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舆论宣传斗争的利器

——对抗战反攻阶段重庆《中央日报》社论的历史考察

侯茜苑

2019年08月06日08:37  来源:今传媒
 

摘要:“报纸上最重要的东西是社论”,社论作为报刊中最重要的言论。抗战这一特殊时期的报刊斗争性更加突出,俨然成了现实战场在舆论领域的延伸,而社论则是在舆论阵地上进行宣传斗争的利器。本论文以抗战时期反攻阶段的重庆版《中央日报》社论栏目为研究对象,考据详实的史料,结合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对《中央日报》社论进行多维度考察和探析。首先概述报刊及其社论基本情况,接着归纳该报社论的议题设置,并进一步剖析其社论的舆论宣传作用,试图发掘其对当下报刊社论创新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中央日报》社论;抗战重庆;舆论宣传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08-0000-04

一、《中央日报》及其社论概述

(一)《中央日报》的发展历程

《中央日报》作为国民党中央直属机关报,其工作要义是宣传国民政府施政方针以及传达对外政策。于1929 年 3 月 1 日在南京正式创刊。1928年1月1日,上海版《中央日报》创刊,孙科任董事长,彭学沛任总编辑,于同年11月1日停刊。

随着抗战爆发,《中央日报》于1938 年 9 月 15 号迁至重庆出版。1945年还都南京,共出版了7年,中间经历了4次改组。“1947年,该报成立了中央日报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1949年,该公司迁往台湾,3月12日在台北续刊。1997年7月1日,《中央日报》开始推出网络版。”[1]随着网络的日新月异,《中央日报》于2006年6月1日停办纸质报刊,改发行电子报。此后,内部进一步重组,于2006年9月13日以网络形式重新发行。

(二) 社论栏目概况

抗战时期重庆版《中央日报》每日发行一张四版,通常情况下八开纸张为一版,遇重大事迹则发行增刊,栏目设置普遍固定。第一版包含报头、启事及广告;第二版包含为新闻(多为国内新闻)、要闻简报及社评,有时社论一栏改为专论,无广告;第三版包含国际新闻及国内地方新闻,无广告;第四版为副刊及广告,副刊位于报纸上半部分,刊载诗歌等文学作品,广告位于版面下半部分。

社论栏目位于重庆版《中央日报》第二版左上方,栏目内刊发一则社论,包含标题与正文,无作者署名,篇幅较长,几百到几千字不等,其内容为近几日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评论。若是针对专业性极强的问题进行深度剖析和探讨,社论一栏则改为专论,有作者署名,由报馆向各界专家及学者约稿,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诸多方面,并且都为专业人士的视野和见解。专论篇幅通常比社论长,占据版面更大。如1944年4月17日,重庆版《中央日报》第二版专论,作者方知哲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以专业角度从8个方面探讨了空中力量的重要性和空中战的技巧,全文大约4千字,约占整个版面的三分之一。

(三)社论写作特色

社论标题简短有力,言辞辛辣犀利,且态度鲜明。作者往往一针见血地在标题中鲜明地反映自己的观点,使整篇社论充满了力量。如1945年4月20日重庆版《中央日报》发表了题为“时局之最可喜者”的社论,直接对政府日益尊重正当舆论的势头进行称赞,并认为重视舆论工作是当下最可喜的事情。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这样洒脱简洁的标题无不振奋人心,为抗战的胜利制造了形势大好的舆论氛围。这些标题都精悍有力,大胆犀利,敢于亮剑,无情揭露倭寇暴行的同时辛辣讽刺日寇战局,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向群众营造了积极抗日,胜利在望的舆论氛围。

文章方面,结构完整,论据充足。在评论过程中,充分引入论点,为其评论铺垫。如1944年10月21日在“留学生亦应回国从军”社论中,就青年从军问题进行正反双面论证,最后溯古追今回到现实,得出文明社会不存在强制性义务,但同时强烈呼吁留学青年回国从军的结论。整个论证过程立体全面,论据充足,文字朴实,非常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内容上,《中央日报》不仅积极发表号召、鼓励抗战的言论,也没有忘记对前线抗战将士的慰劳与鼓舞,1944年8月8、9两日连续发表社论《向缅甸湖南将士致敬》、《衡阳守军誓死报国》,文章充分颂扬了衡阳保卫战中将士们浴血奋战以及英勇杀敌的精神,言辞热忱动人,为抗战的最后胜利起着不可小觑的鼓舞作用。

二、社论主要议题设置

(一)国内战争局势

报刊作为战争时期联系战场前线与后方的重要纽带,重庆版《中央日报》社论在国内战争局势议题方面主要分为两个内容,即前线战况和后方动态。及时报道前线战况和迅速反应后方动态有利于鼓励后方民众参与到抗日斗争中去,也有利于鼓舞前线士兵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与斗志。

抗战反攻阶段的前线战况社论主要是战场风云动态和抗战整体局势。此外还有对整个抗战过程的论述。其次是后方动态评论,主要包括国民政府对日态度与政策以及人民群众抗日举措等。如就当时开展的学生志愿从军运动进行了系列评述,“送出国远征学生”、“青年军需要精神食粮”、“留学生亦应回国从军”“女青年从军服务问题”“学生从军运动的发展”等社论强烈号召和鼓励青年学生从军参战,为战争反攻阶段的动员和最后的胜利做出了舆论贡献。

