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申报》的新闻人才观念

虽然从1872年到1911年，《申报》归外国人所有，但是《申报》的编辑大权紧紧的掌握在蒋芷湘和钱昕伯等人手中，从未旁落。因此《申报》在新闻人才的选拨方面深深打着中国传统文人的烙印。例如《延请访事人》中就对新闻记者明确的提出了两个要求，其一是“探事则原原本本”，其二是“吐辞则洒洒样样，巨细皆书”。 [15]又如《觅请报事人》就直白写道“慧业文人或当不吝珠玉” [16]。这些足以说明当时《申报》的采编主体依旧是中国的典型文人。

《申报》的报人对其自身的地位非常重视，《英国新报之盛行》表面上看是对英国《泰晤士报》的一则简介，事实上文章的叙事话语饱含着近代报人对自己社会地位提高的一种期待。文中最后说道：

总主笔虽无职位于朝而名贵一时，王公大人皆与之交欢，恐后常人之踵门求见者，罕观其面。是以人皆愿为是馆之总主笔，而不愿为英国之宰臣。宰臣之所操者，朝权也；而总主之所持者，清议也。清议之足以维持国，是故泰西诸国皆奉以为矜式[17]。

近代中国报人的这一种期待折射的正是中国近代文人的心态结构，而这一心态结构也造成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与同时期的西方新闻事业呈现出不一样的景象。关于此问题，后面将会给予论证。

（四）《申报》的新闻报道观念

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是新闻的生命，无论任何媒体报道新闻都必须尊重事实。《申报》同样也强调新闻真实性原则，在《访请报事人》中就要求新闻采访者需要做到“事事确实，语语详明，足以广人闻见”[18]。真实性原则在《申报》其他新闻学专文中也多有提及，在此不作赘述。《申报》也零散的提及了新闻报道要秉持时新性和浅白易读性[19]。

不同于近代西方的新闻报道对评论的漠视，《申报》对评论相当重视，并且在报道形式上也将评论置于报纸头版。报纸观念的征伐必然损害新闻的客观性，为此《申报》也提出了评论的写作原则，既“博论重要事务”和“自创正经之论”[20]。然而该原则不仅含糊不清，并且在实际操作中根本无法施行，随之也就成为一纸空论。

三、中国文人与近代报业

19世纪上半叶，大众化报刊已经在英国和美国兴起。在当时西方社会，报纸既可作为人们获知必要信息的渠道，也可以作为日常生活的消遣读物。人们固然可知报纸的大众化必然不是自下而上的建立反馈渠道，廉价报刊的目的因绝不是为社会管理者提供大众生活图景以供决策。不仅廉价报刊，单就《泰晤士报》而言，其服务指向也是社会公众。反观近代中国新闻观念，报人所持的新闻功能观念则是新闻纸可以自下而上的建立信息反馈系统，其目标指向是为社会管理者提供信息，这信息既包括民生疾苦，也包括他国资讯。随着原有上海经济结构的被打破，新闻的本体功能才日渐被意识到。

《申报》虽然始终致力于新闻报道的浅白易读，但是没有消除中国“士”阶层与“民”阶层的壁垒，文言文成为重要的屏障。《申报》为此做过努力，例如《民报》的创刊。但是《申报》的“开启民智，普及文化”的新闻功能观不自觉的为“士”与“民”树立起心理屏障。

中国研究舆论的最早专著是林语堂先生所著的《中国新闻舆论史》，在这本著作中，报刊的历史与舆论纠葛在一起。《申报》的新闻舆论观与《中国新闻舆论史》一样，没有厘清舆论和新闻的关系以及二者的作用。《申报》对舆论的论述也只是当其附着在新闻功能加以阐释，因此形成了报纸向社会管理者反映民意，社会管理者据此实施政策的认识。《申报》新闻舆论观的贡献在于论证了民意空间留存的合理性，但也忽视了新闻、报纸和舆论三者联系和区别。与西方概念先行不同，近代中国传统文人秉承“格物致知”，因此不善于用逻辑和范畴分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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