关系:对广东省三个政务微博的考察[J].现代传播,2013(4).

[3] 肖文涛.社会治理创新:面临挑战与政策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07(10).

[4] 喻国明.大数据方法与新闻传播创新：从理论定义到操作方法[J].江淮论坛,2014(4).

[5] 刘锐,谢耘耕.中国政务微博运作现状、问题与对策[J].编辑之友,2012(7).

[6] 方兴东,石现升,张笑容.微信传播机制与治理问题研究[J].现代传播,2013(6).

[7] 喻国明.社会化媒体崛起背景下政府角色的转型及行动逻辑[J].新闻记者,2012(4).

[8] 瞿旭晟.政务微博的管理风险及运营策略[J].新闻大学,2011(2).

[9] 夏保国,常亚平.政务微信的沟通机制研究——基于技术接受模型的视角[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3).

[10] 杜洋沁,霍有光,锁志海.政务微博微观社会网络结构实证分析——基于结构洞理论视角[J].情报杂志,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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