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国地市党报纷纷实施媒体融合发展战略，在探索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重大差错频现、报纸质量下滑、采编骨干流失等问题也不时出现，折射出地市党报采编队伍职业定力的下降。职业定力决定媒体融合成败，必须把保持职业定力作为推进地市党报媒体融合发展的前提。

　　地市党报 媒体融合 职业定力

　　当下，地市党报在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的探索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也伴生了一系列问题，其中大多数都与职业定力下降有关。在媒体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地市党报能否保持采编队伍的职业定力，不仅直接决定着报纸的质量，而且决定着媒体融合的成败。下文将从现象、成因、对策三个维度对地市党报职业定力的下降问题进行分析，并尝试提出解决方法。

　　正在下降的职业定力

　　近年来，地市党报屡屡出现重大差错，写错中外领导人姓名者有之，写错常见部门名称者有之，产生其他离奇事实差错者亦有之。几起重大差错经互联网“发酵”，最终都成为舆论焦点，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不管铅排时代还是电脑排版时代，差错始终是报纸不可回避的一部分，但重大差错屡发，一些报纸技术性差错“超标”，可见偶然中有必然。偶然性因素是具体采编人员疏忽大意，必然性因素则是采编队伍职业定力整体下降。在具体采编业务中，职业定力下降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采写环节避“重”就“轻”。在采访中，一些记者觉得远途采访、基层采访耗时费力，设法回避；重要政务活动、重大主题报道压力太大，“敬而远之”。反之，对材料充足、“工分”较高的专题采访趋之若鹜，对采访便利、耗时较少的一般性会议、活动则倍感“亲切”。在稿件撰写中，一些记者对创新创优、创作精品、打造风格兴趣不大，对标题制作、结构布局、文字表述等用力不足，往往满足于不被毙稿。

　　二是编校环节避“严”就“松”。一些报社“三审三校”制度尚不健全，没有专业校对人员，编校流程也有避繁就简的现象。一些编辑对版面、稿件中的问题没有仔细推敲，对模棱两可的表述、字句、标点往往予以“放行”。更有甚者，出于版面“安全”的考虑，一些优秀的稿件因为标题、表述等问题被“安全处理”，导致失去原有风格。

　　三是栏目设置避“深”就“浅”。除了上级布置的重点栏目、年度创优的重点栏目外，在自选栏目设置上，一些报纸往往着眼于方便操作、方便创收，而对栏目、选题本身的价值评估较少，存在避“深”就“浅”的现象。在一些报社，报纸栏目呈现出重城市轻村镇、重人物轻事件、重部门轻全域的特点。与乡村有关的专栏较少，选题体现一定问题意识、具有全域价值的专栏较少，即使有一些“面上”的专栏，也往往变成了部门工作展示。

　　上述三方面问题，绝非对一些报纸以及记者、编辑的道德批评，而是笔者力求客观指出的一种现象或趋势。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一定程度认可的话，那么问题所折射出的职业定力下降的境况也应成为一定程度的共识。

　　事实上，与报纸差错成为“议题”相呼应的，是地市党报人才流失的“议题”。近年来，一些地市党报名记者、名编辑甚至总编辑、副总编辑，屡屡爆出转投他业的新闻，并不断引发舆论对报业的“唱衰”。这或许更加直接地证明，正在失去的职业定力绝非个人臆想，而是活生生的事实。这一事实，恰是地市党报（及其所在报社、报业集团）展开媒体融合实践的前语境。

　　媒体与个体的生存之困

　　早有业内人士指出，报纸差错除了和具体当事人有关之外，也和当前的报业大环境有一定的关联。所谓报业大环境，主要是指在新媒体冲击下，传统报业营收能力下降，且面临生存发展的压力。

　　在笔者看来，纸媒生存之困正切实地给地市党报的采编队伍带来起码三个方面的个人之困：

　　一是生存之困。当记者、编辑的收入越来越难以维持体面的生活，与同级机关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现出比较劣势时，生存之困便随之而来。不幸的是，随着地市党报所在报社、集团的广告收入逐年下滑，地市党报采编人员越来越难以维系体面的收入，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实质性收入下降。即使有的地方记者编辑保持了一定的收入增长，但面对越来越复杂的报业竞争环境，这种增长的可持续性也要打一个问号。在机关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按部就班增资调薪的背景下，记者编辑的收入下降显得更加刺眼。

　　二是价值之困。地市党报的记者编辑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具备较高综合素养的人，如今，在行业生存困境面前，却面临价值之困。随着收入下滑，一些报纸队伍人数控制、绩效总额控制、采访成本控制等一系列举措陆续出台。每一位总编辑都希望自己的报纸能够提供最好的版面和内容，但在收入下滑的硬约束下，这样的希望很容易成为奢望，而记者凭借职业敏感捕捉到的选题，也很可能因为采访成本较高、比较收益较低而被迫放弃。再加上报纸的阅读量逐年下滑，记者编辑对报纸本身的价值越来越产生疑虑。“写谁谁看，谁写谁看”的笑谈，毋宁说是对报纸边际价值降低的苦涩认知。试想，当记者费心打磨、编辑费心编辑的一篇稿件，最后的读者仅有区区数人或数十、数百人，这样的结局是不是令人沮丧？

