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的真相构建与公众参与【2】
4.动态的新闻真实合议
以往观点认为,社交媒体的发展壮大意味着“真相界定者”的消亡,公众可以任意地编造符合他们内心期许的“现实”[15]。信息繁荣造成肤浅思考的行为模式,致使公众易被情绪左右,自媒体呈现出舆论狂欢的无序状态[16,17]。“后真相时代”成为对当下媒体环境的基本表述[18]。这种基于媒体的视角的公众无力观,无异于互联网时代对于“魔弹论”的包装再利用,将公众置于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客观属性的对立面,实际否认了公众在新闻求真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仍然将媒体视为唯一的真相探寻者,无疑在当下的传播环境中缺乏解释力。
“人人皆可成为记者”的媒介技术演进使得以往的新闻生产与接收的界限变得愈发模糊,公众不断深化的媒介参与要求构建一种由传媒机构和普通大众共同参与的动态的新闻求真机制。构建新的新闻求真标准需要新闻多方参与者的互动交流,因而,新闻的求真过程体现为一种多角度的、动态的“对话之真”,要求最大程度地体现新闻真实的客观与全面[2]。比尔·科瓦齐与汤姆·罗森斯蒂尔在《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19]一书中,提出“怀疑性认知方式”的六步原则,即:第一,接触到的内容是什么;第二,信息是否完整,如果不完整,缺失什么;第三,信源是谁/什么,为何相信他;第四,证据是什么并且是怎样核实的;第五,其他可能性解释或理解是什么;第六,我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吗?六步原则旨在引导公众对于新闻事实的本能怀疑转化为一种理性的思索,对于新闻所呈现的事实“批判性地认识”,从而破除“后真相时代”所体现出的情感高于事实的假象。
在新修订的《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20]中,比尔·科瓦齐与汤姆·罗森斯蒂尔重申了互联网时代下公民的新角色。书中强调新闻事实查验的“透明性原则”,在确保新闻生产“公开的透明性”的同时,提出作为普通公众的“参与的透明性”,邀请公众共同参与新闻真实的建构过程。新闻求真过程中的公众参与能够弥补单一媒体视角的缺陷,促使“新闻呈现”向“事实呈现”转换,进而在多维度上使公众理性得以彰显[21]。新闻公众合议的求真过程在时间上表现为持续性,在空间上具有广泛性,满足了信息繁荣的互联网时代瞬息万变的新闻真实需要。同时,将公众纳入新闻求真过程,能更加有效地反驳传统媒体时代“公众无序”的论断,破除“后真相时代”并无真相的迷思,构建新的、具有更高可信度的传播格局。
5.结语
尽管“后真相时代”的表述认为自媒体时代真理的标准正在下降,但事实上后真相混乱的表象反映了对于新闻求真的更高要求,寻求真相的呼声空前高涨[18]。“后真相时代”并非意味着虚假新闻和主观原则的胜利。媒体无需质疑真相时代的终结,而是需要对新闻求真原则加以重新思考。“后真相时代”对于新闻求真的挑战不仅针对媒体,而且对于互联网时代愈发深入参与新闻真实构建的公众提出要求。作为专业媒体,需要不断提高自身专业水平与能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界信息需要。同时,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公众参与真相建构过程,承认媒体作为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的认知局限,将媒体职能由单一的告知者向公众话题的引导者转化[2]。另一方面,普通公众需要不断提高理性思维能力,积极参与真相的构建过程。
尽管后现代主义哀叹真相的终结,但我们仍然需要真相,人类求真的本能从未停歇[22]。“后真相时代”所要寻求的是一条动态的、具有多元主体的求真之路,通过不同主体间的对话和各个要素之间的视域融合[23],超越个体的局限,进而达到与事实无限接近的“真相”。
参考文献:
[1]Oxford Dictionaries. Post-truth[EB/OL]. 2016. https://www.oxforddictionaries.com /press /news /2016/11/15 /WOTY-16.
[2]李玮,蒋晓丽.从“符合事实”到“社群真知”——后真相时代对新闻何以为“真”的符号哲学省思[J].现代传播,2018(12):50-58.
[3]陈波.逻辑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4]童兵.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5]蒋晓丽,李玮.从“客体之真”到“符号之真”:论新闻求真的符号学转向[J].国际新闻界,2013(6):15-23.
[6]迈克尔·舒德森.陈昌凤,常江译.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7]胡翼青.后真相时代的传播——兼论专业新闻业的当下危机[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28-34.
[8]黄旦.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J].国际新闻界,2015(1):75-88.
[9]哈丁.夏侯炳,谭兆民译.科学文化多元性: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认识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10]杨永忠,周庆.后现代主义哲学视野中的女性主义认识论研究[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8(3):10-15.
[11]吴晓春.新闻真实性的重新审视[J].当代传播,2005(4):45-48.
[12]沃尔特·李普曼.闫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6.
[13]马嘉.新媒体技术背景下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困境与出路[J].新媒体研究,2018(5):122-123.
[14]闫岩.公民新闻:参与的幻象[J].新闻与写作,2015(6):57-62.
[15]陈龙.修辞术博弈:“后真相时代”的政治传播症候[J].探索与争鸣,2017(4):18-21.
[16]刘梦然.引导与宣泄——后真相时代下的舆论狂欢现象探究[J].新闻研究导刊,2018(9):84-85.
[17]房玉婷. “真相”时代下的舆论引导思考[J].传播与版权,2017(7):6-7,11.
[18]Silvio Waisbord. Truth is what happens to news[J]. Journalism Studies,2018(6):1866-1878.
[19]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陆佳怡,孙志刚,刘海龙译.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a.
[20]比尔·科瓦齐,汤姆·罗森斯蒂尔.刘海龙,连晓东译.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b.
[21]杨丹妞.走出“洞穴”:后真相时代的反转新闻[J].中国报业,2018(22):23-24.
[22]蓝江.后真相时代意味着客观性的终结吗[J].探索与争鸣,2017(4):10-13.
[23]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推荐阅读
相关新闻
- 评论
- 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