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长期以来，将“舆论监督”狭义理解为“负面报道”的现象较为普遍。这种理解仅看到“舆论监督”的批判形式，却未察觉其所隐藏的“正面效果”。更有甚者，将“舆论监督”与“正面报道”完全对立起来。“舆论监督”与“正面报道”看似形式迥异，实则这两者同理、同向并同力。

关键词：舆论监督；正面报道；同理；同向；同力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07-0000-03

一、“舆论监督”与“正面报道”的同理性

（一）“舆论监督”的出发点：揭露错误，剔除毒瘤

新闻媒体要直面社会问题，这是社会共识也是媒体责任。媒体对社会问题进行曝光，其目的是通过发现问题，从而发挥媒体的社会规范功能。以往的“食品安全”“山东疫苗”以及现在的“大数据杀熟”等事件的曝光就是在发挥舆论监督剔除社会毒瘤的作用，以此维护市场的秩序，并且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排除致命隐患。

在以“微博、微信、论坛”等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时代，“舆论监督”开始呈现出“亲民化”的特征。“亲民化”表现在公众依靠微博、论坛等平台自由表达对于热点事件的态度及意见，这种态度及意见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到相关部门或者当事人的回应。当前，“网络舆论监督”正在成为常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传统媒体监督”并驾齐驱。

（二）“正面报道”的出发点：宣传典型，鼓舞人心

“正面报道”的主要职能是宣传典型，引导舆论，促使社会公众的所作所为合乎道德规范。“正面报道”最为常见的便是“正面典型报道”，对社会生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事物进行新闻报道。对“正面典型”的报道应遵从新闻的真实性，防止拔高典型形象而造成新闻失实现象的发生。

“正面报道”多数是正面宣扬先进的人物、事迹、成功的经验等，从而达到鼓舞民心的目的。据人民日报2018年3月追记复旦大学教授钟杨的报道，公众深深地被《一粒种子造福万千苍生》[1]的报道深深感染，报道中对其生活细节、西藏探索、师生寻种等进行详细描述，刻画了其坚定信仰、无私奉献、不忘育人初心的形象，其散发出的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鼓舞着更多奋斗着的人继续前行。媒体通过报道此类典型人物事迹感染公众，使之努力奋斗。

（三）同理性：“舆论监督”与“正面报道”均遵循“真实性”原则

“舆论监督”与“正面报道”的同理性是指两者必须共同遵守的理论原则，即新闻“真实性”原则。新闻工作者应当将“真实”作为新闻采访、写作以及编辑等各个工作环节的第一信条，因为只有在保证“单个真实”的基础上，才能保证新闻的“整体真实”[2]。无论是“舆论监督”还是“正面报道”，这两者都必须建立在“真实性”的基础上。“舆论监督”对于真实存在的社会不法以及不德事件进行批评曝光，从而印证此行为不符合国家法律或社会道德，应该鼓励公众去追求它的反面，这是“舆论监督”正面效果的体现形式。“正面报道”以正面宣传为主，但它同样也具有负面效果。比如，在报道事实的过程中进行添枝加叶地夸张报道，就违反了作为记者的职业道德规范。所以，无论是“舆论监督”抑或“正面报道”，都需本着真实性原则去进行揭露或宣传，这便是两者的第一个内在联系——同理性。

二、“舆论监督”与“正面报道”的同向性

（一）舆论监督：批评的角度，建设的目的

“舆论监督”是从批评的角度进行负向报道，从而论证其对立面的合理性以进行建设性报道稳固局面。“舆论监督”的效果一般有两面，即正面效果与负面效果，常见的负面效果表现在选题策略、报道策略以及播出策略等方面，具体表现为：视点错误、分寸拿捏不当、不合时宜以及地域或领域的失衡。在新闻报道的过程中，新闻工作者应该避免“舆论监督”的负面效果，使其正面效果有效地发挥出来。

新闻媒体肩负社会责任，这便决定了新闻舆论监督必须具有建设性。新闻媒体具有引导舆论的功能，所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所有媒体不可推卸的职责与任务。新闻舆论监督要注意立场与方向的问题，只要正确把握立场与方向，就与新闻舆论监督的建设性相契合。这种建设性要求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的同时，应该注重动机、讲求方法，还应该注意舆论监督的效果，保证在揭露批评后有关部门能够提高认识，改正错误，完善工作，促使问题解决，从而使公众对舆论监督抱有信心和希望。

（二）正面报道：肯定的角度，宣传的目的

媒体进行舆论引导的常用手段包括舆论监督与正面报道，其中正面报道的效果，直接影响新闻宣传的效果。“正面报道”基于肯定的角度对能够反映时代进步、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言行、优秀的先进个人或者集体进行报道，正面引导社会公众在现实的生活与工作中作出正确的决策。结合当今我国媒体进行正面报道的现实情况，我们可以发现正面报道存在过度肯定，过度宣传的倾向性错误，具体表现为：重形式轻效果、内容脱离实际、报道方式老化，这表明“正面报道”也存在不能跨越的雷池。

（三）同向性：形式的反向，目标的同向

“舆论监督”与“正面报道”为何会呈现表面反向的错觉？

首先，“舆论监督”的批评形式过于深入人心。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的有关报道时，往往对于某个企业或者个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跟踪调查，挖足“黑料”，以便在曝光的时候全盘托出使其陷入危机之中。这样的“批评”使越来越多的企业、组织或者个人针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开始抱有一种“鸵鸟心态”，他们认为媒体是站在了对立面反对他们，这样就把“舆论监督”的批评形式极端化，选择忽视甚至逃避使问题变得更趋复杂、更难处理。

其次，“正面报道”产生的影响普遍表现为积极向上。媒体作为联系政府和民众的桥梁，有义务向民众传达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从这个角度去看，“媒体的正面报道”具有正面引导舆论的价值。媒体作为社会舆论引导的主角肩负着社会责任，有义务去报道生活工作中积极向上的社会面，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最后，通过对“舆论监督”与“正面报道”的对比，发现“舆论监督”被黑化和“正面报道”被支持的两个过程都存在某些极端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舆论监督”与“正面报道”正是这种对立统一规律的体现。“舆论监督”与“正面报道”既是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同时又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这种矛盾对立便是给人产生表面反向错觉的主要原因，和谐统一是源于“舆论监督”与“正面报道”联系的同向性。 “舆论监督”与“正面报道”以正反方向不同形式的报道来揭示两者同向的正面效果，这便是两者的第二个内在联系——同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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