　　三是预期之困。收入之困、价值之困，必然带来预期之困。如果政策、市场能够让人相信，地市报社的收入下滑是短期现象，未来还有翻盘的机会；如果地市党报的传播力、阅读量让人相信，写好稿编好稿是有价值的，记者编辑还有实现价值的空间。但在政策滞后、市场凶险、新媒体强势攻城略地的境遇中，地市党报采编队伍对报纸的未来并没有良好的预期。

　　当三重困境压诸记者编辑头顶，职业定力的松动乃至丧失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报纸重大差错屡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地市党报推进媒体融合的集体实践中，直面纸媒生存之困及其带来的个人三重困境，不仅事关采编队伍的稳定与发展，而且事关媒体融合的成败。我们难以想象，媒体融合大业的成功依靠处境困难、人心不稳的队伍能够实现。因此，可以说，职业定力决定媒体融合成败，而如何应对地市党报及其记者、编辑的生存之困，着力打造具有相当职业定力的采编队伍，正是推进媒体融合必须解决的前置性问题。

　　努力创造稳定的职业预期

　　在纸媒生存之困这一境遇中，只要有一定的能力、优势，相信每个人都会拥抱朝阳产业，谋求更高收入，实现更大价值，把握更好预期。仔细分析“出走”媒体人的选择，我们会发现，最关键的是职业预期。对地市党报来说，推进媒体融合也应把创造稳定的职业预期作为重中之重。

　　对绝大多数地市党报记者编辑来说，选择这一职业时，基本就做好了放弃“大富大贵”的准备。因此，并不需要（也基本不可能）为记者编辑提供实现创富神话的机会，只需要一个稳定的职业预期，就基本可以为报纸出版、媒体融合奠定良好基础。而稳定的职业预期，意味着只要认真工作，就能实现一定程度的人生价值，保障一家人稳定而体面的生活。

　　对地市党报来说，创造稳定的职业预期既有有利条件，更有不少困难。有利条件起码包括三个方面：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被摆上了新的高度，地市党报或将面临若干政策利好；媒体融合将增加新闻报道的传播渠道，有利于记者编辑实现工作价值；记者编辑工作的自由度，是许多从业者最不舍的，只要媒体融合保持去行政化的原则，这种自由度仍将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相比之下，困难更多，也更需要广泛借力各方资源力量，打出一套稳定职业预期的组合拳：

　　一是体制保障。在同一单位内，人员身份性质的多样性必然影响到不同人群的工作积极性。现在地市党报多采取“事业+企业”模式运作，老人员老身份、新人员新身份，新人员的身份又多为人事代理、劳务派遣、公司聘用等，总之属于编外用工。编外用工最大的问题正是影响预期。在目前人事制度下，编外用工意味着随时可能被裁员，意味着失去关键的晋升通道，意味着无法享有行政、事业人员的保障水平。特别需要指出的，新人员大多具有本科乃至研究生学历，以学历、能力论，理应跟行政、事业单位的同龄人一样，获得应有的工作稳定性、晋升通道和社会保障。但目前的体制恰恰让年轻的记者编辑们看不到希望。因此，建议有关方面统筹考虑这一现实问题，从体制上解决记者编辑的身份性质问题，实现“体制留人”“编制留人”。需要补充的是，在风险社会中，稳定就像一颗钻石，会散发出更加夺目的光芒，而体制保障恰恰是记者编辑最好的稳定剂。

　　二是投入保障。当前地市党报生存困难是不争的事实，媒体融合投入巨大同样是实情，但任何投资的收效都比不过对人的投资，特别是在媒体融合的境遇中，增加对记者编辑的投入更显重要。媒体融合是地市党报“脱困”的新探索，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变数。如果不能维持采编队伍的稳定预期，导致职业定力进一步失去，那么很可能成为报纸差错、骨干流失、事业滑坡的又一助推剂。因此，越是推进媒体融合，越要加强采编队伍的投入保障。保障起码应体现在两个板块：一是保障人员收入不减，确保记者编辑收入的稳定性；二是保障采编业务开展，确保记者编辑能够专注于采访编辑，而不是为采访成本、绩效任务等问题而分心、纠结。

　　三是制度保障。不管是体制保障还是投入保障，绝不是说要把记者编辑“养起来”，而仅仅是提供合理的收入、工作、发展保障。在报纸出版、媒体融合的具体运作中，仍需建立、完善相关制度，保持对采编队伍的制度约束。尤其是记者编辑正面临从纸媒向全媒的“多栖生存”，更需要用制度去引导、约束，进而保障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其中，我们不仅要注重对新技术运用的考核、约束，更要注重对内容的把控。不同的媒体形态有不同的特点要求，但地市党报原有的内容优势不能丢。因此，要从选题策划、流程管理、质量激励、差错惩处等多个角度入手，完善采编制度体系，形成制度刚性约束，让记者编辑“心神更定”，更加专注投入地开展业务。

　　厚植体制、投入、制度保障绝非易事，而是一项牵涉各方、复杂具体的工程。对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职业定力决定媒体融合成败，没有一系列有力的保障，就没有地市党报采编队伍的职业定力，更不会有顺利成功的媒体融合实践，甚至地市党报原有的优势和品质也会因此被“拔根”。届时，再谈聚心聚智聚力，再谈保持职业定力、推进媒体融合，恐怕为时已晚。

　　（作者系淮海商报社总编辑、淮安日报社政文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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