(二)国际战争局势

抗战反攻阶段重庆版《中央日报》社论对国际战势的评论,有助于国民了解世界战争格局,知晓国际战场动态。这段时间的社论内容主要涉及德、日、英、法、美、苏等国家的战争和社会状况。此议题可分为国际战事评论和外国动态评论。

国际战事评论主要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远东战场、太平洋战场,特别关注太平洋战争,《中央日报》先后刊登了“纪念太平洋的918”、太平洋战争的新要素”、“太平洋的时代”、“太平洋战争的现势”等社论,对太平战争进行了全面综合论述。

外国国家动态方面主要包括他国政策、情势以及与我国外交方面内容。如1945年1月29日和30日及2月3日先后就中印公路刊登了“中印公路通车”“公理正义的成功”和“中印公路与社会经济”的社论。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中央日报》还积极巩固和维护与反法西斯国家的关系,1945年7、8月连续刊登了“祝美国国庆日”、“祝法兰西国庆”、“祝美国空军节”等社论。

(三)社会民生新闻

重庆版《中央日报》社论在抗战反攻阶段也有很多关乎民生新闻的议题,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包括是庆典、悼念、活动召开及闭幕等。庆典主要有节日庆祝、民间社会团体成立等,悼念主要是殉国战士和祭奠伟人等。如1944年3月12日刊载“国父逝世十九周年”社论,沉痛悼念了孙中山的逝世。

第二方面是关于民众生活生产的评论,包括居民日常生活、市场政策、文化发展、司法行政等。“人民身体自由的保障”“司法制度的改进”“论司法修正原则”等社论充分体现了国民党对民众和司法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重庆版《中央日报》于1945年3月30日刊载了题为“拥护新闻自由”的社论,认为“我们赞成新闻自由,赞成彻底而普遍全世界的新闻自由,且希望此一合理有益之事,能载诸将来之世界宪章,自然,自由以不侵犯他人之自由为界,新闻自由要得其应有之保障,亦有其本身之道德……”[2],这段对新闻自由的阐释对当今无不有启示意义。

三、舆论宣传与引导作用

(一)为政治服务,凸显喉舌功能

抗战时期,《中央日报》一个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就是做官方的发声利器,始终围绕“多作正面宣传,争取主动,以增加我在国际上之信誉。”的宣传目标,维护当局政权,充分发挥喉舌功能。

首先是对当局抗战立场和方针政策的宣传。如1944年6月29日刊登“我们的作战方针”社论,在相继胜利衡阳苦战和孟拱克服后,对我国七年抗战做出总结并进一步强调积极抗战,坚持抗战的立场和方针。对抗战立场和方针的宣传不仅受到了当时中国社会各界的拥护,而且也有助于争取国际支援。除此之外,《中央日报》社论还竭力宣扬领袖,不乏对当局领导人的赞誉和宣传。

(二)提振人心,积极引导反法西斯舆论

在抗战的特殊时期,国民党虽几度摇摆并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但它的新闻媒介一直高呼着抗战到底、牺牲到底,最终坚持抗战。

在引导反法西斯舆论时,《中央日报》在宣传英勇抗敌的正面战场和鼓舞反抗日寇野蛮暴行这两方面起了先导作用。在反抗日寇野蛮暴行的斗争中,报刊评论家们用他们锋利的笔作为战刀,进行着深刻的揭露和砭弊。如1944年2月25日题为“敌寇罪行的调查”的社论,“敌寇对我们国家及人民的罪行...一切破坏我们国家尊严的行为,特别是毁灭我们民众的人间性与民族性的行为,都是不可容赦的罪行。” [3]无情揭露了日寇野蛮暴行,点燃了国人胸中怒火,鼓舞着斗争到底的民心士气。

(三)重视国际关系,维护同盟国之间团结与合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共同的利害关系,各同盟国内的政治、经济及战事之发展成为世界各国新闻报道的重点。

《中央日报》社论在抗战时期非常重视对同盟国的舆论引导,无论是从军事上、物资上还是两国关系上,都作了积极的舆论引导。如1944年7月27日发表社论《国际合作与自力更生》,就联合国贷币金融会议作了三条评述。“我们更需指出国际军队政治的密切经常而永久合作”“我们中国对于互尊主权的国际经济合作,竭力赞同”“所以我们在此国际全面经济合作的时际,提出自力更生的原则。”[4]对国际经济合作了作了积极舆论引导。《中央日报》还积极拉拢与强国的外交关系,以谋求友好稳定的外交关系,特别是美国的宣传。此外还不乏对美国战绩的赏识、对美国领袖的赞赏、庆祝美国等言论,如“战绩辉煌的美空军”(1944.11.16)“欢迎华莱士副总统”(1944.5.22)“美国需要罗斯福”(1944.11.9)“祝美国国庆日”(1945 7.4)、“祝美国空军节”(1945.8.1)等社论无不体现出对美国的赞誉和吹捧。

(责编:陈原原(实习)、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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