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境下80年代大陆恐怖片的创作机遇研究

薄晓研

2019年01月15日10:14  来源:今传媒
 

一、引言

改革开放之后国内电影创作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三代电影人在电影界争相绽放光彩,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电影人更是将中国电影带出了国门,并且引发一番研究中国电影新浪潮的热潮。可是这些优秀的反思型电影在艺术上开花的同时,却并没有在电影市场成功,虽然票房不是判断一部电影质量的标准,但这反映出的是改革开放之后国产电影创作的整体问题:即电影无法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处在新时期的观众对这些高雅且“枯燥”的电影感到乏味,他们寻求的是具有娱乐性的电影,但是因时代所限当时的导演和学术界都不敢轻易尝试。在中国电影市场遭遇难以为继的危机时,以学术界为代表的舆论正视并且承认了娱乐与商业在电影中的重要作用,娱乐片才得以焕发生机,中国电影市场也从此具备旺盛生命力。

恐怖片在国内是一个备受创作和研究忽视的类型片,但是它又具有长久的源头,改革开放带给恐怖片一个创作机遇,但它依旧无法逃脱被限制表达、被压抑的历史命运。

二、电影创作最繁荣的80年代

1979年是中国电影开始创新的一年。这一年有《小花》《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等横空问世,这些电影在形式上大胆突破,在内容上带有深刻反思,以全新的艺术风貌出现。1980年至1984年期间第三代和第四代导演交织发力创作出众多优秀的艺术电影。1984年以张军钊为代表的第五代电影人登上历史舞台。随之开启了“探索片”时代,并且引起国内外一片哗然,中国电影伴随着改革开放走向了世界舞台。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中国电影人创作的大量反思电影,在走向世界的同时也慢慢远离了普罗大众,阳春白雪的电影看多了观众难免会厌倦,于是充满“怪力乱神”元素的武侠片、惊悚片和恐怖片开始出现在改革开放初期。

这些电影成为当时最新奇和最“低俗”的代表,普通观众对这类影片充满好奇心,可是这些电影类型也成为批评界的靶子。以至于拍这类电影的导演畏手畏脚而不敢创作,例如1980年上映的《神秘的大佛》的导演张华勋就受到当时学术界的严厉指责,这部电影当中“打打杀杀”的气质跟80年代初期的电影创作的形态不相吻合,更何况电影中还出现了少林寺方丈被挖去眼珠的镜头,这在当时可是十分前卫的创作手法。“影片在还未公映时就有声音批评这部影片是“艺术上的堕落”,甚至有点要“上纲上线”的意思,我当时感觉压力简直太大了,甚至觉得透不过气来。”[1]武侠片在80年代初期的遭遇十分不乐观,而恐怖片的创作当然也困难重重,网上可以查询到的80年代带有恐怖片标签的电影中,从1980年到1984年仅有两部,1981年上映的《潜影》讲述在现代社会中男主角借助科学手段研究“鬼影”的故事,而1983年上映的《精变》讲述两位善良的女鬼与一位书生的恩怨纠葛。这两部电影内容的时代不同,因此影片讲述“鬼神”的手法也完全不一样,古时社会中总少不了书生与女鬼之间的志怪小说,而以现代社会为背景的恐怖片不允许存在这样的迷信之说。

从1980到1984年之间恐怖片的创作数量屈指可数,这就说明恐怖片这一类型在当时还不能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类型或者说还没有被允许大量创作。80年代电影创作虽然繁荣,却是一方繁华一方凋零。

三、恐怖片的创作机遇与电影市场的来临

改革开放初期恐怖片创作上的困难,一是因为商业化的电影市场尚未形成,二是因为批评界的不认可。恐怖片这一类型电影具有浓重的先天娱乐性色彩,它主要利用惊险和刺激的视听语言去刺激观影者的生理以及心理反应,这是电影与观影者之间的一场冒险游戏,当改革开放初期的电影创作还不能形成电影的娱乐属性时,恐怖片的发展便举步维艰,更何况当时的学术观点还普遍停留在电影不能具备娱乐属性这一层面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批评界对电影的认识开始多元化,电影不单单是教育民众的工具慢慢成为大家的共识。这一共识主要来源于80年代中后期大家对电影市场反思以及对于电影娱乐性的大讨论。

(一)80年代中后期电影市场的倒退

改革开放后的电影市场已经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80年代初期随着“十七年”老电影的开禁复映,全国观众的观影人次一度达到293亿人次,但是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内电影市场持续低迷,原因主要在于国产电影缺乏娱乐性。”[2]大量优秀的艺术片、探索片并不能创造高票房,为了拯救电影市场,吸引观众,“各电影制片厂都把娱乐片当做提高电影票房的法宝。各厂生产计划中百分之七十以上都在生产娱乐片,而且直接影响到中国电影的质量和上座率,形成中国电影的主要景观。”[3]

电影观众对待高雅电影的冷淡心态,直接形成了以电影市场倒逼创作改观的现象,批评界意识到不能一味将电影作为一种传输价值观的工具,电影观众已经具备了自己的观影需求和癖好,观众的观影心理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可是到底什么样的电影才能拯救频频倒闭的电影工厂呢?“把‘娱乐片’或类型片当做拯救中国电影票房的灵丹妙药,使得1985年至1989年间的中国电影创作在对待“娱乐片”或类型片的态度上明显的急功近利。”[4]由此带来在创作上良莠不齐的现象,也引发了学者对于电影娱乐性的反思。

(责编:宋心蕊、赵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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