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的电影春节档期中，根据“也门撤侨”真实事件改编的军事题材电影《红海行动》成为口碑与票房双丰收的大赢家［1］。它在国内外票务平台口碑评分排名居前：猫眼9.6分、淘票票9.3分、豆瓣8.5分、全球权威电影数据库IMDb 7.7分，超过同期档的《唐人街探案2》、《捉妖记2》、《西游记女儿国》。截至3月11日14时许，《红海行动》票房已突破33亿元，超越此前领先的《唐人街探案2》(票房32.57亿元)，成为2018春节档冠军［2］。

按照春节期间喜剧片最受欢迎的惯例，以及受众追捧大明星的心理，具有悲壮色彩、没有大明星主演的《红海行动》开始并不占优势，但就是这样一部开头并不被看好的电影，却一路逆袭，赢得了非常不错的口碑与票房。这靠的是什么？这靠的是《红海行动》多元化的叙事策略，下文将逐一分析其叙事策略。

一、微观叙事：以悲情叩动观众的心灵

如果说《红海行动》一开始就宣扬中国如何强大，观众肯定不会买它的账，更不会带动自己的亲友去观看。其成功之处在于它采用了微观叙事，以悲情叩动了观众的心灵，激起了观众心底或悲愤、或认同的情感共鸣。

微观叙事首先体现在对于亲情的刻画上。《红海行动》并没有让他们表明自己觉悟很高而反恐，也没有让他们高喊爱国口号而反恐，而是把他们置身于自己家人、朋友遭受恐怖分子的杀害或遭到威胁的困境中，让他们在悲恨的境遇中自然而然地选择反恐。如战地记者夏楠为何要将反恐进行到底？其原因就是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惨遭恐怖分子杀害，她要复仇，影片通过夏楠之口让观众明白了她反恐的原因，而这种原因比一开始就基于爱国而反恐，更能叩动观众心底的情感神经，更能让观众体验到真实，更能激起观众的心理认同。关于亲情的刻画，影片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恐怖分子以杀死小孩为要胁，威逼平民去做“人肉炸弹”的情景。是选择不做“人肉炸弹”而让孩子死在恐怖分子的屠刀下，还是选择自己当“人肉炸弹”炸死无辜的人而让孩子保全性命？这是两难困境，看到这里时，观众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移居”到剧中平民身上，将自己小孩“移居”到影片中的小孩身上，通过“移居”，将自己置于两难境地，从而对恐怖分子产生愤恨。

微观叙事还体现在对于友情的刻画上。当战地记者夏楠得知助手被杀后，她的情绪从悲伤、绝望、狂怒到最后转为无力、不知所措，她忍不住痛哭，将拳头砸向墙壁，承认自己“谁也救不了”，那种对命运无法改变的无可奈何震撼人心。此外，还有机枪手“石头”张天德与佟莉互相赠糖的场景。先是佟莉小腿受伤，“石头”与她并肩趴在地上持枪警戒，“石头”问她疼不疼，并递给她一颗糖，说吃糖就不会痛了。后来，当“石头”受重伤时，佟莉想将他给的糖剥开给他吃，结果因心急而拆不开糖，因拆不开而更焦急，最后终于将糖塞进他口中：“吃糖，吃糖不疼。”“吃糖不疼，我们回家了。”……这些细节从个体情感入手，用深描的笔法反应人的真情实感，直接触动观众心中的痛点，激活了观众对于影片人物的亲近感，也扩大了对整部影片的好感。

综上所述，微观叙事以影片中人物的悲苦遭遇来说明反恐的必然性，而不是大叫空洞的爱国口号。如此发自内心的反恐虽说开头并不显得怎么高尚，但在反恐胜利的结果上却都又体现了爱国，如此才能打动观众。

二、中观叙事：运用“反迷思”创新，吸引最广大的观众

“迷思”是一种“文化思考事物的方式，一种概念化事物，理解事物的方式”［3］。 文化中总是包含主宰迷思和反迷思。如英国警察就有下列几种传统迷思：友善、安全、坚固、不具攻击性，不带配枪等。《红海行动》最亮眼的地方在于，它运用“反迷思”来消解“迷思”，从而在观众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能吸引那些看似不被吸引的潜在观众。其运用“反迷思”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弱化性别，突出职业属性

照中国传统迷思来看，女性往往应该是照顾父母、相夫教子的，是应该远离战场的，即使是在战场上，也应该是受保护的对象。因而，一般的影视作品也顺应了这种迷思，影片中的女性往往被建构成弱者，被保护的对象，是“英雄”的陪衬。而在《红海行动》中，导演运用了“反迷思”，让两名女性角色不再是男人的陪衬，不再是花瓶摆设，不再需要男人的保护，而是在整部电影中都发挥了与男性同等重要的作用。

在这群男性中间，无论是英姿飒爽的机枪手佟莉，还是战地记者夏楠，她们都是真正独立而活出自我价值的女性。她们巾帼不让须眉，一个是在战场上风里来雨里去的女英雄，一个是有自己的职业信仰与人生目标，不畏生死敢于用自己交换人质的勇者。两个人的存在，甚至比影片中的一些男性更饱满而生动［4］。

导演运用弱化性别，突出职业属性的方法成功地对她们进行了“反迷思”的建构。

作为战地调查记者的夏楠，她除了因家庭不幸而反恐外，她还因自己是战地记者的身份而反恐。她不惧死亡地调查真相、说服蛟龙突击队员们营救他国人质、坚持要求追踪“黄饼”和项链。她不仅会急救知识，还会开枪扫射，在逃跑过程中还不忘职业使命，撕下有关“黄饼”信息的便利贴。关键时刻，她更是为了保证队伍火力，自愿代替佟莉去替换人质，显得干练、勇敢。得知助手被杀害的消息，她也没有完全崩溃，而是咬着牙决心跟恐怖分子干到底。她展现了一个战地调查记者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作为蛟龙突击队核心成员的机枪手佟莉，她在全片每一场战斗中都没有缺席，其重要性不言自明。而且，佟莉在小队中所担任的是火力支援的位置，基本都是手持具有压制火力的机枪参加战斗，对抗过程中的一次次行动都在告诉观众她在团队中的重要性［5］。

导演刻意弱化性别，不再强调男兵女兵，战场上他们只有职业身份和职业精神。影片中为了职业精神而勇于拼搏奋斗的女性，令影片外的女性观众扬眉吐气，并由衷产生一种价值实现的自豪感。“男女平等”叫了许多年，但《红海行动》令其真正做到了形式和意义上的“平等”，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中国电影少有的闪光点，值得为之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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